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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张祥龙先生的新著《家与孝》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即引发众多讨论。本报就个人家庭经历及《家与孝》相关内容对张先生进行专访。张先生将于今年夏秋之交离任山东大学，在文末，他讲述了在山大的种种经历与离任之际对山大的一些建议。
张祥龙教授于1949年出生于香港九龙，新中国成立后随父母回到内地，幼年时曾在湖北居住，四岁迁居北京，十七岁不到遭遇“文化大革命”，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先生的人生经历可谓曲折而丰富。采访伊始，他向记者谈起了自己 的家。
我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年是北洋大学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北洋大学当时的地位很高，入学很难，毕业更难，但毕业后马上有几份工作由你挑。他进了铁路系统，却赶上抗战全面爆发，每天要冒着飞机轰炸抢修陇海铁路。后来他还与几个同学合办过建筑公司。母亲考上过北大，因为抗战来临，就到了四川，后来毕业于四川大学。她是学数学的，毕业论文还得到过名师指点，并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奖金。二老当年都是尖子，现在说来就是学霸。据我母亲讲，她是从小学开始，一路到大学都是第一，永远第一。有一次考试，她患感冒发烧，只胡乱画画就提前交卷出来，最后是考了个第二还是仍然第一啊。所以我们家特别重视学习，孩子只要学习，一切为他或她开道。
后来出了问题。“文革”前，我们填家庭出身都填“职员”，也就相当于高级知识分子。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调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工作，是高级工程师。“文革”中，有军队的军管，重新审查，因为我父亲曾持有他们所办建筑公司的股份，就把他的成分改成资本家。所以，我从小感觉我们这个家庭非常好，但是由于政治氛围，受到了各方面的歧视。比如我少年时曾申请入团，人家不让，团课都不让上，所以我自那之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
初一还好，我没有特别感到阶级斗争的气息，还做过中队长。回想起来，我们所受教育的最大的缺憾就是，整个学习期间都没有在道德上、礼节上教你怎么做人，而只是一些革命教育。那种教育强调理想，也有规矩、纪律什么的，但是那些东西遇到人生的起伏就守不住了。不过在家里头，父母亲都是非常善良、克己的人，他们本身对我就有教育，尤其是他们的身教，比如母亲的尽孝，这个待会儿再讲。
到我初中后期，“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理论开始盛行。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处长，一个当年上海地下党的纺纱女工，就开始鼓动我们这些子女要跟家庭划清界限。我说我父亲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吗？她说不止！他是boss！当时我们都不懂什么是boss。她说是“老开！老开！”（是上海对“老闆”或“老板”的特殊发音？）。还好，我们家的孩子没有去给父母贴大字报，但很多家庭都发生了这种或那种的“斗争”情况。
“文革”中，父亲被发配到湖北干校去烧锅炉。当时别人烧这锅炉，大家用热水就受限制，比如很难用上热水洗脚；可只要是我父亲烧，开水总是24小时随便用。后来又让他去种树，他为此到处取经，将那地方绿化得多种多样。有一个朋友回北京的时候告我，说有一次到他屋子里去，看到床上床下都堆满了种树的书，叹道：“真是服了！”我父亲就是这样，干什么事都一定要把它弄透做好，所以他建的房子一定会保证质量。多少年后，纺织部的人们还不愿搬离他设计和监造的楼房，都说：“只要是老张盖的房子，我们就住着放心。”
那时候我们并不懂那个氛围的性质，也不知道父母的难处。真正懂事的契机主要是这样两次：一次是“文革”中我自己几次挨整，后来那次还大病一场，回家以后得到父母亲的悉心关照，感受到人间的原发真情。原来的同学，或跟你一块干的人，转回头揭发你，甚至诬陷你，这种事情太多了。那时由我主持办了一份报纸，被批成反动报纸，《文汇报》也发表了批判文章，因此我被关押过两次，经过的事情与《牛棚杂记》所写属于同类。于是那时候开始懂事，父母家里才是真正可靠和可亲的，而且认识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虚假性。第二次是后来自己养孩子时，体会到父母当年对我也是这样的，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顶撞过父母，能够为父母做的尽量去做，虽然我也知道做得肯定太不够了。
后来，父母亲晚年时，看到了我们考上大学、建立家庭、出国。我母亲活了96岁，最后无疾而终，甚至看到她的孙子结婚。这些想必都让他们很欣慰。所以，我父母这一代的结果还算好，虽然中间很多年，他们倍受煎熬。
值得一提的是我外祖父是清末的秀才，之后科举就被废除了。辛亥革命以后，他得到民国当局任命，被派遣到汉口做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官员。后来又考取“一等知事”，被派到山东，做过四个县的县长。五十年代初进行土改，他又是地主又是官僚，就从汉口被揪回到老家关押，在关押期间去世了，这样我的外祖母就处在很不利的氛围之中。
