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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发表《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文章建议，借鉴“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划出一块地方，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尽可能地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
建议发表后，且不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爱护之心，对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深刻洞察，但开出的药方，极难实施。
十二年过去了。现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现代化方案之外，提供一种新的试验——它保留传统那些美好的生存结构与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点？
本期大参考，我们请张祥龙教授分享他这十二年来对“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新运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赖读者诸君自行体会。
戴志勇： 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特区。了解您的人觉得您是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爱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觉得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现在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祥龙： 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但我对如何实行有了新的思考。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目前人类主流的生存状态很有问题：高科技对人类存在已产生重大威胁，把人类各民族的命运几乎都绑架了。这种科技虽带来空前便利，但导致一些根本性美好的缺失。这就是我提出设立儒家文化特区的两个原因，即应对不测和守住美好。
人类精神的贫乏化是灾难性的。儒家文化特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存启发，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提供一种选择可能。
戴志勇： 人们一般都将现代化理解为理性的运用，人权的保护，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对世界与人生的祛魅等。当然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险、过度商业化，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所批评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物化趋势，根源是什么？
张祥龙： 你说的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观念化理性——根儿上是算计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无上，个体主义的自由追求，生命原初感受如艺术与宗教感受的消退，这是现代性金币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导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种理性的楷模；也必导致“单面人”的生活状态，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维度减少，只能在物质和精神商品中找一时满足。
说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可及的对象——不管是物质对象还是观念对象——才是真实的。智慧者却看出这不可能是终极的真实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周易》讲：“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世界的动态发生本性，生命的内在丰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对象可以穷尽的。这种另类的思维方式就不会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 现代化是否也有一种机制，对物化倾向有一种抵抗与平衡？
