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哲学面向及其实践价值

第四届人文地理学沙龙的组织者刘卫东教授邀我谈谈哲学层面的问题，我的发言题目叫作“地理学的哲学面向及其实践价值”。“哲学面向”的“面”就是面貌，“向”就是倾向，地理学的哲学是一个什么样子？地理学哲学的倾向是什么？首先，我想从一些实际问题说起比较好，就从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实际问题——我国耕地的非农化问题切入吧。我国耕地的非农化显然跟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已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西方地理学对此类问题有深入研究。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与它的哲学思想有关系，我们应该考察这些哲学思想对我们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有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会讲讲地理学的哲学面向。最后，回到耕地非农化这个实际问题，看看西方哲学思潮对于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有何借鉴。

中国正在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耕地的转换非常剧烈。那么它的格局，它的过程，它的驱动力怎么样？这是地理学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种转移的后果怎么样？对中国来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减少。我们既要吃饭又要建设，既要满足食物安全的用地需要，又要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的用地需要。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此外，还需要生态退耕，保证生态安全。耕地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可能就反映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等的区域差异。实际上在我国历史上，耕地问题一直与很多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我要补充一句，“土地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我国的土地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土地承包打开了缺口。我们耕地的非农化和农民的非农化不同步，导致很多问题。农民的耕地被征用后，成为所谓的“三无农民”，即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土地转移的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开发商获得了巨大利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但是农民利益被剥夺。再有就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晰，政府征地很容易，以很低的代价征用，以很高的代价卖出，容易产生很多所谓寻租空间。我们的土地管理涉及不同的部门，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行政结构上有掣肘现象。中央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宏观调控的考虑，强调耕地保护；但是地方政府则注重经济增长和所谓政绩，需要加大耕地转换，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耕地过度转换的趋势难以遏制。这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社会结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出现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走过了这样的阶段，他们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呢？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土地利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地理学研究土地利用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哪些变化？

西方地理学迄今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启蒙运动。从洪堡和李特尔开始了现代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基本同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地理学的计量革命，实际上是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革命，主要目的是形成普遍的法则，能够预测，以指导实践，这是科学主义的重要原则。然而，有的东西可以预测，有的东西没法预测。实证主义不能包打天下，于是出现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反思，主要思想是认为实证主义缺少社会内涵。例如，上文提到耕地转换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反思形成了第三个重要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反思就是转向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哈维。哈维早期的《地理学中的解释》集实证主义地理学之大成，被称为地理学的“圣经”，但是他本人却放弃了这个立场，转向结构主义，转向激进地理学，研究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社会不平等、不均衡发展等。另一个重要的反思是走向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质疑实证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模式，实证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对一切事物都要建立起模式，以简化问题。如果对社会和人建立模式，往往就容易脱离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二是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这两个前提都跟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人不是机器，社会更不是机器，因此需要研究人本身，研究社会本身。科学追求价值中立，而人文主义认为这种中立做不到，而且本身违反科学的基本精神。西方地理学第四个重要阶段是后现代地理学。所谓后现代，是要对传统的解释社会进步的那些哲学进行反思，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对科学本身进行反思。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研究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谈论的地理学的哲学面向主要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第三个阶段的哲学思想。

哲学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这里主要谈方法论。地理学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一个叫科学主义，一个叫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人本主义地理学就是Humanistic Geography，也翻译为人文主义。我对人本主义地理学作广义的理解，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地理学也归纳进来，将前文谈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看作狭义的人本主义。

传统地理学的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现在也基本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哈维说“地理学长于特色，短于理论”，简明生动地指出了地理学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实质。实证主义不满这种状况，要从经验走向演绎。实证主义方法论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形而上”，所谓“形而上”不是一般的感性知识，不是一般的经验现象，需要提升，需要抽象。第二，要揭示普遍规律，要建立法则，或者说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种法则。第三，要“证实”，要用经验数据来证明假说和定律是正确、真实的。第四，形式逻辑和纯数学，需要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推导，最好能用数学公式，地理学的实证主义追求的恰恰在此。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相信，任何一门学科只有用数学表达以后才是科学，他年轻时曾写过《数学手稿》。第五，要有事实，有可观测到的现象。这些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要义。现在自然地理学基本上是按照这套原则在做，经济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向也基于此。

那么，后来为什么要对实证主义地理学进行反思呢？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有一些固有的问题。首先，逻辑实证主义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是有些学科，尤其是地理学这样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乃至地质学、生态学之类的自然科学，都不似物理学那样是严格意义的分析性科学，而是综合性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很复杂，很难限定，很难建立定律。例如，美国地理学家托伯勒（Tobler）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每一事物都跟其他的事物有联系，越是相近的事物联系越紧密。该定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什么叫作联系？如果按照几何空间的距离衡量，按照物质联系衡量，托伯勒的陈述可以算得上一个“定律”，但是又有点像常识。如果说到精神空间上的距离和联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推翻它（即“证伪”）。我与我的邻居的几何空间距离很近，但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跟我的兄弟姐妹相隔千里，关系却很亲近，联系很紧密。地理学第一定律不能解释这种“距离”和“联系”的关系。所以，对于综合性科学来说，要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建立普遍规律是比较难的。至于地理学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用数学公式表达定律，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观点，恩格斯对此有个解释，说自然界不是数学，那么社会就更不是数学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