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从香港回到内地，先到广州，后到武汉。到武汉后，我母亲就到乡下把外祖母接来。因为我外祖母为人特别善良，从来都是周济贫苦，所以当地政府也没有反对，后来她还一直有选举权。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小时候，外祖母（我们称“姥妈”）拿着她那张选举证说：“他们是到沔阳（她的家乡）查过的啊！［ 因此才给了我选举权 ］”现在我回想起那个场景，还会很心酸。可以想见当时那种社会压力，但我母亲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到了武汉就把外祖母接来。那个情境我依稀还有印象。姥妈第一次来，我在她膝间来回钻呀玩呀，她就特别喜欢我，从此就是她带着我睡，带着我长，所以外祖母的深厚恩情是我无法报答的！
“文革”前，她老人家辞世。1965年我离开家去外边一个学校上学，过了一个多月她就去世了，没有任何痛苦，早上正在擦桌子，然后一头栽在地上就走了，享年86岁。姥妈是老一辈人，希望入土为安，不愿意火化，母亲就遵循她的遗志，买棺土葬。我后来每年都去祭拜，到现在半个世纪了。
为什么说外祖母“文革”前去世是幸运？我们那个大院里，本来孩子们都在一起玩儿。“文革”开始后，那些干部的孩子们马上穿起了黄色军衣，拎着条大皮带，到处抄家。我亲眼见过一个老妇人，跳楼后死在那里没人收尸。被遣送回乡的也有一些。所以外祖母先走了，我们事后都感到很幸运。要是信老话，那就是她老人家积了德才会这样，不然的话，悲剧是不可免的。
大致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现在我也经常以各种方式，向自己的孩子传达这些家族的信息，希望这种家风能够继承下去。
父系家庭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家庭模式。一位法国人类学家称，父系家庭是“拆散两个家庭来组成一个新家庭”。中国式家庭是父系家庭，就现实生活而言，这种家庭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对此，张教授分析了中国式家庭的 今昔 ——
说到中国的家庭，中国对于家庭的体会、看重和教化，在全世界可能是最出色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拆散两个家庭组成一个新家”这个问题，也许中国古人是应对得最好的，这使得我们中华文明四五千年来一直延续，国破家不亡，文就不亡，然后重建自己的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罕见的。像西方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等，遭到异族的侵略、摧残，在烧杀抢掠中，最后就消亡了，文明再也缓不过来了。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北方被占领，像南北朝、五代十国，还有两次全境被异族统治，但最后文明没有亡，也没有被异文化同化，而是儒家文化继续延续。我看史书，尤其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北方就是依靠这些大家大姓，自己组成大院或堡垒，有自己的护院武装，最后坚持下来，保存了儒家文明，甚至吸引异族改姓。清朝统治者也在大部分境域内采用儒家治国，自身被儒家为主的华夏文化所转化，而这种文化的根基就在其家庭关系中。所以中国式的家庭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如果说像新文化运动所说，中国式家庭里面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面对其他的机会时，历史上的中国人仍然选择了她呢？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对中国家庭乃至人类家庭有很长篇幅的批判，可说是怨气冲天了。我深不以为然。中国家庭在衰败的时候，会暴露出各种问题，其实家庭内部的相互关爱还在，但是人们就觉得难以容忍，因为本来家庭是个安乐窝，一旦出现问题就特别扎眼。就像王凤仪先生，你读他的传记就会了解这种情况。他是清朝末期东北地区朝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在社会底层。当时的东北农村，家庭已经开始衰败，孝道也随之衰落，而王凤仪先生对于孝道的体会和实践都很深入。他立志要重立人根、重整家庭，让中国走向大同社会。他办几百所女学，因为他觉得女人在家里最重要，只要把媳妇教化好，一个贤惠的女子就能支撑起一个健全的家，而健全的家庭导致健全的社会。他也讲男女平等，但那是以家庭为根的。总之，家庭不是“上帝之城”，总可能出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源头也还是在家里，在亲亲而仁、修身齐家里。