张祥龙： 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史家认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参与了现代性的构成。我在美国留学时，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看到一些年轻人热情参与，至少受到熏陶。他们对现代化的物质主义或功利个体主义，所具有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就比没信仰的年轻人要强。虽然他们对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的改造作用，但在美国，人数不是很多。而且这种信仰对现代性带来的根本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较小，达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对家庭的问题的看法。
现代性破坏的首先是家庭，从长远看，这是最深刻的一种破坏。至于关注生态保护、抵制全球变暖等人为灾难，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思潮，但它基本上属于后现代的形态了，与中国前现代的道家倒很有些呼应之处。
戴志勇： 为什么现代性对家庭造成根本破坏？
张祥龙： 以前的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家庭的。即便考科举进城为官，也是源自家庭，回馈家庭。有功名或辞官后回归故里，成为德高望重的乡绅或讲学者。而现代性的经济、法律、教育形态，都在鼓励一种极端的个体主义。发达的高科技和理性算计的经济效益追求，导致全球化的工作模式，人员流动特别大，拉散了原生社团。在这种模式里，家庭越来越小，连核心家庭都越来越不稳定。美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这跟人类的生存结构有关。如无补救之道，这种个人式的生存方式会更加普遍，将来也可能出现一种集权主义的反扑。
戴志勇： 在西方文明里，社群主义的价值绵延不绝，用共同体的价值来平衡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这是否也是西方文明一种内生的“补救”？传统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本位，是否可能比社群主义做得更成功？
张祥龙： 我到美国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美国的小社群，如五月花号为起头的那种，首先是宗教的，大家的关系非常内在。美国从早期建国时就存在的阿米什人（Amish people） 社区，他们本是基督教内的异端，坚持不用现代技术，还在用马车，不用电，车祸了也从不输血；务农，自己办教育……持续了两三百年，非常独特有趣。他们是靠宗教在维系。现代国家不能容忍国教，政教必须分离。美国后来社会结构越来越大，原来的社群关系开始单薄，杜威理想中的大社群（great community）也并未建立起来。
我在美国住过六年，觉得他们大一点的城市就是个体主义生活方式，没有形成真正的社区。因为社群被拉散，使得老百姓对候选人的了解多从媒体得来。所以候选人必须有经济实力，至少是募捐的能力，以便能利用媒体。这样，美国选举选出的往往并不是最合适的人，不像他们早期选举自己的小社团领导人，往往是准确的或“时中”的。
民主不仅是一种分配权力的政治制度，也应该是一种构造人性化人生的生存结构。这也就意味着，从社群的互助共荣关系中赢得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意味着在真民主中，人和人是相互内在联系、尊重、关爱着的，由此而影响到人与人的感受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生存质量。所以，民主是有道德含义或道德前提的。这也是杜威讲的精彩之处。
戴志勇： 我理解，社群主义认同共同体的善在权利之先，不同的社群的正义观会有所不同。家庭家族这种原发社群里，慈、孝是最原本的善？儒家特区是要恢复这种原本的善？
张祥龙： 是的。儒家坚信自己建构的社群——如族群、乡里、地方、小国、大国——是亲亲之仁、贤贤之义的体现。而这种家庭的亲爱关系，社群的正义关系，都是原本的，先于国家体制和个体自主的。现在是个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越来越衰落，可社群主义也提不出非常有效的对治之道来。
西方历史上有过不少理想主义者们的社群实践，几乎全部失败，以色列也搞过一些社区实验，后来也衰落了。如果完全靠理性或宗教来维系，不像儒家，没有家庭源头，很难维持下去，成为乌托邦。
戴志勇： 家庭当然是传统中国人的意义之源。但是否也有压抑人的一面呢？父慈子孝，但父亲若是过于强势，孩子是否也可能受伤害？男尊女卑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现实。
张祥龙： 很多是要调整的。其实，儒家对女性没有根本歧视，讲男女有别也只是内外有别、分工不同，就如同长幼只是年龄之别。但毕竟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女子没受教育，吃亏了。经济权不够，不在外面工作等。
