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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年，全国有多少户口数，历来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因为，明王朝草创伊始，北方和西南地区的统一战争尚在激烈进行，“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其时，朱元璋还无法进行全国规模的户口统计，故迟至洪武十四年，在《洪武实录》中才第一次出现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五万余户的统计数
。《明史》编纂者对洪武初的户口数也持谨慎态度。《明史·太祖本纪》中采用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统计数。《明史·地理志》和《食货志》只记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并指出：“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
《明史·食货志》显然是以《大明会典》为根据的。至于洪武初年的户口数，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孙文根据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所载，断定洪武初全国户口数为一百六十一万余。为便于商讨，现将《农田余话》中的原文整段抄摘如下：“宋熙宁中，总天下户一千六百万，而汉淮以南当千有余万户。前元至元初，国中大比，民数八十余万，及平江南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总南北之民一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三百有六，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洪武初，天下户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可见兵燹之余，比熙宁十之一也。”
我们认为，《农田余话》一书有关洪武初户口数的论述史料价值并不高，而且只是一条孤证。仅从现存的一些统计数字看，洪武初明王朝控制的户数，已远远超过了一百六十一万户。如洪武四年“户部奏，浙江行省民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
。当时明王朝控制地区已“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洪武三四年间，先后见于《洪武实录》的除直隶十四府四州外，已有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广西、江西、陕西、山西、河南、广东、四川等十余行省
。而浙江一个行省的户口数就已接近《农田余话》所载数，可见洪武四年全国的实际户口数不知要比一百六十一万高出多少倍。
那么，“洪武初，天下户一百六十一万”的数字，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联系前后文看，《农田余话》作者所谓的洪武初天下户口数，很可能是指朱元璋政权建立初期被称为“江南”的以应天（南京）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即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及安徽的凤阳、太平、宁国、池州、安庆、徽州等十四府四州地区的户口数。朱元璋是以这一地区为根据地逐步扩大到全国的。应天一带，“明太祖丙申年（1356）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洪武元年八月建南京，罢行中书省，以应天等府直隶中书省”
。据《江南通志》载：“太祖洪武初，江南府、州户一百九十万九千九百，口一千七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
明初的“江南”，确切地说是指直隶十四府四州。永乐后称为南直隶，清初改为江南省。并非如孙文所设想的那样，泛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这直隶十四府四州洪武十四年计户一百九十三万五千四十六，口一千二十四万一千二
。洪武二十四年户一百八十七万六千六百三十八，口一千零六万一千八百七十三
。二十六年达一百九十三万五千五百十八户
。朱元璋政权建立初年户口数自然要低于此数，正好与《农田余话》中所列户口数相近。由此看来，洪武初仅应天等十四府四州和浙江省两地户口数已超过三百二十万户，即比《农田余话》所载多一倍。
在直隶十四府四州中，又以苏州、松江、应天等府的户口数为多。以苏州府为例，“本朝洪武四年，抄籍本府所辖长州等六县计四十七万三千八百六十二户，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一口”。洪武九年，加崇明户增至“五十万六千五百四十三，口增至二百一十六万四百六十三”
。倘若洪武初全国户口数只有一百六十一万户，那么，仅七县之多的苏州府就占了全国总户口数的近三分之一，岂非咄咄怪事！洪武四年，全国有府一百四十一，州一百九十二，县一千一十三
。因而洪武初实际户口数不可能只及元初的12%，或宋熙宁时的十分之一。
总之，《农田余话》中所说的161万户，不但不能代表洪武初全国户口数，也不能代表长江以南的户口数，大体上只相当于直隶十四府四州的户口数。孙文认为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净增9,034,847户，上升为洪武初的661.6%”，可以说根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