三

孙文还认为，北方户口大幅度上升和南方户口大幅度下降，“这是考察明初户口升降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基本事实，但迄今似乎也未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这个论断我们认为也值得研究。从官方户口统计看，在明中叶以后确有南降北增趋势，但这一趋势至少在明初还不十分明显。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注意了。很早以前王崇武通过《明实录》《大明会典》及《明史》等书所作的从洪武、弘治到万历的统计，已经指出过这种趋势。何炳棣根据《后湖志》所作的从洪武二十六年到嘉靖二十一年的统计表明，这一百五十年间，北方人口增长了一千一百余万，即增长了73%。南方除四川、云南等地外，却减少了一千二百多万 。因此，问题只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

应该承认，明初至明中叶，北方户口确有明显增加。这是与朱元璋、朱棣有意识地加强恢复北方经济和改善南北户口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到明代已十分明显。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区，随着宋元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在明初已有地狭人稠之患。相比之下，江北则显得地多人少。朱元璋为加强北方边防，改变不合理的人口布局，曾不断组织长江以南人民往北迁移。早在洪武以前，朱元璋就曾将支持张士诚的富豪徙往濠州居住。洪武三年又谕中书省臣：“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无田以耕。临濠田多未辟，令就垦为业，给牛、种、车、粮，资遣之，三年不征税。” 从江南狭乡迁往临濠宽乡，官给牛种，三年不征税，这是用经济手段鼓励人民往北迁移。同时还继续使用政权强制手段迫使富豪往北迁移。如洪武四年徙江南豪民十四万田凤阳 ，八年二月宥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 。总之，力图改变南方因地狭民众，劳动力相对过剩，而长江以北因地广人稀造成土地大量抛荒的局面，增加恢复和发展北方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这是朱元璋在洪武时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规模地在北方实行屯田。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诸将分军屯种于滁州、和州、庐州、凤阳。洪武三年在太原、朔州也开始屯田，以后逐年推广。洪武十五年五月，朱元璋命群臣议屯田辽东之法，以图长久之利 。同年八月派唐胜宗、耿炳文屯田陕西 。洪武十八年宋纳献守边策，主张屯田备边，得到朱元璋的赞赏 ，于是屯田遍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淮安及四川、云贵。北方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劳动力投资的增加，为户口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的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政局的安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要之，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这个见解，于当时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孙文对“明初户口的上升是明朝有几十年比较安定的生活，推行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解放劳动力的结果”的传统看法，颇不以为然，说：“我以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明初政治、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认为孙文的上述看法未免有些失之偏颇。

明代北方人口的连续增长，同政治中心北移也有一定关系。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北京，积极加强北方边防，充实畿辅，疏通会通河，保证漕运畅通，继续推行洪武以来的招抚流亡及移民屯垦的政策。永乐元年八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永乐六年又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其中数量最大的又是地狭人稠的苏松地区：“自国初仿汉徙闾右之制，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当是时，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 赵翼曾盛赞朱棣对北京及北方边防地区的开发说：“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 毫无疑问，朱元璋、朱棣移民实边，移狭乡就宽乡的政策，对于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是否就能得出“自汉以来北方户口逐渐减少，南方户口逐渐增加的历史过程，到明初却开始被扭转，我国的户口从此又开始了相反的过程”了呢？否。因为即使按孙文标准划分的南北两方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比较，也不能证明孙文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从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北方户减八千多户，口增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余；南方户增二万一千多户，口减四百三十七万余。北方户减口增，南方户增口减，并非简单划一的北增南减。从洪武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二年间，北方户增四十三万八千余，口增一百六十七万八千余；南方户增一百四十八万一千余，口增一千二百五十万九千余 。说明南方无论户、口都有大幅度增加，显然与孙文自己的结论相左。上述论断之不能成立，从《明实录》及地方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浙江省洪武十四年户一百四十八万余，十四年达户二百一十五万余，二十四年又上升到户二百二十八万余 。苏州府洪武四年户四十七万三千余，口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九年户五十万六千余，口二百一十六万余；二十六年户四十九万一千余，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余 。即从洪武四年到九年的五年之间户增6%，口增9%强。从洪武九年到二十六年户数略有减少，口数又增9%。苏州是明初移民的重点地区，户口并未因移民而出现减少趋势。其他如杭州府从洪武九年十九万户至二十四年二十一万户，增加了二万余户 。湖州府从明初原有的十七万余户至洪武二十四年的二十万户 ，增加了近三万户。常州府从洪武十年十四万余户至洪武二十六年十五万余户，增加了近一万户 。松江府从洪武二十四年的二十二万余户至洪武二十六年的二十四万余户，增加了二万余户 。从上举这许多府的情况看，至少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户口数还在继续增长。简单地说在洪武十四年后已出现“南北两方户口增减的绝然相反的方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明中叶后，从官方户口统计中反映出的南减北增趋势，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上文所述原因外，还有历史原因。朱元璋政权最先建立在江南。洪武初年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首先在浙江推行的“大军点户”，远比全国其他地区彻底，对南方户口的控制也比北方严密。一旦中央政府对江南户口的控制有所削弱，户口数自然便要往下跌。相反，北方原来的基数就不大，所以增长幅度容易看得清楚。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南北户口统计和税收政策的差异造成的。北方地广人稀，商品经济在明代相对地说不够发达，人口和土地的关系较密切，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非遭受严重天灾或苦于徭役，不肯轻易离开土地。故黄册制度能有效地维持较长时间。南方地狭人稠，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兼并剧烈，越来越多的农村相对过剩人口弃农另谋他业，脱籍很多，国家户籍不易控制，所以黄册制度很难长久维持原状。总之，北方农业人口多，国家易于控制，故北方的户口统计虽也多隐漏，仍较接近实际。南方在明中叶依靠黄册征收徭役已逐渐为一条鞭法取代，人口隐漏的更多。孙文认为造成明代户口北增南减这个绝然相反的现象，“必须从封建国家的控制和农民的反控制斗争中才能求得真正的原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在于，为何在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下，南北两地的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会出现差异呢？这就必须进而分析明王朝建国后所采取的政策及从南北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上去找根源。明代对江南实行重赋，“江南赋役半天下”，剥削之重，骇人听闻。相反，北方的剥削量在明初相对地就要少一些。剥削的加重，阶级矛盾的激化，对南方户口的增长自然会有影响，但在明初这还不是主流。大量事实证明，朱元璋所奉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无论对江南和北方都有积极意义，因而洪武时代的江南户口还是有所增长的。退一步说，即使到明中叶南方户口统计数出现下降，也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口已减少。如松江府，在明中叶是户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实际上户口并没有减少，而是“生齿日繁”，仅四郊十里许“男妇”就不下二十余万。不但苏松杭嘉湖如此，甚至江西、福建一些地区也有人满之患。只不过南方户口的实际增长数，没有在官方户口统计数中反映出来罢了。 n5RL3y1o1UkaOtuIMdOAysLiCPsCx+GKvZJsZe3vihsc9+wWn3NT2kp1MGUuwr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