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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非但不是遥远的西周、春秋，也不是距我们更近的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讼师见闻，并不能作为中国律师制度起源于宋朝的佐证。
宋代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记载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学时代，记得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皆因活字印刷术。后来，到法学院读书，再读《梦溪笔谈》，读得兴趣盎然，则因“江西出讼师”之记载。
沈括是浙江人。他在《梦溪笔谈》中说“世传江西人好讼”，字里行间似有一丝戏谑、瞧不起的意味。他提到一本以讼师邓思贤的姓名为书名的书《邓思贤》。此书名为“思贤”，实为“讼牒法”，教人怎样打官司，“其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步步为营，蝇营狗苟，最后直接以涉嫌犯罪威胁人家敲诈勒索。沈括说，这本教科书式的小册子，在“村学”中很受师生欢迎。
若干年后，南宋讼师长江后浪推前浪，学讼成风。有人反笑沈括，江西人固然好讼，他老家培训讼师的民间办学力量也不可小觑啊。比如，有个张某，就是沈括老家名闻遐迩的讼学高徒。
如今的学者，看到宋代民间好讼之风汹涌澎湃，讼学蓬勃发展，讼诗如雨后春笋，想到同一时期英国律师职业群体的形成，可能会感慨万千。
有位学者考察12、13世纪中英两国司法传统的差异，对比中国讼师与英国律师的不同，叹息同样面对古代司法向近代司法转型的历史机遇，英国胜利了，中国却失之交臂。
他说，当时的中国古代司法领先于西欧诸国，也在历史的转型中获得了与英国起点大致相同的机遇。如果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抓住这一机遇，沿着宋代开拓的方向大步向前，中国古典司法传统应该早就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
为什么这么美好的想象不能实现？
原因是宋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理学地位的确立，专制主义的强化，使得明清两朝的讼师生活在社会阴暗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得不到社会的赞誉，活得蝇营狗苟，在诉讼活动中地位尴尬。简单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法律职业的合法性、正当性，律师职业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于中国律师，面向宋朝讼师群体，追问“我从哪里来”，无异于鼠穴寻羊，问错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