其次，要用观测到的事实来证实定律，但观测是依赖理论的，即观测到的事实和数据并不一定是客观的。地理学研究所需要的数据，首先要考虑应该采集哪些，需要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必然要根据一定的理论。获取数据时采集数据的仪器设备，也要按照一定的理论和目的设计出来。在什么地方采样，在什么时候采样都要有一定的理论根据，所谓“观测渗透理论”，观测到的并不一定是绝对客观的事实。比如，我最近参加了两个项目的评审，都涉及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输出泥沙的来源。一个研究结论是其主要来源是沟谷；另一个研究结论认为主要来源是坡地。这两个结论都是通过严格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模型模拟等过程得到的，但是结果截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可能在于他们采样理论不一样，手段不一样，仪器不一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逻辑实证主义并不是像它本身所说的那样“客观”。

最后，它要充分证实，就是我们熟知的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从经验的角度来说不错，但是按照实证主义自身要求的逻辑严密性来说存在漏洞。现在看到的事实只是已经看到的，还有很多没有看到的事实，任何时候都不敢保证以后出现的事实跟现在看到的事实相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只乌鸦是黑的”是一个“单称陈述”，很容易证实。但这只是实事而不是法则，不是定律。“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一个“全称陈述”，可以称为一个法则，是一个定律。可能有一万只、十万只黑乌鸦，但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白乌鸦、花乌鸦。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本身的一个逻辑矛盾。

科学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实证主义。后来有很多科学哲学家想弥补实证主义的这些缺陷，因此出现了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等学派。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只能简单指出，所有这些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主张都不能完全充分地自圆其说。后续还出现了“科学多元主义”（或翻译为“科学无政府主义”），认为科学中唯一正确的法则就是“任何法则都会过时”。科学家应当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要能容纳所有的思想，因为任何思想都有加入到知识体系中的潜力。科学多元主义对科学主义本身提出了质疑，主张方法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性、科学地位的多样性。

地理学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导致引入和发展了人本主义。其中之一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其开创者是段义孚。他批评科学主义“从先前的解放者变成了检察官”。就是说，科学本来是社会进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国倡导科学、民主，进入近代社会，我们用科学来解放思想，解放社会。这是科学的作用，是解放者。但现在科学主义变成了检察官，要由它来判断某一学科是否科学，是否正确，是否有用。如前所述，科学本身并不绝对正确，又如何能完全按照它的标准作判断呢？

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关注“人是什么”和“人做什么”的问题。科学主义强调客观，比较忽视人的主观性，科学主义即使研究人也把人作为机器来研究。但人不是机器，人文主义着重知识的主观性，人是一种有思想的生灵，人的意向性，创造他在其中行动的世界，因此要联系人本身来看世界。人文主义虽然对科学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并不抛弃科学方法，并且认为科学方法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基础。人文主义地理学探索的主要问题是人和环境的关系，但跟科学主义不一样。科学主义可能更注意环境方面，而人文主义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考虑。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探索人与人在其特定空间关联域内的相互关系。人文主义地理学目的不是提高解释和预测能力，而是增进认识和理解，所取得的认识被用来帮助各种人理解自己，从而增进自我认知的深度，改善生活质量。从社会功能上看，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工程规划技术相比，实践作用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快捷。它通过改变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渗透到其他学科和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

结构主义地理学也是地理学反思实证主义的一个结果，主要针对实证主义缺乏对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关怀，所以我把它归在广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中。但结构主义地理学同时又对狭义人文主义地理学过多地强调人的主观性也有所批判。结构主义地理学主张研究社会结构和外部环境，特别强调整体性的研究，强调结构，跟实证主义把现实分解和还原为各个部分的思想不一样。结构主义虽然也强调通过模型和运用符号使我们的知识形式化，但更强调研究深层结构，即研究现象背后的机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中，对认识实际问题比较重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很多对社会不平等、不均衡发展现象做解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解释了当时的社会，而现在社会发展了，出现了很多马克思无法预料到的现象，只能说他提供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现实世界，而不是断章取义地用他的一些语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哈维，他的著作《社会公正和城市》《资本的局限》《资本的空间》《资本的城市化》等都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应用和发展，哈维在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开设的课程就是资本论。西方地理学家在资本的空间转移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我们中国有多少地理学家在研究类似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总之，科学主义有很多流派，人本主义有很多流派，两者的基本途径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各有各的用处。科学主义侧重事物，侧重客体，侧重自然，希望用一种客观的态度，要建立普遍的规律，要有一个因果的解释，这种思维方式非常有逻辑性，要实证，要有理性，这是科学主义一些基本特点。人文主义正相反，可以说它的每一个关键词都跟科学主义相对，它偏重人，偏重主体，偏重人生，承认主观性，还强调个体特征，承认自由意识，尊重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等。激进的科学主义夸大科学方法的功效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例如，《科学也疯狂》提到搞科学的人也搞出了很多荒唐的事；《科学的终结》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思。作为自然地理的研究者，我很尊重科学，但是也必须承认科学主义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研究人生问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缺陷。激进的人本主义也不合适，它顾及了一些人本的问题，但是如果把人的主观性强调到极端，就会走向唯意志论和无规范的浪漫主义，无助于解释和理解世界和人生。因此，在我看来，没有人本关怀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本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我们要把两边的优势发挥起来，把各自的劣势避开出去。我认为要走向“科学的人本主义”和“人本的科学主义”，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