这种调适并不是家庭里不分长幼的“人人平等”，家庭里一定是男女有别，但不是高低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这种角色或分工的不同正是人类与其它灵长类的区别。要将儒家的价值以现代术语、现代思路重新发掘，以此来促生和充实未来的儒家社团，才会更合乎人类本性。
儒家特别强调“孝”。我以为“孝”跟人性实有相关。西方也并没有完全忽视孝。但随着国家出现，更大的社群出现，家庭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古希腊、罗马城邦高于家庭，但对家庭还有尊重；到近现代，用个体主义消解家庭的契约论的说法才出来，认为家庭只是个体之间达成的某种契约，合适就一块儿过，不合适就散伙儿。但当代的经济和文化结构都不利于家庭的“一块儿过”，所以散伙者多，而它对子女的伤害更深更普遍。
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不是简单对儒家传统的照搬，而是要对儒家理解得更深入和进行必要的时代转化。通过特区的思想和实践，发掘和发扬儒家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合理性之处，扬长避短，将其合情合理处调准、放大到“当代波段”上来，重建此种文明的生活和社群。
戴志勇： 孝不光是“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张祥龙： 是的。子女去报答父母，是子女成为完整的人的内在方式与要求。为什么人跟黑猩猩不一样？黑猩猩就没那个意识。由于人类有这种意识结构，会觉得不敬养家中老人心就不安。所以，孝恰恰是人类的本性、意识结构引发出的，而且绝不止于对象性的养亲，而更有人格层次上的尊亲和不辱没父母。
戴志勇： 除了意识结构，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么理解孝呢？
张祥龙：
孝义极其丰富，需要孝子在生活情境里“发而皆中节”
地实现出来。比如“事父母几谏”
，这个“几”是多么微妙！父母有过错，你不可以去指责、去抗辩，那样会搞坏亲子关系，但又不能不管，那样是听任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也没有尊重父母的人格。所以孔子主张要看准时机、依从情境来劝谏，甚至反复劝谏，使父母感不到冒犯地知错改错。曾子让父亲用大杖打昏了也不躲避，孔子痛斥之，因为这种愚从绝非真孝，正足以让父亲犯下杀子大过，孔门孝悌之义也就被扭曲成了可怕、可笑的东西了。新文化运动攻击儒家孝道，皆以这类被扭曲者为靶子。
戴志勇： 有人认为金融市场发达，由社会来管养老，可以让“孝”回归单纯的亲情。在现代社会，“孝”的内容是否有变化？
张祥龙 ：变化自然会有，但首先得先保证家庭的生命形态。去掉家庭养老，会大大削弱亲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用金融支配的社会服务替代子女养老，就不是完整的家庭关系了。人类的意识本性就是要养父母的，这就是最单纯的亲情。
戴志勇： 在一些西方国家，父母跟子女之间相对比较独立。小孩18岁就得出去，找父母要钱得还。但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祖与父帮孩子垫首付房款，虽然孩子也回报，但不是契约关系。
张祥龙： 美国父母把孩子养成，义务就尽到了。孩子再用父母的东西，原则上要归还。子女要帮忙养老很好，但不是道德义务。我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子女直接养父母，住在一个屋檐下侍候的，很罕见。老人或进养老院，或自己照顾自己，或互助，社会给很多方便。他们还在研究能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技术发展跟他们的社会形态是相配的，未来这方面会有长足进展。这跟儒家原来的看法很不一样，当然儒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境调整。适当地使用高科技为孝亲服务，在主流社会中似难于避免。
戴志勇： 儒家文化特区是否有另一种延续性的风险，比如您希望小孩在身边，但他未必选择在特区里。怎么解决？
张祥龙 ：重建礼乐教化，并使区内生活既和谐，又有新鲜的追求。头一两代肯定有这个问题，但代代相传，是有延续性的。在儒家文化特区里，家庭、家族的价值最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最适科技，都会鼓励这种更新后的传统社会形态出现。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是压制人性，以礼或以理杀人，全弄反了。
戴志勇 ：“孝”的内容中是否也要预防“郭巨埋儿”这种极端情形？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他批判的“理”是什么样的理？如何调整理跟情、理跟欲之间的关系？
张祥龙 ：他攻击的不是儒家，是宋明理学中一些偏激的想法和说法，戴震自己也是儒家。他讲的很有道理，宋儒讲理跟情，有时确有分离，造成了恶果。以理杀人，在某些情况下确有发生。但鼓励寡妇殉夫，或从原则上主张灭人欲，根本不是儒家的主张，这会破坏阴阳之和，早在周朝就改掉了人殉。儒家也不反对寡妇再嫁，从先秦以来就是如此。
