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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沫若:《歧路》

歧路,俗话叫岔路。本是一条路,走着走着前面分成两条,一条向左,一条向右,我该走哪一条?

在这里,歧路是个比喻,说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去学医,跟日本女子结婚,也得到了医学士的学位,可是他回到上海并未挂牌诊病,而是天天跟几个搞文学的朋友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办刊物、写文章,改造中国人的灵魂。单靠写文章不能养家,他打发太太带着孩子回日本谋生,自己留在上海为理想奋斗。他一面这样做,一面不断自问: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一个歧路算一关,这位日本去来的医学士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屡次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究竟是做医生还是当作家?太太劝他迁就现实,学以致用,他最后的决定是:“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他雄辩滔滔,激昂慷慨,冲破藩篱。

“是亲自把太太孩子送回日本,还是让太太带着孩子自己回去”,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多次反复,他一再想:“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在船上去补票罢。”如果全家一同回去,这笔费用很大,即使筹得出来,还不如交给太太做她在日本的生活费。好在有一个朋友也去日本,恰巧彼此同船,就拜托这位朋友沿途照料吧。太太孩子上了船,同行的朋友还不见踪影,他几乎要上船补票了,在这最后关头,只见一辆马车来到,那个朋友从里面下来了。

临别一吻,太太勉励他好好写作。回家的路上,他对太太充满了感激,一定要创作一部长篇,一部精彩的长篇,弥补对太太的亏欠。长篇小说的题目定下来了——洁光,下船的时候,他又看见太太眉间有圣洁的光辉。他沿途吟诵西方诗人的诗篇,空气中弥漫着文学的音符,仿佛童话世界。可是他又想起来,虽然自许弃医从文,实在并未写出像样的作品,“理想的不能实行,实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虚度光阴,一时又愧悔难当,痛不欲生。回到家中,推开房门,空洞的楼宇向他吐出一口冷气,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是孩子们看残了的画报,断腿缺脚的洋娃娃。他把画报和洋娃娃收进箱子,开箱又见妻子的一件中国棉衣。他拥抱棉衣,轻微的香泽使他隐隐作痛。心怯空房不忍归,他又成了顾影自怜的多情种子。那是郭老的浪漫主义时期,一支笔忽而把读者带进这个世界,忽而又带进那个世界,大受当时文艺青年的欢迎。

然后,展开稿纸——好不容易看见他展开稿纸,他自问:“怎么样开始呢?还是用史学的笔法从年月起头呢?还是用戏剧的作法先写背景呢?还是追述,还是直叙呢?还是一元描写,还是多元呢?还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原来他八字还没有一撇!那时文坛先进就说,现在也还这样说,内容决定形式,你得有一个包法利夫人,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至少你得有个小妇人。他也没有因创作冲动产生的狂热,只是觉得疲劳,脱掉大衣,倒在床上睡去。

最后,小说结尾,写道:“马蹄的得得声,汽笛声,轮船起碇声,……抱着耶稣的圣母,抱着破瓶的幼妇,黄海,金蚌壳……棉布衣裳,洁光,洁光,洁光,……”郭老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为他组织了一个乱梦。

这是短篇小说,篇幅短,故事的时间也短,完全符合文学评论家设定的标准。故事里的这个“我”,早饭后送太太孩子上船,回家后呼呼大睡,只有一天,这一天,我们叫作“小说故事的时间”。故事情节化用了郭老早年的生活史。查年表,郭老1914年反抗包办婚姻,离开家庭,东渡日本,在日本读医科大学,和日本女子安娜结婚,1923年回国,投入新文学运动,时间近十年。这十年,我们称为“生活的时间”。小说把这十年“生活的时间”,盘绕镶嵌于一天的小说时间之内,形成了年轮一样的结构。我在前面说过,这种技巧就是“压缩”,这种写法被称为“横断面”的写法。

“歧路”一词有歧义,“歧义”是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举例来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正在流行一种叫作“新冠病毒”的瘟疫,由人和人接触传染,因此各地政府都颁布禁令,人要待在家里,不能随意出门,叫作“居家隔离”。有才情的人给“居家隔离”换了个名字叫“自我守灵”,守灵是在葬礼中陪伴亲人的遗灵,自我守灵则是人在死亡的背景下守护自己心头的一点灵明,不要焦虑,不要忧郁,不要自暴自弃,一语双关,就是歧义。

郭老的“歧路”,应该是“选择”。小说中的“我”,本来学医,但是他后来选择了文学。孩子到了某个年龄要学习自己穿衣服,先穿左边的袖子还是先穿右边的袖子?从此开始,面临无穷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后果,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冒险。项羽冲出垓下之围,向农夫问路,农夫告诉他“左”。他向左边走,陷入大泽,那是一条绝路。后来有一个指挥官自作聪明,他问路,答案是“左”,他偏向右走,右边有一条大河,也是绝路。所以,古代有一位杨子,他面临歧路的时候戚然变容。