家庭关系对人的影响很大，关键在于家庭结构是健全的。所谓健全的家庭是指伦理关系是充满爱意的和有礼有节的，也就是深度合情合理的，再加上儒家教化，所以可以生生不息。你看历史上那些人物传记、亲情诗歌，看《儿女英雄传》《三言二拍》，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中国传统家庭总的来说是美好的。不能只根据个案做判断，比如《孔雀东南飞》，婆婆虐待儿媳，问题是还有无数个家庭不虐待儿媳啊。而且从时间角度来看，这其中有内在的公正性，今天的媳妇将来也熬成婆啊，刚开始你作为子女被父母关爱，将来你长大了去关爱父母，同时关爱子女，而你的子女将来还会关爱你啊。中国人特别强调这种内在的公正和美好，这使得我们的家庭非常有韧性。而且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如果我能够光宗耀祖，能够荫庇后代，那么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就达到了。而什么能够让你光前庇后，那就一定会涉入人格、道德和种种超越性的维度了。这也是我在《家与孝》里一开始就谈到的，西方依靠宗教或其替代品才能解决的人生意义的问题，中国人通过家庭就能够自然、健全、无流弊地解决，当然这其中有时间上的回旋和意义构造。你看，西方通过超越性宗教、唯一神来解决问题，最后产生多少流弊！宗教战争一旦触发，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打得死去活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啊，佛教东来没有死去活来啊，而是最后产生美好，为什么呢？如果中国当时是西方基督教那样的社会，佛教能进来吗？进来以后和本土宗教是什么关系呢？这太不一样了。所以中国传统家庭培育的道德、思想和信仰，能够保持文明的生机和宽容，加之儒家教化，就更有德性、精神性和终极性。为什么儒家教化容易推行？因为它是顺着人的自然性情来讲来做的。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呢？哪个子女小时候不爱父母呢？子女长大以后懂事，也会尽孝，至少知道孝是对的。这样，社会得到教化，舒展的是人类天性，天下就可大治，所以孔子从来都是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啊？给我一个小国我三年就能治理好。他觉得他抓到了这个纲领，纲举目张，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新文化运动给我们戴了很多扭曲事实的眼镜。中国的家庭矛盾，在历史上并不是很严重，婆媳关系是问题，但总是能够解决或缓和。而儒家文化就是建立在家庭内在的合理性之上的。现代社会家庭出现种种问题，就是因为违背人性的文化入侵，崇拜力量，比如高科技的力量、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学说的力量、金钱的力量等等，贬低家庭、损害家庭。中国的家庭经过了多少轮的摧残！以生态系统打比方，已经从森林变成半荒漠了！
中国传统家庭正在解体，但是还有希望，因为家庭还是我们的根、人类的根。只要还没有用高科技改造人类，拔除掉人类亲身生育子女这个根本，碰到合适的机会，儒家的家文化说不定还能繁荣起来。
现实社会存在阶层差异。精英家庭会给子女提供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更加便捷的上升通道，但是平民家庭则不然。这一切似乎表明，家庭是造成后代发展差异的根源之一。张教授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 问题。
文明嘛，拉开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精英和非精英。问题是，如果没有家庭，比如实现柏拉图的理想国，那就平等了吗？即便在现实中实现其“理想”，还是会产生阶层分化。如果只在阶层中搞绝对平等，整个社会还是会分化。马克思曾设想过，共产党夺权后，无产阶级专政，仍然面临不平等，因此还要通过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消除这些制造不平等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把权力和财产还给全体民众。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连常备军都没有，因为军队本身就是特权。西方社会也以平等来标榜，但在美国就看不到真正的平等，北欧的福利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平等，但那种模式能维持长久吗？所以到目前为止，解决平等问题最可持续或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家庭。
如果说家庭、家族这种团粒结构比较健全，那么所谓的贫民就会被家庭和家族往上举。家族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照顾鳏寡孤独。钱穆在《八十忆双亲》里回忆到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孤儿寡母怎样受到家族的照顾，而他父亲在生前还曾与家族中的长老发生过冲突，后来闹到县官那里，由县官调停，可是家族一样照顾他们。最后钱穆有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家族的支持，仅靠他们孤儿寡母，可能吗？
这种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一刀切。社会要尽量给每个孩子以上升的机会，只要他努力，但家庭影响也没办法啊，就像体育世家，从小看爸爸妈妈打篮球，他长大就打得好。搞木雕的，从小看爸爸妈妈搞木雕，长大就容易干这一行，这算不平等吗？一个社会要多元、有机、出路多，尤其是家族和地方社团托底，让最穷困的孩子也有最基本的保障和支持，这个社会的上升通道才能够开放。