再回到耕地转换问题。目前地理学研究积极而广泛地参与了国际上的IHDP，即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维度计划。其中与耕地转换问题直接相关的是LUCC，即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现在发展为GLP，即全球土地计划。着重研究耕地变化的趋势与动力机制，研究耕地变化的后果，研究耕地资源的可持续性，要采用集成分析与模拟的方法。这里强调分析和模拟，有很强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IHDP还有其他一些课题比如，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全球环境变化的体制、产业转型等，就不是用实证主义方法能全部解决的了。研究与中国耕地转换相关的不同问题，对前面介绍的三个基本途径都可以有所借鉴。

一个就是实证主义途径，它的基础是先建立科学假设，当然这个假设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建立的。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有三。第一个假设，必须将耕地面积稳定在一定水平上才能保证食物安全，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第二个假设，城市化、工业化必然会不断蚕食耕地，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耕地会不断减少；第三个假设，工业化、城市化的用地和粮食安全用地必然发生冲突。我们提出另外的假设，也有三。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满足粮食安全的耕地面积会不断减少；第二个假设，城市化工业化对于耕地的占用是一个动态的、阶段性的过程，到了一定的时候会趋于停止，类似逻辑斯蒂曲线。我们称之为“耕地非农化的逻辑斯蒂假设”；第三个假设，城市化、工业化的用地需要和粮食安全的用地需要未必冲突，可能可以兼顾。

接下来就需要证实这些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根据经验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投入的增加，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力不断提高。比如，袁隆平研究出来的超级稻就使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地提高了。为证实这个假设，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养活一个人最少需要的耕地面积。这个概念说明了保证粮食安全的耕地需要。另一个概念就是耕地压力指数，即养活一个人需要的耕地面积与现在实际上的人均耕地面积的比值。我们采用实际数据做了很多计算，结果显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虽然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减少的；耕地压力指数也有波动，但是总体趋势是下降的。经验数据证明了第一个假设——满足粮食安全需要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当然，按照土地经济学的经典定律叫作报酬递减，随着这种投入的不断增加，会遭遇进一步增产的瓶颈。但是这个报酬递减律现在受到了挑战，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一个命题，叫作报酬递增，在他的著作《报酬递增的源泉》中阐释了报酬递减律已不适用于当代社会，总的趋势应该是报酬递增。

对于第二个假设，根据我国历年实际耕地数量统计和订正得到一个曲线，表明已经出现逻辑斯蒂曲线的趋势，这是经验数据的证明。我们还用形式逻辑和数学的方法来证明第二个假设。经过推导一般耕地转变的逻辑斯蒂模型，用我国的经验数据确定参数，再分析模型的运动趋势，亦得到耕地非农化的趋势曲线。从该曲线上可以看到三个拐点：一是耕地非农化加速的拐点，二是耕地非农化停滞的拐点，三是由增长加速到增长减缓的拐点。以此得出结论：我国耕地非农化加速的拐点出现在1980年，耕地非农化停滞的拐点将会出现在2050年，由增长加速到增长减缓的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此外，基于浙江省从1978年到2006年的耕地面积累计减少数据的研究证明，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逻辑斯蒂曲线趋势。基于这一数据建立了模型，按模型推导今后浙江省的耕地变化完全符合耕地非农化的逻辑斯蒂假设。

这是用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耕地的变化。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与耕地非农化有关的问题，并不是全部问题都能用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来解决。需要用另外两种途径——人文主义途径和结构主义途径来研究，篇幅关系只能简单提供一下思路。例如，农民对耕地转换的感知、农民的生计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府官员对耕地转换的感知，中央政府对耕地转换的感知等问题可以借鉴人文主义的途径切入。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不同步的问题、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行政腐败的问题、产权的问题、行政掣肘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矛盾的问题，则可以借鉴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原载《地理学评论（第一辑）》，2009年 j+GJLUXNDbnx/nBjqOtACogX7WCwL7MpJsQBoPOmCd8CIA05Rf23NJJN8K1LMh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