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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在儒家文献中甚至在世界文明史的文献中都是相当奇特的，今天我就试图一层层揭示之，并品尝它们的哲理意味，由此帮助我们来理解儒家的历史命运，甚至感受它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春秋》有哪些奇特之处？我准备讲七点：
第一，《春秋》好像有一个“述”和“作”的矛盾。我们知道，孔子说过“吾从周”，表明他认同的是周文化，而且他还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说他在传承历史的文献、文化、道统，但他自己不“作”，自己不写东西，不自己杜撰学说。但是我们又知道，《春秋》是孔门六艺之中惟一由孔子自己独自“作”的著作，也有不少文献支持这个事实。比如《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儒林列传》等等，都讲孔子“因史记作春秋”，讲孔子根据鲁国历史的记载来作《春秋》。孔子晚年回到鲁国编撰“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他的五艺都是编辑、整理，至多加一些说明，但只有《春秋》是自作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孔子为什么要打破以往声称的“述而不作”的思想风格呢？要知道，从《论语》中我们也的确能够看到，他多次和多角度地表现出了这种风格。
第二，“作”的方式也很奇特，即这“作”又是“述”，而且是“极简之述”。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真切著明也。”孔子在《春秋》中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一些学者包括杨伯峻先生等都认为，这是一部大事记甚至就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述”就是记述历史。但是，这记述的方式又很奇怪，即它是极其简约的，因此一再被后人称为“隐”“微”“约”。如果以不同情的眼光去读它，比如像王安石那样，就会认其为“断烂朝报”，不过是对朝廷中一些事情的报道，还因为系连简牍的绳线断烂了，所以显得不连续，里面有许多缺简、乱简。基本说来，直接读《春秋》是读不懂的，或者说是不会很明白的，所以称之为“断烂朝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其中贬抑性的含义。因此，后人就要解释、补充《春秋》，以使之可读。汉代《春秋》有五传，先秦可能更多，到现在还有三个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
第三，《春秋》在孔子的“六艺”中最晚出，而且最残缺，但却最被孔子本人看重。《史记·孔子世家》讲：“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写春秋的时候，他最聪明的学生子夏等人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此时孔老夫子确实有些着急了，或者说发作起来了，写完后就下传给子夏。《孔子世家》接着讲：“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后世的人了解我是因为《春秋》，认为我有罪过也是因为《春秋》。他自己预期，《春秋》传到后世一定会引起万丈波澜，而他自己应当承担，此话是说到绝顶之处了。可见如公羊家讲的，《春秋》中确实有某种“微言大义”。
第四，如此隐微、断烂、诡异的一本“史书”，但却在儒家文明史和中华政治史上发挥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除了子夏对《春秋》的传承，还有孟子的继承和发挥，并且以某种方式直接体现在了《孟子》之中。更重要的是，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春秋》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通过汉儒像董仲舒（及刘向、班固等），说服了当时的当权者如汉武帝（及汉宣帝和汉章帝），然后被独尊，登上了历史的最高点。从此以后到清朝末年，儒家是中国两千年里的正宗，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我们去读《汉书·董仲舒传》中他与汉武帝的问答，就可以看出《春秋》是如何关键。可以说，没有《春秋》的儒家就是画龙没有点睛。
第五，《春秋》总是在儒家面临变动或者时代大变革的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旦儒家被确立，成为正宗，它反而消隐。所以汉代以后一直到清朝中后期，《春秋》学非常寂寞。但是在先秦、汉代、清末甚至在今天，它却活灵活现，要呼风唤雨。