还有，儒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应该以现代形式来复活。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和科举根本没法比。公务员考上算什么呢？只能算作低级职员。当时一中进士，最低也是县官，或者是翰林院的翰林，就是一个举人也能够参与政治。所以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应该对社会完全开放，通过当代化的科举让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当然现在也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愿意从政嘛，比如成为民间艺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将一种技艺在家族里传承，将它磨练到精益求精的化境，像有的日本手艺人，做一种木工活，做得极好，别人干不了，他能干，世代家传，那也是一绝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通过以家庭为根的整个社会的多元化、有机化来解决。不要在一股道儿上跑，那样永远不平等，总要排出三六九等。家庭影响是没法避免的。当然国家应该在宏观政策上调控，抑制豪强，减少贫富差距，扶持各个家庭和家族的生存能力，这不同于严格计划经济的一刀切。
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当代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对于同性恋者的压制态度发生转变。同性恋者或者公开同性恋者呈增加趋势。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为合法。张教授从儒家立场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论题进行了 思索。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同性婚姻是否像不少西方人所论证的那样，只涉及当事人，不关乎别人。如果不妨碍别人的话，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同性恋者的婚姻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我的文章论证了，它是会妨碍别人的，比如同性恋者的许多父母、祖父母——期待有自己血缘后代的人——的希望会落空。我曾经无意中看到中国有一个网站，用不少事例说明同性恋大多数不是天生的，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网站是同性恋者的父母们组织起来的，他们感到非常痛心、痛苦，希望子女能够幡然悔悟，回到正常生活中。就此而言，儒家至少应该发声，告诉这些鼓吹同性恋的人，你们不是没有妨碍到任何人，你们会妨碍你们和他人的最亲爱的人。社会上应该有这种声音，但是不必大张旗鼓，以适合于它规模的方式在社会上做一定的讨论就可以了。有的人天生就是同性恋，如果是生理上的、没法改变的，那就不能压制、迫害人家，还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行方便。同性恋是人类历史上一直有的，其边缘化的存在是正常的。甚至按照某些人类学家的说法，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对族群的延续还做出了一些贡献。
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个指标。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大威胁，而是说这个指标反映了现代人的个体主义对于儒家、对于家庭的威胁。同性婚姻毕竟永远是少数，尤其是天生同性恋者。而对于非天生同性恋者，要认清其性取向的后天可塑性，一定的外在影响可以使得他们改变性取向。对于同性恋者，应该给予他们以公正的待遇，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能够追求幸福。整体来说，只要是教化得当、家庭健全，这就不是大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它背后反映出的自由主义的汹涌浪潮，这是大问题。
张教授对于人类家庭的未来表现出深沉的担忧，他认为现代性对家庭造成了根本破坏。面对严峻的考验，儒家应该提高警惕，提出应对的 创见。
现在全球化、高科技化、个体主义化的趋势，对于家庭来讲是不利的。高科技和个体主义，到目前为止是相互配合的，比如网络、手机，鼓励的是个人生存能力的扩大和延长。当然了，通过手机建立微信群，这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系方式，但是总体来讲，它使人逐渐减弱了甚至丧失了要面对面交流的强烈愿望和生活形态，所以我觉得它们对于传统而言，从总体上看是不利的，但是在现在的格局中也有一些局部的好处。
高科技，尤其是它鼓励的个体主义意识，对家庭特别不利，所以儒家未来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适应现在的局面。首先，坚持人类自己生育子女，我觉得这已经是底线了。现在，试管婴儿还是由父母来生养，这就还可以，但是如果这个生养变成了像《黑客帝国》中那样的集约化和操控化的方式，儒家就要坚决反对。儒家要对高科技有警惕、批判和遏制的意识，底线一定要守住，反对高科技版的伏地魔。伏地魔就是痛恨自己的血缘家庭，他通过他的高科技发明比如魂器追求不朽，成立自己所谓新家庭的黑帮团体，以伪家代替真家。再比如基督教，它认为人世的家庭只是进入神的家庭中的一个过渡、踏板，真正的灵魂应该完全献给神，跟自己的父母没有什么关系，父母子女在神面前完全平等。所以，未来就要警惕各种各样的“伪家”出现。
