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我们讨论“律师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彼时，华灯初上，人心思归，我多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倒不是因为好为人师，而是由衷地担心法学生憧憬律师的意义，耽误了人生的意义，犹如向往爱情，误会了婚姻。可我说完之后并不自信，总怀疑哪里说得不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过后，我又于若干场合好几次偶遇律师行业的终极之问，卷入意义之辩。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律师的意义的讨论，也总是千人千面，莫衷一是。不要说别人，就是我自己，也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给出不同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个问题。也许，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问：当我们讨论律师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在美国报考耶鲁大学法学院，他父亲的好友写信到美国，劝他不要报考法学院，坦言律师工作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

冯先生当时差不多年届而立，不知其对长辈的教诲是否有点不以为然。自古以来，圣贤哲睿贬抑律师者居多，似乎没什么好奇怪的。没想到，入读耶鲁法学院之后，在合同法的第一堂课上，日后出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安索尼·克罗曼（Anthony Kronman）教授，就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律师意义的问题：律师为什么不幸福？

当时，克罗曼教授正在撰写《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研究律师政治家理想在美国的衰落。他劝勉律师像亚里士多德倡导的那样，过善良而道德的幸福生活，不要过欲壑难填的野兽一般的生活，不要被公司化律所唯利是图的“华尔街做派”所裹挟，沦落为受雇于权贵的打手。

这本书，我几乎逐字逐句逐页地读过，究其本意，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名意译为“律师的意义”，字里行间充满绝对真理式的论断，痛心疾首式的控诉，怒其不争式的失望，醍醐灌顶式的棒喝。同样是对弟子们说话，这位克罗曼教授与孔子不一样，他没有孔子的风趣雅致，倒有几分屈原的幽怨、司马迁的义愤。和孔子一样的是，他把从事某项职业的意义等同于社会意义。

依我看，孔子和克罗曼教授所言均有以偏概全之误，我们讨论某项职业的意义，不能仅仅讨论其社会意义，而忽略其人生意义，我们对个人从事任何职业的意义的讨论，理应统筹兼顾社会意义与人生意义。

讨论问题须先界定问题。当我们讨论“律师的意义”，我们首先要厘清主体与客体。如同美学家讨论美的本质，必定会追问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意识。笃而论之，不妨将“律师的意义”界定为“谁从事律师职业，对谁具有何等意义”。所谓“谁”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他人。所谓“意义”可以是人生意义，也可以是社会意义。具而言之，“谁从事律师职业，对谁具有何等意义”可以细分为四个问题：

我从事律师职业，对我具有何等人生意义？

我从事律师职业，对他人具有何等社会意义？

他人从事律师职业，对他本人具有何等人生意义？

他人从事律师职业，对我具有何等社会意义？

此处，我把人生意义理解为主观认知，把社会意义理解为客观存在。如果我现在回答那位北大法学院女生的问题，我会先问她，您问我“律师的意义”，是问我“我本人将来从事律师职业，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还是问我“我本人将来从事律师职业，对社会有什么意义”。或者，您根本就不打算将来从事律师职业，您只是想概括性地知道“他人作为律师职业群体中的一员，从事律师职业对整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如此三问，形相近而义相远。回头看，我那天晚上在北大法学院最后补充的一段话，是片面的、不严谨的、含糊不清的，我在回答“律师的意义”的时候，没有区分主体、客体，也没有把社会意义、人生意义分开。 WNecBJ3OQWFqeEf1Ymwwq2BuTKJdUq+2oQg0IFKeXoXiBW+T+7ey+u9XN5xj8O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