总之，宋明理学的确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它没有放弃对于基于家族的人——仁——性化的追求，应对佛教和道家，虽不很得力，但毕竟维持了儒家道统于不坠。清代儒家对它的批判，正表现出儒家本身的反省和纠偏能力。
戴志勇： 儒家在不同的权力形态下有不同的调整。董仲舒有复古更化，以天限君权；二程朱熹可能都有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对私天下的批评和部分分权的设想；谭嗣同的《仁学》批判二千年皆秦政、皆大盗；康有为也有君主立宪的想法……您觉得站在政治儒学的角度，在现阶段儒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调适？
张祥龙： 从周到秦到汉，国家政治结构变了。儒家也必须要调整。汉代也想分封，尽管取得了重要成效，如吕后侵凌汉室，如无分封，汉文帝如何能上台？但从主流上讲失败了。我对董仲舒原来的评价不高，现在随着思想的成熟，认为汉儒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东西。到宋明理学后，又有调整。儒家本来就主张公天下，但是切须注意，是以家为本、亲亲仁人为本的公天下，所以《礼运篇》一定要读得仔细，才不会乱解“大同”。孔子认同周文化，当然是主张分权（分封）和通三统的。像这样的抑制专权、和而不同的措施，当代的儒家调适都应该汲取，当然西方的可用经验，如那些平衡权力的办法，也要结合国情地采纳。
康有为（更不要说谭嗣同）根本就不是儒家，貌孔心夷。看完康氏的《大同书》，居然还有人把康有为当儒家，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将此书要旨概括为“毁灭家族”，很有道理。他太激进了，人也不真诚，又无办实事的能力，尽管有时显得很儒家，甚至很儒教，但儒家的事业和一部分名声，就坏在他手上。如果当年变法以张之洞而不是康、梁来主导，那么很可能就成功了，后边的历史也就另当别论了。
戴志勇： 孟子认为，同姓之卿可以换天子，异姓之卿可以走掉。儒家遇到尧舜是特别幸运，遇到桀纣怎么办，对权力的制约有没有好的办法？
张祥龙 ：首先要保证不出现秦始皇，有办法罢免坏统治者，等待好的出现，中常之君也就可以维持大局。
儒家特区在体制上一定要有儒家特点，又要有反馈机制。领导人有问题，有办法把他换下来。一是任期制，一是多元制，执政者和立法者相互牵制。
作为文化特区的治理者怎么产生？立法和监督的代表又如何产生？
假如选举，要以家为优先。家庭是此社群的基本存在单位，所以计票要向家庭倾斜。个人投一票算一票。三个人的家庭，假如都有投票权，共同投一票（这意味着他们达成了一致）就不止于三票，要加权。几个同族家庭合在一起投票，还可以再加权；但又要避免大家族的垄断，家族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分开。这就既保证了个人的一定权利，又能体现家优先，因为家庭和家族生活造就的家意识，能为子孙后代考虑，又为祖先、家庭的名誉和连续性着想，所以具有更长远的时间意识、道德自律和筹划能力。现代中国的一些媒体，污名化家族，好像家族众人合到一起就会干贩毒之类的事，可实际上绝大多数家族都要为其自身长远利益着想，绝不会干这类断子绝孙的勾当。仅靠个人投票选出的民院，跟文院或儒院就是冲突的，会导致社群的分裂。而老百姓的利益，最根本的体现是家庭、家族和家族联合体的声音，只有它们能够有效抗衡专制，包括现代科技和资本化媒体的专制。所以一个百姓院（“百姓”有家族意味），一个贤人院（以儒者为主体，兼顾其他）就足矣，不必三院。它们之间有交接和互补，不全是或主要不是冲突对抗的关系。
区长由百姓院提名，贤人院批准。区长有任期限制，比如两届，一届五年。如果领导者要在文化特区里搞专制，或很没能力，或犯了很糟糕的错误，顶多容忍五年，还可以设制弹劾法条应对极端情况。
体制上防止恶是第一步。还要有办法引发出真正优秀的领导者，即现代的尧舜、文武、周公，造就出好的区民，使整个社区生存变得极其美好，这才是最终目的。
戴志勇： 在文化杂多的时代，有很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这意味着，儒家必须要提供能吸引人的生活形态。
张祥龙： 人性是一种潜能，本身不是完全现成的，对它的实现离不开深远的时间视野。只有在不脱开传统的文化生活中，才能充分展示或调适现代人的人性理解。儒家特区的当代调适，不是站在儒家之外来判断应该怎么做。作为现代人，进到儒家活生生的学说和实践里，自然就会有调整、反思、批判、继承。
儒家文化特区是儒家复活乃至复兴的基地。历史上，儒家有所谓上行路线，也有做社区和文教建设的下行路线，我主张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中行路线，也就是在边缘的小地方，建立自己的社团和社区。儒家历史上就有通三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要保持政治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儒家的自身更新和生命复现准备条件。孔子最想干的就是利用这种多样性，从一个小地方干起，像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那样的“特区”，别的诸侯一看，太好了，敬老爱幼、路不拾遗、公正谦让、民得其生、物尽其性，社会和谐之氛围，如春风化雨。在这种社会里，才真活出人的感觉来了。于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国都被吸引，被美好的生存形态吸引，不仅仅是道德的吸引。与纣王的军队决战前，周族已经得了天下。而且，儒家特区要应对如此多的当代和未来的挑战，需要创立和发展如此多的思想和绿色科技事业，因此那里的健全生活应该是特别有探索精神和多样尝试的，所以其中的人们——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都不会无聊，当然也不会异化式的忙碌。