第六，《春秋》的微言大义表面是“寓褒贬”“别善恶”，好像《春秋》用了那么隐微的笔法就是为了蕴含这些褒贬，由此来实现历史的公正。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还未穷尽其中最深的意思。我们去读《春秋》经文，读《公羊传》，再去读《春秋繁露》，会感到其中有许多天人合一、元气蓬勃的东西，还有一些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何休语），即一些让当时人和后人初读之下目瞪口呆的地方，比如“孔子当新王”说、还有“报父仇”说、“天子一爵”说等等。这样的思路好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孔子形象，即一个唯唯诺诺、维护严格等级制度的守旧者，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形象，一种惊天动地、要开辟新天地的形象，如康有为所说，甚至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形象。我和康有为对《春秋》的评价表面上看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内里处非常不同，不过我们今天不讨论康有为的观点。所以，《春秋》似乎极旧、极古，但又极新、极变，一点也不保守。
第七，《春秋》的传承方式也很奇特，分为经文和口说，我称之为“经文和口说的两向性”。也就是说，《春秋经》就直接写在简帛上，但是除了经文之外，在汉代前还有口传、秘传的部分。这种两向结构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接下来讨论。看起来是自造艰难的结构带来了独特的效果，而“隐微”在历史中被放大，最后使儒家在合适的时刻成了大气候。我认为这种传承方式是很前现代的，又是很后现代的，通过后现代的一些哲理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奇特之处。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当时，孔子站在一个悲哀失望的过去和一个迷蒙难测但又是隐含着希望的未来的交接之处，处于极度焦灼的思考中。这时孔子处于晚年，离去世已时日无多。他青年和壮年时有极高的政治抱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对此话的一种解释是：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使其成为周国；另一种解释则要在句末加上问号，即我将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岂止在东方再现周朝？“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可见他急切用世，绝不甘于授徒立说而已。“天生德于予！
我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如周公那样的事业，甚至更高。但是他的一生屡试屡挫，不仅在鲁国失意，就是十四年的周游，几经起伏，几经磨难，终未能遇到明君圣主。晚年在弟子冉求的帮助下回到了鲁国，这时他明白了，在现实中他已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吾道穷矣”。《孔子世家》中载孔子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他的抱负实在很大，河图、洛书只为开创一个新时代乃至新文明的人而出现，孔子说“河不出图”，说明他原本就有那种期待，只是眼看要落空了。我们看到《论语》中有多少话是他用来宽慰自己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等等。可见，此时的孔子处在一个失望、绝望之中，但又不甘心，所以要奋起行动。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行动就包括“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等等。可是他在现实中再次受到打击，鲁哀公十二年，他惟一的儿子孔鲤先他而死；十三年，他的希望之所在，最喜欢的弟子颜渊去世，孔子悲痛到无以复加。《论语》对此有明确记载，这也成为儒家最为悲痛的时刻之一。“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他意中的传人应该就是颜渊，死时才四十一岁，孔子大他三十年，是七十一岁。颜渊死，他的眼前一片漆黑。第二年，弟子子路又惨死于卫，在政变中被剁成肉酱。
孔子一再面临悲苦之事，又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生出巨大的焦虑甚至恐惧。《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孔子在为自己的学说、儒家的命运乃至华夏文明的命运担忧，而这种担忧也确有道理。当时儒家既没有自己的组织，又没有真正的自家经典，只是一种师生关系，而不像后来的墨家，有严格的组织，领导人称为“巨子”。孔子可能也没有想过要建立这种传承的体制，但是他肯定会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他教徒的五艺多属历史文献，虽然极其重要，但不足以让儒家开出一派并且传承久远。尤其是，没有哪一部经典可以使儒家直接地久远地影响华夏的政治，而孔子是一位非常有历史深远意识的圣者，这时候他心中的焦虑就会升华为某种透彻的思考。基于一生丰富卓绝的思想文化经验和从政经历，当他真正朝向自己死亡的时候，如海德格尔所说，处于“朝死的存在”之中时，会形成一种“先行的决断”，打开一种未来的全新可能。于是作了《春秋》，另外就是传孝道或《孝经》于曾子。
