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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过清廷驻美国、墨西哥、古巴、阿根廷外交大臣的伍廷芳，纵然见过大世面，也可能很难想到，年逾古稀还能回光返照，目睹律师制度在中国开花结果。
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去伍廷芳家商量过国事的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之尊，在春天里发出了一则命令，说律师制度向来为“文明各国”通行的制度，希望尽快出台律师法，并任命伍廷芳为司法总长。
在这个破旧立新的新时代，曾经穿戴清朝官服的伍廷芳，穿上西装，走向舞台中央。这位70岁的老翁，不仅以司法总长的身份推动《律师暂行章程》的问世，还任命了中国第一批30余位公办律师，把律师制度名正言顺地领进了中国。
直到此时，“律师”才与“讼师”“状师”“法家”“代书人”分道扬镳。我们今天的律师才可以说，我是律师，不是讼师，不是状师，不是法家，也不是代书人。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虽然律师法有了，民国成立了，皇帝退位了，很多人却不知道近代律师与古代讼师有何不同。我们可以看看袁世凯与曹汝霖的对话，小中见大，感受一二。
曹汝霖是五四运动中的反派人物，晚清进士，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2年司法部成立，颁布《律师暂行章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聘请律师，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修习法律三年以上者，可免试申请律师资格。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为稻粱谋，凭借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经历，拿到了司法部第一号律师证。
一年后，袁世凯延揽曹汝霖出任外交部司长，劝他说：“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曹汝霖说：“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
袁世凯与曹汝霖的这番对话表明，晚清丧钟敲响之后的袁世凯还是那个袁世凯，在袁世凯心中，“律师”还是那个“讼师”。已经贵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律师的理解还停留在皇帝的水平，虽然国家建立了共和制度，设立了律师制度，国民剪掉了辫子，他对律师的看法还是千百年来被人瞧不起的“讼师”。
“讼师”是一个古代汉语的常用词，本来是中性的，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厌讼、讼师本身的不良形象，在岁月长河中，慢慢地由中性词演变成了贬义词。
自唐代开始，讼师一直是被打击的对象，几乎没有翻过身、正过名，长期活在阴影中，面目猥琐。到了清代，讼师依然是一个非法经营的地下行当，从业人员大多是科举落榜生，无路可走，为人刀笔，干了这个丢脸的行当，三天两头被官府打击。清末奇案“杨乃武小白菜案”的主人翁杨乃武，渡过生死劫难后，虽然平反昭雪，但因为刑部认为他与小白菜“同坐共食，不避嫌疑，有失士林体统”，不予恢复所革举人的功名。可怜的杨乃武，失去了举人身份，仕途中断，腿也瘸了，二十年后，沦为讼师，被杭州太守作为“访拿讼师”的反面典型抓捕审讯，关进收容改造无业游民、小偷小摸、泼皮无赖的“迁善所”。
清朝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官司，为了给不识字的人参与诉讼的机会，创设了“代书人”这个职业。皇帝给你合法身份，你要在文书上签字，要对你的名字负责，不要像讼师那样胡搅蛮缠，做搅屎棍。
为什么要用“代书人”这个词，不用讼师，也不用律师？我的理解是，因为你不配用“律师”这个词，也不能用“讼师”这个词贬低你，更不能让人误以为你是讼棍，坏了你的名节。
显然，承担了现代律师部分职能的“代书人”也不是现代律师制度下的“律师”。
今天，我们所说的律师，指的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者考核，取得律师资格凭证，获得律师执业许可，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存在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制度目标，而非代写诉状这样的法律服务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与现代律师制度互为表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现代律师制度，何来现代意义上的律师？
我们所说的律师制度，指的是国家为律师职业群体制定的法律制度，包括国家制定的旨在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了律师的性质、权利、义务、准入门槛，明确律师是什么、可以干什么、必须干什么。
而今，我们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不能抛开律师制度框架下的性质、权利、义务。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盯着为人提供法律咨询，为人写诉状，就会停留于皮相之观，得出古代中国也有律师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