戴志勇： 儒家已很边缘化，要参与进去，该如何与“主流”生存形态相处？
张祥龙： 儒家还是个游魂，没有真实的生存空间。现在主流社会对儒家、儒教太不宽容。讲软实力时，也讲点传统，讲点儒家，海外学院也叫孔子学院，可是没有真东西啊，叶公好龙。
不要忘了，儒教历史上就有宽容的悠久传统。所以儒家自己对内对外都要有体制上的多元见地。这个时代对儒家特别不利，有的人讲儒家宪政，蒋庆讲儒家三院制。这种全国一体化的政策，曾让儒家很吃亏。儒家特别不适应西方模式造就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在这方面跟佛教、道教都没法比。
一百年前，1905年废科举，1911年改制，可不可以像邓小平讲的那样一国两制，甚至多制？废科举，不全部废，重要的省份办新式学校，在愿意保守的省份或地区，让知识分子和百姓来选择，同意的话就保留科举制，或部分保留。新学校出来的也可以做官。这样一国两制，慢慢自然演化，完全可以啊。
在我所言的文化特区里，要按儒家的理想搞建设，虽然也有调整，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毕竟是儒家主导的。比如，也可以允许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存在，但有一套区法，使儒家的家族价值观有保证。它非常健全，合乎人性，就不怕别的东西来。
戴志勇： 怎么把这些不同的区域拢起来？各自的权利和边界是什么？
张祥龙： 中国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我们有特区基本法。国防、军事、外交，肯定都是中央政府管。儒家现在也不愿意自己管。军事压力是中华传统衰败的重要原因，中央去承担这种竞争性的职能，儒家一定非常高兴，以便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自己喜欢的生活。
此外，文化、经济、科技、生存形态上，文化特区都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刑事案件，得有自己的终审法。体制上一定要有独立性，但是又要与主流社会和谐相处。
戴志勇： 文化特区跟香港这样的行政特区区别何在？它应该跟邦联制或联邦制不同吧？
张祥龙： 邦联制实际还是一个体制。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宪法，但各州根本差别不大，受联邦权力的制约相当大。不像欧洲，欧盟这种形态比美国更有多样性，更像一国多制。
我设想的儒家特区，是一个文化特区。香港是一个行政特区。文化特区的含义很丰富。甚至可以设想，未来有道家文化特区，至于基督教文化特区，他们太强，基本不需要。儒家文化太弱，需要扶持，作为珍稀的文化物种保护，但本身又是一种新生活方式和躲避未来可能的生态灾难的探索。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在美国，只有阿米什人的社区，是另外一个文化世界啊。
我以前的学生在美国访问，我让他们去看看阿米什人的社区。他们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的小学是自己办（中学上完初中就结束）。这不得了，当年争论了很久，看来他们跟国家争到了教育权。得有个法律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冲突就不断。
未来要建立这种文化特区，国家一定要立法，规定清楚权利和义务。领导层要认识到，这是跟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未来有关的好东西。也许有深邃历史眼光的领导者可以具备这种远见。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尧舜怎么是专制的？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崇信一阴一阳为道的思想怎么会歧视妇女？当然要有当代和未来的各种调适，“与时偕行”。
这个特区，虽然也经过调整，如果还是一个活的儒家社会，就会有很多传统的内容，是嫁接在传统之上的社会。
戴志勇： 怎么看待台湾地区的经验？
张祥龙： 台湾地区已经非常西方化、全球化了，佛教非常发达。其中国文化以前还保留得比较好，但个体主义也很强大。
戴志勇： 儒家特区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家庭的价值。但这个家庭，不仅通往国家，也是通往天下的。今天的儒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天下观？
张祥龙： 对，在这方面，我要更突出家庭的原则，“国家”虽然是日本人先用的，但这个词暗示了国之本在家，符合儒家的观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哲学上讲的本体论发生的含义。