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即哀公十四年，他还受到了一个刺激，就是鲁国大臣的车夫（或按另一说是一个打柴人）打死了一头怪兽，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孔子博学，这些人就来请教。夫子看到以后非常悲痛，因他看出这是麒麟，于是直呼：你来干什么？！——“孰为来哉？！”实际上，孔子这是自比于麟了，他本身就想去做人间的麒麟。要知道，麒麟乃仁兽，本应是盛世出现的吉祥之兆，但是在孔子看来，当时正是乱世，所以这只麒麟来得不是时候，也就不被人识，不被人看重，反而被打死了。按照一种说法，孔子由此发愤写作《春秋》；按另外一种说法，孔子在之前几年就开始写《春秋》了，但绝笔于或停止于获麟，所以《春秋》也被称为《麟经》。
麒麟之死唤醒了孔子，使他写作《春秋》：它既是死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的符号、新生的符号。此书的写作中寄托了孔子最深切的临终关怀，在“吾道穷矣”的绝望死地，还是要放手一搏，写出最能传达他生命意义的思想著作，也由此做出传承的安排。《春秋》中一定隐含着非常关键的“孔夫子密码”，破解它，领会它，才能真正理解儒家历史生命之所在。前人讲《春秋》的意义在于拨乱反正，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历史的后果，之所以有这种后果完全靠《春秋》经传本身的思想品质和写作方式。总之，《春秋》是孔子要使自身、使王道和天道传承于世之举，是他在“恐惧与战栗”中找到的生命线。《恐惧与战栗》是克尔凯郭尔的书名，揭示了基督徒在面对上帝时，会产生完全不能理解上帝的恐惧与战栗，比如亚伯拉罕受到上帝的考验，被命令用自己的独生子为上帝献祭。亚伯拉罕被认为是犹太-基督教历史上信仰的典范，但克尔凯郭尔却感到这次献祭中有难于理解之处。这样的考验，人是无法承担的，但是又必须去承担。孔子也是如此，他在晚年作出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也是他在穿越了恐惧与战栗的情境之后找到的一条生命线。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的经典，或者出自创始者本人之手，或者出于弟子们的记述。就儒家而言，前者是《春秋》，后者是《论语》。但是我们看其他宗教或哲学流派的创始者的作品，如《奥义书》《古兰经》《老子》等等，都是创始人阐发自己的思想，或声言是神灵、天道在通过自己来阐发思想。孔子却不直接陈述自己的主张，更不声称是在宣述神、道的主张，而是要记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表面上是纯记述的，毫无个人的主张，但在记述中隐含褒贬。可见，就在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
地表达思想的时候，还是像《论语》中反复记载的那种风格。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就是他的特性，一生中不直接讲理论的话，比如关于“仁”“义”，他觉得直接讲述或下定义难以表达真意。孔子不能不是孟子讲的“圣之时者也”
，他表达自己的主张，一定是以时机化的方式，进入原发性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只能通过时化而将他的意思真切著明地说出来，让他的学生和后人理解。对于孔子来讲，“述”即“作”，“作”即“述”。“述”又不是完全对象化意义上的“描述”，因为这《春秋》经特别地隐微诡异，如司马迁所讲“辞微旨博”。它似乎是一本被故意削减后的残本，好像是人工雕琢成的太湖石一样，留下了不少空缺。比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共六个字，如果脱离了特定的背景则无法理解其要旨。《左传》用了530多个字来解释这句话，也才只让我们明白了其中的事实，至于它含有什么微言大义，可能还要再阐述。一些证据表明，原本的历史记载——比如孔子所依据的鲁国史书——比孔子的记载要多。应该说，孔子当时就知道，这么简约的表达必须要通过解释才能读懂。但是这个残本并非如《红楼梦》那样，后四十回完全缺失，而是让你感觉到，某些信息还被隐藏着，要求你去寻找和解释，由此引发你去填补空白，以当场找到某种答案。孔子相信，正是在这种要找到谜底的努力之中获得的东西才是自己的原意，才是你在生命情境中对《春秋》的真领会，而《春秋》的文字部分似乎总是在邀请有心人去找出合乎时机的谜底。
这是一种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残缺，也是孔子擅长的教学法在他最后作品中的集中体现。若真正了解他的教学方法，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论语·述而》记道：“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的教学法就是时机化的填空法，其中又隐含着对话和潜在引导，引发学生的内在领悟并使其实现出来。它在孔子临终的天鹅之歌中，又用文本表达出来。其实，这种猜谜式、“密码”式的文本现象，在宗教和哲学传统中都有表现。影响巨大的源头性文本，不管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往往具有这种含糊的或不能使人完全知晓之处，也就是含有解释的空间和意义的空白。孔子是一位极其敏锐的老师和善于掂量文本分量的大师，他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文本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春秋》的经文在孔子时就写了出来，形成了《春秋》的传世之本，相当于猜谜中的谜面；而《春秋公羊传》则是孔子口传给弟子的（如子夏），用来引导解谜。孔子一定当时就做了传，传给他的弟子。
