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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的出身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史学界并无争议。一般都根据《独醒杂志》、《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等记载，认为他是个“家有漆园之饶”的“中产”地主。一个出身中小地主的人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历史上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因此，人们对方腊的出身问题也没有多去探究。尽管《桂林方氏宗谱》所收元人徐直之撰写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关于方腊为“佣人”的记述早已为人所知，但历代修纂的《淳安县志》皆不采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此说也一向不为人所重视。
到了70年代初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文物》杂志首先把《桂林方氏宗谱·忠义彦通方公传》介绍给读者
。翌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调查组”发表了题为《关于方腊的出身和早期革命活动》的调查报告，全面论述了方腊出身雇农的问题
。这个问题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在当时提了出来，本来是个好事。如果能展开正常讨论也是有益的。但是，不久《红旗》杂志即在“评论《水浒》，反修防修”的专栏下，刊登了署名“史文”的《略论方腊》一文，把研究方腊同“反修防修”联系了起来，把方腊出身问题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
。当时《红旗》杂志的“权威性”是人所共知的。方腊出身雇农说也由此俨然成了不容置疑的“定论”。许多同志对此虽持异议，但皆无由发表。直到1979年，《学术月刊》才同时刊登拙作《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及陈振同志的《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对方腊出身雇农说提出质疑
。1980年4月号《学术月刊》又发表张海鹏、杨国宜两位同志的《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认为“方腊出身于雇工说”还“是可以成立的”。方腊出身问题终于打破了禁区，开始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进行讨论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感到这一问题也的确尚有进一步加以考证和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就几个问题再加探索，以就教于其他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