为什么还有一个 天下的境界 ？国家的根在百姓。百姓是家族化的人民。“百姓”和“黎民”或“民”不一样。越早的文献，分得越清楚。先秦的时候已经开始混用了。民，按董仲舒的讲法，其义为“瞑”，浑浑噩噩的，需要教化。但百姓就已经含教化之根本了。如果国之本在家，它就有家的原发性、合作性和内外有别基础上的开放性，“修身齐家治国”也就必导致“平天下”，也就是人类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就如同健全家族之间的共处一样。但是，如果国之本在某种宗教、党派或个人，则国与国之间就只有利害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最常见形态就是被零和博弈逻辑所主导的。
未来的社会，如果真能有儒家特区，就能保证既不是民粹主义的，也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一定是大家熟悉、认可的。而被选举、推举出的家族领导人，一般都是办事公道，大家服气的。这完全不是乌托邦。只要未来出现机遇，就可以实践。犹太人等了两三千年，等来一个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等啊。但首先得有思想，让人觉得是可能的，能说服人，才会有人愿意把性命都投进去做这个事情。
戴志勇： 孔子说过“吾从周”，公羊家又说他最后有公天下的理想。怎么理解儒家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
张祥龙： 如果不带现代人的过重的偏见，《礼运·大同篇》里讲“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还是以家庭为根的。主张不仅要亲爱自己的亲人，对社会上别的人也要亲，恰是说要以亲亲为根本，推及别人。
儒家讲得更好的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个人知孝，就不会犯上作乱。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党派和小团体，是人们出于理念和利益结合而成的，公司专注于利益考虑，都比较封闭。家的视野则比较长远，确有超出短期利害的意识维度。只要家庭的孝德有了，时间意识和筹划意识就会被大大拉长，关爱就不会限于自己的一家和一族。
利益团体的共在是内部的，与真正的他者是绝缘的，而家不是。为什么不是？跟孝有关系。这个地方以现代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楚了，起码对我自己就能交代了。
按目前这种全球化和高科技之路走下去，儒家需要一个避难所。我大学毕业后也搞过一段自然保护，生态思想对我很有影响。天道在自然中体现为生态顶级群落，而我觉得生态思想在儒家里更重要——当然是以家为根的广义生态思想。
戴志勇： 哈佛大学的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教授最近有本新书《反对完美》，反对用基因技术改造甚至克隆出“完美的人”，很巧，这个思路与您相通。但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及其生存结构，能否抵挡住这种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呢？
张祥龙： 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尔逊说我们这种人的本性是在石器时代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少人也认为，我们依恋的那种家庭关系，已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了，婚姻家庭必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我们这种人应该升级了。怎么升级？从基因上改造，人机联体，成为后人类，那家庭肯定就没有了。
而我认为后人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它对人类就是一个灾难。有种“地球生态圈”的盖亚假说，讲地球的生命圈是一个整全活体，叫盖亚（古希腊的大地女神名），弄死了就完了，虽然她有很大的恢复能力。地球的蓝色子宫中孕育出了人类的家庭，但不幸，我们咬破了这个茧，正在进入个体化、全球市场化和资本信息化的逐利形态，完全罔顾生命之家的生命需要，这样，地球这个大家庭就会受到严重伤害。人类家庭是地球生态孕育出的最有持续能力的生命结构形态，个体主义的生存策略在其他哺乳类那里早就流行了。
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对地球之家的损害，但没看到人类家庭与这个大家庭之间的根本联系，因为他的只知朝向将来的时间观鼓励了精致个体主义——这是我对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批评。所以，儒家和中国的学者恰恰可以对世界做出一些实质性贡献。这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文化的良知，但这个良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自己丢弃了，对于这种现实，我非常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