歧路也是错路,成语有“误入歧途”是不是?通常歧路比较窄小,小路不是正路。郭老小说《歧路》中的这个“我”,把医生看得那样负面,但这只是他的私人感受,并非天下的公是公非。我问过一个朋友,当年学医为何选择了皮肤科,他说皮肤科医生没有半夜急诊,和病人没有医疗纠纷。他说皮肤科的疾病只有两种,一种治不好,另外一种你不治也会好。他每天以游戏的心情和病家周旋,心理上没有负担。这些只是杂文笔法,戏剧对话。医生维护全民的健康,即使是某一年代的赤脚医生,他们也有贡献。医学训练是科学训练,现在教育家也认为人不能只有科学训练,特别规定医学院的学生要选修一门艺术课程,让他们也受艺术熏陶,有艺术修养,这样就可以了。更何况,做了医生仍然可以做作家,台湾的陈克华、鲸向海、罗大佑,都鱼熊兼得、左右逢源。看小说《歧路》,里面的那个“我”搞文学十年无成,最后发下弘誓大愿,也不像能够产生惊世名篇,使人担心他纵然孤注一掷也未必是个赢家。

也许,郭老写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歧路”一词的歧义。我们都听说过,订合约要竭力避免歧义,作诗要用心营造歧义。那时,郭老是个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如果他写“我”回到家中,奋笔疾书,一鸣惊人,收到大笔版税,又把太太孩子接回上海,那样就俗气了。郭老把“我”的选择放在成败之间,读者都知道他为文学做出的牺牲,他的太太为他做出的牺牲,后事如何,为他担忧,留下悬疑。

赏析《歧路》,说来话长,这里只谈“选择”。一个故事,以选择为高潮,以悬疑为结局,可以写成很好的短篇。

小说不一定要写正确的选择,也可以写错误的选择,错误的选择也不一定要得恶报,正确的选择也不一定要得好报。选择,前贤教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未必那样幸运,往往只能选择那能够得到的,虽然有害,不能拒绝;放弃那不能得到的,虽然有利,不能保全。《水浒传》中,贼船谋财害命,深更半夜拉起船上的客商:你要吃板刀面还是馄饨?“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这也是选择。

谈到选择,想起一首诗,那首诗还在流行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代表一种选择。有人质问,一个人若是被迫放弃了生命,放弃了爱情,那剩下的东西怎么还能称之为自由呢?自由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有人进一步问,自由怎么会那么重要呢?它怎能凌驾于生命和爱情之上呢?人生也不是只有生命、爱情和自由,还有责任呢,还有信仰呢。

于是民间流传不同的版本:“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老生常谈,好死不如赖活着,倒也不必发出嘻嘻之声。你想,若是自由和爱情都被剥夺,那是多大的压力,有人要自杀,有人要发疯,有人要心肌梗死,有人还是活下来,那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活着一定不能躺平,人类能走出洪荒、建设文明、披荆斩棘、披坚执锐,没有一件事舒服,他们忍辱负重,做出贡献。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讥笑他们?

尊重是一回事,选择又是另一回事,于是还有第三个版本:“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这又代表一种选择。想想罗密欧、朱丽叶,想想梁山伯、祝英台,想想每个村庄乡镇都有殉情的故事。茶余饭后,老年人连声悲叹:这是何必呢?这是何必呢?老年通达,青春执着,也是代沟。统计数字显示,人为爱情自杀只有一次,倘若没死,这人觉悟了“何必”,不会再有下一次。糟糕的是,殉情的人多半下了最大的决心,使用了最致命的方法,再也不需要第二次。

理论上还有一种选择——爱情、自由、生命,他都不要,那就是遁入空门,这种小说很多,已经成了老套,我不建议采纳。或者爱情、自由、生命,他都要,这种小说怎么写,我没见过。汉朝人传下来一个小故事,“东家食,西家宿”,有些近似。

“东家食,西家宿”:女孩长大了,东面有个家庭托媒人来,西边有个家庭也托媒人来,“你们家的千金嫁给我们家的小子吧”。东边这个家境富裕,但是儿子相貌丑陋;西边这家是个帅哥,但是没钱。女孩的母亲问女儿愿意到哪一家去,女儿说,她希望跟帅哥住在一起,每天跟那个有钱的人一同吃饭。

汉朝有个人叫应劭,他留下一本书叫《风俗通义》,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今天有几个人读过《风俗通义》?今天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小故事?它由汉朝流传到现在,以后还要流传下去,生命力如此强韧!我们今天谈小说、写选择,应感谢应劭先生留下这一件文化遗产,可以供我们继承发挥。你可以用这个小故事做骨架,生肌长肉。你可以写这女孩终于做出了选择,嫁到东家或嫁到西家。学习嘛!你也可以写了一篇再写一篇,先写她嫁到东家,后写她嫁到西家。 ltKblPFEqIiB2+iUVes5Zk6hx1OxaMtCzS6SpM3+lC9WtjXjwJqCpfi9VYcSTd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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