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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住何先生的时候，他已八旬耄耋，上过一次央视，无意之间成了学术明星。那时候，他的姐姐去世了，他的夫人去世了，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远渡重洋了，他因为骨科疾病、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他说从今往后要习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看似孤独冷清的环境里，他还不忘宽慰自己的朋友：“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
他一直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清华盖新楼，要给他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他婉言谢绝了，说年纪大了，嫌麻烦。有人说，他不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物质欲望低了，还因为“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有什么必要把名字写在房产证上呢？
何先生喜欢把人的行为置于数学、逻辑、宇宙规律之下。参照系一大，人的自大、自负、自以为是陡然之间都变成虚荣，都变成小心机，像井底之蛙一样可怜，像好胜的公孔雀一样可笑。
“把名字写在水上”并非何先生原创，此话源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英文原文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翻译成中文就是“此地长眠者，是一位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或者“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长眠于此”。令人唏嘘的是，这个墓志铭不是别人给济慈写的，而是济慈写给自己的。
济慈比何先生年长两个甲子，他死的时候才25岁，非常不幸。
济慈少时孤贫，与弟弟相依为命，后来在照顾弟弟的时候感染了肺结核。济慈情窦初开的时候爱上了一个18岁的姑娘，虽然订了婚，却因贫病交加未能娶她为妻。为了治病，他听从医生的建议，从潮湿的伦敦搬到了温暖的意大利，可惜半年之后天妒英才不治而亡英年早夭。
他的墓志铭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诗，是他的绝命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觉得他用“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句诗表达他对人生的失望，还有的人觉得他用这句诗致敬了真与美。
我怀疑济慈用这句绝命诗当作墓志铭是悲伤的，哪怕悲欣交集，也是悲多于欣。虽然如此，何先生引用济慈这句诗给我的感觉非常温暖，没有骄傲心，没有虚妄心，天心月圆，万物归一。
不久前，我一个法律界朋友的女儿，在出版何先生口述自传的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意大利语译著。朋友给我寄了一本。我一边无比羡慕地祝贺他教女有方，一边跟他开玩笑：皇皇译著，就人生成就而言，肯定算得上光宗耀祖，但是，若您携女还乡，给每个亲友送一本，亲友们可能会觉得你们父女俩莫名其妙，光宗耀祖的效果当不如企业家回故乡给乡亲们发百元大钞。
做翻译家有什么意思？翻译家就像编辑、律师，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没有翻译家的世界多么可怕。您只能在自己的本土语言中流连忘返，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无论俄罗斯、日本，还是中国，其和西方世界的文明对话，都是从翻译家开始的。如果没有严复、傅雷、何兆武，以及许许多多的译者，我们今天可能依然沉浸在四书五经之中自说自话。
翻译家的社会意义如此巨大，那翻译家的人生意义呢？
一切取决于翻译家自己的理解。就像我们理解“把名字写在水上”是表达悲伤，还是致敬真与美，都无从考证，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想不到还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能形容翻译家。
翻译家的人生如同我们律师，都是“后排”的人生。律师职业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律师，你可以认为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无所谓意义，但你不能否认一个平凡的律师琐碎冗长、劳心费力的一天，对法治国家建设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然而，职业重要，个人不重要。在你选择以律师为业的那一刻，你选择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还有你与功名的距离。律师的人生就是“后排”的人生，律师的价值都是“后排”的价值。你一生做律师，你就一生坐在后排。
北京一位知名律所创始合伙人说，律师这个职业非官、非商、非主流。且不论此话有无道理，做律师的主流意识过强，身世之叹则多。特别是非诉商业律师，你可以像张良一样，助力刘邦取得成功，却不能像刘邦一样坐在前排。一个天生前排角色感强的人，做律师很容易怀疑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