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思想发展的知识环境和社会需要

保罗·克拉瓦尔的《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简洁明快地勾勒出了当代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线索，特别把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放在知识环境和社会需要的背景下来论述。

克拉瓦尔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教授，2004年获得国际地理学联合会“桂冠奖”（Laureat d’Honneur）。此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仅授2至3人，乃世界地理学界的最高奖，中国地理学泰斗黄秉维先生曾在1996年获此殊荣。与“桂冠奖”同时，国际地理学联合会还为对地理学有突出贡献的非地理学家颁发“行星地球奖”（Planet Earth Award），1996年的得主是布兰特朗和戈尔。前者是《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组织者，时任挪威首相；后者是《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作者，数字地球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始作俑者，时任美国副总统，后来凭其展示全球变暖危害的警世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而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扯远了点，是想说明该书作者在国际地理学界的地位。

地理学思想之古老犹如人类本身，之多样犹如世界民族。也就是这么一位地理学大家克拉瓦尔，才能把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地理学思想阐述得如此简洁明快，深入浅出，使人想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皆大师手笔也。只有对学术思想熟稔于心，而且能高屋建瓴，才能如此厚积薄发。

迄今所见的地理学思想史著作似乎“仅透过理念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来解释”，而忽视了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而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放在知识环境和社会需要的背景下来论述。这使读者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地理学思想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关于知识环境，作者一开始就强调“思想的动态性”，因此，全部地理学思想都联系当时的哲学、社会理论和对自然的认识来阐述。该书按时间顺序梳理出了地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四个里程碑或转折点：第一，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与地理学（第四章）；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对地理学思想的影响（第八章第三、四节），这应该是理性主义的延续和精致表现；第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思（第八章第五、六节），因而出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第四，后现代地理学（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节），更加关注知识的条件、论述的角色及社会情况的文化面向，地理学不再是一种纯技术性知识，它已转化为对人文的反省。该书还以“分析性思维与规范性思维”的比较（第十二章）来总结地理学思想的知识背景。这样的归纳总结，其照顾未必全面，逻辑也有失松散，但视角非常独特，确有提纲挈领之效。作者基本上认为西方思维是分析性的，而非西方传统思维则是规范性的，特别指出“风水是规范思维宇宙论的主要集成，不幸它未被地理学者作为主要的研究”。

关于社会需要与地理学思想的关联，作者在第十一章第四节里简明扼要地从传统生活方式、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组织形式、政府组织、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战争和军队等方面及其发展变化角度，说明了对地理知识需要的变化如何影响着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例如说到传统生活方式与地理知识的互动，抓住“方位”“环境及其可开发的方式”“社会组织与社会互动的空间性”三个关键，要言不烦，使读者得其要领，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点穴”功力。

该书源自作者客座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时，为研究生及年轻同仁讲授地理学思想史课程的英文讲稿，所以是“专门针对中国地理学界学者而构思”的。郑胜华教授主持的中文“翻译工作严谨进行了五年，其后继续奋斗五年，为全文加注近200条，插绘地图及人物约90幅，编辑中—外、外—中对照索引2400余条”。其间又增加了作者在获地理学者最高荣誉桂冠奖后特别加撰的两章，弥补了初稿之“时差”。翻译者的工作同样简洁明快，例如，第九章译注（7）解释“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文字不足一千，却阐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第十章译注（11）解释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宰思想的“历史哲学”，短短三百余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其含义及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可见译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认真严谨的态度。

该书名《地理学思想史》，其实只是西方地理学思想史。虽对阿拉伯、中国和东亚的地理学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且不得要领。一大好处是把英美地理学与西欧大陆（尤其是法国）地理学作了比较，弥补了迄今已引进的此类著作的不足。然而，既以简洁明快为特色，即使对着力阐述的欧美地理学思想史也难免有所疏漏。建议欲闻其详的读者可再读几部译著——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

原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5期 /7qbGJ2FjvCAH7HHOjO8VLDrUt0+T7D94xHRqzLkpPpihoofI1fmOj6Ofrjioe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