家庭是人类的本性。即便人们去宣传、造势的时候，也往往要依据家庭。像好莱坞大片，这些年来也常常鼓吹家庭，演的是“真家”，亲亲关系符合人的本性，但是它没有孝道，顶多就是夫妻道和亲子道，所以他们的家庭是残缺的，只是一半，没有回头这一半。
未来形势严峻。儒家要看到这一点才知道根本不能够盲目乐观，所以儒家的体制设计和心性修养要对准未来的挑战，然后做出自己的应对。真正的大圣大德，在这方面要有创见，能够应对中国人和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不是说光埋头设计一些东西就够了。
2012年，张祥龙教授受聘于山东大学，成为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如今五年时间倏忽而过，张教授也将离开山大。离别之际，他回忆了在山大的工作经历并留下了对山大未来发展的宝贵 建议。
这几年在山大工作，山大哲社学院给我自由度比较大。我一年就教一门课，其他时间自己支配。我教了四届同学的“哲学导论”，和学生也有一些实质性的交流，不少学生反映他们是学到真东西的。我这门课是原著导读，而且涉及中西印三方，通过交叉视野、比较视野，使他们在多元文化、全球化局面下，能够达到深层的哲理，有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对他们未来的哲学学习可能有一些好处。科研上，这些年我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此外有两本书和一本译作。建立了现象学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相关的全国性会议。所以，我觉得还是给山大做了一些事情吧。
对山大的印象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山东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社会上都叫“老师”，学校里，学生对老师是蛮尊敬的。院里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我也很感激。虽然五年期满，我要离开这里，但毕竟五年不算太短，我对山大也会留有终身的情感上的联系。
我从小时候就领略了山东各方面的好。那时候济南多可爱！父亲在这边工作过几年，我小学暑假的时候过来，看到老城区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大明湖很有野意，不像今天这样各种现代建筑林立，没味道了。但是山东人的淳朴没有改变，比如兴隆山校区的维修师傅们，我每次遇到问题请他们来，都是马上就到，而且尽力帮你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奋不顾身。有一次为了开锁，那位师傅从一个很小的窗户爬进去，弄得满身都是灰，也不求回报。所以山大要把这种良好的民风民俗保留发扬。孔子故里应该有这种气象。
至于改进的意见，我以为山大应该是追求卓越。什么环境能产生卓越的成果呢？那就是给知识分子以自由发展的机会，当然也要有道德上的教化。传统中国社会给儒家知识分子多大的自由！山大一定要像一个近一亿的人口大省办的顶尖大学的样子，要有这种气魄！一亿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了！维特根斯坦生前就发表那么几篇文章，一本小书，对吧？北大毕业的一个数学家，张益唐，在国外当了很多年编外助教，最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问题。人家的大学体制，养你，让你教课，保证你生活得还算体面，能够二三十年在校园里潜心研究，最后一鸣惊人。山大可以吗？你看中了这个学者有潜力，好，他十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你容不容他啊？你得容他啊，“养士”嘛。如果最后他到去世也没发表什么，也就算了。这个自由度就要做好出“废料”的准备，那中间如果真出来几个张益唐，那就真是原创。大学和专科不一样就在这儿。
另外，我听说山大可能要到章丘建新校园。如果是真的，我也有自己的一点浅见，供执行者参考。山大校园在整体设计上要注意深度和多样性，不要一目了然。我刚到山大的时候，为教代会写过一个提案，主要是为如何增加兴隆山校区的多样性而建言。比如沿着马路多栽高大植物，让学校和外面有一个质的隔离，因为学府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一方天地。在校园内部，通过林带、土丘、建筑来构造多样化。这方面北大、清华就比较好，当然这和历史有关，但是山大完全可以去学啊。清华、北大里面就不是一目了然，北大的未名湖、教学区、宿舍区各有天地。现在山大如果要有自己的新校园，它的设计完全可以体现出这种空间的异质层次来，比如挖湖造山，形成起伏；建筑设计上，则有构造曲折空间的作用，等等。不要从行政管理方便的角度来搞横平竖直，切几个豆腐块，要有韵味，要体现历史的传承、哲理思想（比如《易》）和中国园林传统。这些方面还得靠真正有品位的建筑师、艺术家和教育家来共同斟酌，参考中国古代书院、太学、园林，还有西方最古老著名大学的建筑式样和办学风格，来设计和实施。青岛新校区虽然大致可以，但还是嫌单质了些，不精彩。
我希望无论是校园建设还是治校的精神，都应该追求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宽和性，让这学校蕴含着特别美好和动人的景色和精神境界。未来山大要有新起点、新气象。这是我临走前对山大的希望，一孔之见，但是就我的眼界而言，追求多元化、内在的丰富化，才是办学的正道。山大以后要吸收像北大清华等院校好的地方，当然还要努力做到他们做不到的，比如对自己的文化根基的开放、对自己的民族灵魂的开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