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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游览孔林的记忆不够美好，可能是残阳西下、阴森寒冷的第一印象不佳，最近几年，我又陪亲朋好友穿行过几次孔林。每次过去，我都尽可能选择夏天的上午去，而且是乘车，不再步行。
旧地重游，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两个问题：人情社会如何建设法治国家？儒家文化，律师何为？我想，我之所以反复想起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孔林的风土人情、古碑旧事实在太容易激发游览者的身份联想，比如说烈女碑。
我们去孔林，见到的第二道大门，叫作“至圣林门楼”。
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至圣”指的是孔子，“至圣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孔林，“至圣林门楼”自然就是孔林的门楼。
你看，去孔林挺烧脑的，处处考你的古文储备，考你的封建礼仪常识。
过了孔林的门楼，按照旧时代的仪轨，你才算正式进入孔林。进来之后，你会看到道路右侧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节励松筠”四个字。
节者，贞节也；
励者，勉励也；
松者，青松也；
筠者，翠竹也。
“节励松筠”碑，就是褒扬某位像青松翠竹那样贞洁的女士的纪念碑，通俗地说就是烈女碑。
这位烈女是孔府一个没有过门的媳妇。本来，她已许配给孔府某位公子，奈何尚未成亲，公子病故。遵循“一女不事二夫”的古训，这位年轻的姑娘殉情做了烈女。按照旧时礼仪，没有成亲，就不是孔家媳妇，原则上不能葬入孔林。可是，烈女毕竟是烈女，孔家想出了一个既不违反原则又符合世理人情的折中的办法，挨着孔林，在入口处门楼旁建墓立碑，让这位女士做了一回孔林“看门人”。
“文革”期间，挖了孔子祖孙三代的坟，这位女士的坟墓也未能幸免，烈女碑被砸断，尸骨也不知去处。时光荏苒，当年被砸断的墓碑又回来了，带着裂痕站在那里，默默地迎接八方游客，像个坚强的标志、坚硬的符号，激发不同身份的游客联想不同的时代命题。
孔林不是一天建成的。
孔子去世的时候，虽然葬礼堪称隆重，安息归憩之地也就是一块小小的墓地。孔墓成林可能是孔子生前做梦都没有梦到过的事。
300多年后，董仲舒先生喊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抬高了孔子的历史地位，给孔子墓地添了光彩。然而，孔子墓地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因为这句影响历史的口号变成什么地标性建筑。
我们今天游览的孔林归因于清康熙时期。这位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把孔林扩建为占地200万平方米、围墙长达8千米的世界奇观，他儿子雍正觉得“宣圣林”的名字配不上孔子至圣先师的历史地位，直接把孔林更名为“至圣林”。
孔林越来越大，孔子越来越尊贵，律师制度则离我们越来越远。
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个叫邓析的人，被孔子亲如兄弟的好朋友子产杀了。今天，有人称这位邓析为“中国律师的鼻祖”，为他的死扼腕长叹。今人叹息他死于非命，很大程度上是借他的命运，叹息中国历史早在孔子时代就与以法治国失之交臂。
那个时候，孔子也好，邓析也好，百家争鸣，没有谁一言九鼎，孔子还不是圣人，邓析也还不是摇唇鼓舌、混淆是非、唯利是图、没有节操的讼棍。事实上，邓析的讼棍形象，是在儒家地位逐渐提升的日子里慢慢被塑造出来的。
而且，那个时候，像邓析一样主张法治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人、一个流派。放眼全世界，孔子死后仅仅30年，在世界律师制度的发源地古罗马，十大执政官就把法律刻在广场的十二铜表上，为律师职业的萌芽送来阳光雨露。
在孔墓一步步变成至圣林的千年时光中，律师从未登堂入室，法制是辅助的，以德治国才是主流。律师制度赖以存在的自由、人权、平等、法制，在德主刑辅的时代背景下，你看不到。你能看到的是光芒四射的“三纲五常”“十义五伦”。
你看苏东坡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如果没有德主刑辅的中心思想，没有以德治国的价值观，怎么可能取得导师欧阳修的赏识？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这篇高考作文的启发下，赞叹“可赏可不赏，赏之，是为忠厚；可罚可不罚，罚之，是为刻薄”。
传说中的讼师形象，就是《吕氏春秋》中刻意丑化的邓析的形象，是一个为了一条短裤就挑动老百姓打官司的讼棍，与儒家崇尚的“忠厚”相去甚远。儒家社会对讼师极为讨厌。儒生们指责他们“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把国家搞乱了，把民风搞坏了，是群“言伪而辩”的坏蛋。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的时候，诛杀过一个鲁国大夫，罪名之一，就是“言伪而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