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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春秋时期的邓析是“中国律师的鼻祖”，似乎中国律师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觉得此说不妥。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律师”，何谈“鼻祖”？
今人说邓析是“中国律师的鼻祖”，是因为《吕氏春秋》中说他给老百姓打官司，收取衣裤当律师费。
即使《吕氏春秋》说的是真话，也只能说明邓析是一个“诉讼帮助者”，而不能说他是一个律师，因为律师是国家法律认可的依法收费的朝野尊重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邓析这样的“诉讼帮助者”承担了提供法律顾问咨询服务的现代律师职业的部分职能，可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形近神远。
我们看与中国春秋时期差不多同一时的希腊，当时城邦国家雅典，有陪审团，有法庭，有法庭辩护，但我们仍然认为律师职业不曾起源于古希腊，因为他们的法庭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他们的法庭辩护与现代律师制度无关。雅典法庭上的辩护，只是说服陪审团的演说与表演，别看他们的法庭上出现了修辞学、雄辩术，但没有法律知识体系，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赋予辩护者荣耀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获取报酬。所以，虽然雅典法庭外有一群“职业原告”“演说词代笔者”提供了一些类似于现代律师职业功能的法律服务，我们也不会称他们为“欧洲律师的鼻祖”，不会把他们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律师。
反过来看春秋时期的郑国，看邓析等人，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中国律师职业不是从邓析时代走过来的。那么，它会是从更为遥远的西周走来吗？
《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意思是说，命夫、命妇惹上官司，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无须亲自出庭。《周礼疏》解释，如此安排是希望国家在保持司法官员办案威严的同时，也要避免他们的严词厉色亵渎了命夫、命妇，所以，朝廷同意他们派下属或子弟代为出庭。此之谓“代坐”。今人将之解读成中国律师的起源，当然是牵强附会之说，不可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