而且应该存在春秋的《原传》，在传承中经过种种演变，才出现了后来的《公羊传》《谷梁传》等传本。
孔子为什么不将经文和传释一并写出，放在一起呢？他深知，如果这样就缺少引发性，必须将其分开，一阴一阳，才能使其生龙活虎，阐发出孔子心中活生生的天道思想。这种思想既不等同于历史事实，也不等同于用以褒贬的历史原则。他并不想说任何一种“什么”，他深知那些对象化的“什么”都会僵化，也都会被历史的潮流涤荡，他只想找出一种能够与时偕行的天道仁政的结构，或者是一种能够驾乘时间之潮的结构，作为一阳一阴的中道被人活生生地理解。因此，《春秋》从一开始就有经传的二相性，或文口（文本与口传）对生的传承结构。就像释迦牟尼生前反对弟子们将方言口说翻译成梵文，孔子可能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反对子夏等人将他的原传、口传内容变成文字。我们以下还会说到，口传才有激活力，使经文在口耳相传的传解之中获得血脉生机。
前人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理解的呢？东汉的何休认为孔子这样做是“畏时远害”，也就是如果他说得太清楚，会招来当下的迫害。另外的说法则是：孔子预测到未来秦始皇会烧书，因此用口传躲避过去。我认为这些都还不足以解释文口二相性，而基本同意蒋庆先生对何休的反驳。蒋认为，当时的春秋格局，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思想自由比秦汉高很多，《论语》记载的孔子对当权者的批评有时更激烈，因而“畏时远害”不足以说明孔子的做法。至于孔子能否预见秦火，也要看怎么说。孔子可能预计到，天下形势如果按当时的格局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一个有力者来强行统一，而这种人会害怕儒家的思想生命而迫害之。这种推测未可完全否认，但如果说它会造就《春秋》的传播特点，则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倒是觉得以下几个原因，更有可能促成了孔子作《春秋》的独特方式。
首先，书写下来的经文保证了《春秋》的客观性和传播的有效性，但是如果经传都被书面化，则多半会固化为某种没有时机灵魂的东西，这和孔子的思想性格相冲突，比如《论语》中讲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以他会对完全固定下来的文本，不能充分信赖。第二，他如要用口说的传解（即所谓《原传》）来激活经文，就必须使经文残略，然后用口传补充。第三，即便口传的补充也不是补足，而只是在一种替补的努力中，试图引出最合乎当时情境的理解和有时机性的大义，这就不同于《左传》的详细铺叙。蒋庆先生总结董仲舒的说法：“《春秋》无达例，书事诡其实。”
《春秋》的叙述中隐含着“义”，即价值评价，比如称一个人的字是褒，称名是贬，但并没有一个“义例”——解释义的体例——的有效性能够贯穿整本书，没有这样的普遍化原则或“达例”，比如偶尔称字又不是褒。它的叙事由于“有所刺讥褒讳”
，就比较委曲，比如“天王狩于河阳”
“无骇帅师入极”
之类，不完全是硬梆梆的事实，此所谓“诡其实”。这些都使经文包含有一种“原残”，根本的残，通过它和替补的努力共同构成了理解《春秋》的时机。在孔子设定的这种传承《春秋》的格局中，补充、重复和再现永远是必要的，都是在出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这也是孔子追求的一个文本的最高历史价值和思想效果。
第四，口传的方式具有隐秘性。当时师徒口传的地点也应当是隐秘僻静的，弟子们当场被那些突破俗见的思想激发出神圣感，通过口传的契机与老师成为一体，血脉相连，于是皈依于历史情境向其显示的真理。这样，孔子就使自己的学说和学派获得了超个人的身体感，来弥补儒家缺乏严密组织的弱点。第五，这种传承的效应能够激发不离中道的时机创造性。口说是有家法的，以便保证流传过程中不出错、不遗失。但是因为是口传甚至是单传，在某些历史情境中会生出新的理解。口传者用全部生命相信他的理解是符合夫子原意的，符合天道人道的，在这个时刻会有一些改变，可又不是随意改变。《公羊传》《谷梁传》有些不同，可见这其中是有改变的，但是决不是随意的改变，而是适应历史情境脉络的。这样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就是最有中庸至味的，最能进入天人相参的历时境界。我认为孔子当年就设想到了，只有通过这样的传承方式，儒家才能永远在其内部产生新鲜的意境而不干枯，才能因此而攀上历史的高点，使那时的统治者直接感受到仁义礼智信的活力。这些特点在子思、孟子、董仲舒等人那里都有所体现，也就是孙子讲的：“以正合，以奇胜。”
他们所讲的是儒家很正的道理，诚、仁、义等，同时要以奇胜，而这样一股《春秋》公羊的奇怪旋风的风源就是经文口说的互补对生。通过它，儒家的全部学说摆脱了呆板，赢得了历史的血脉生机，具有了能够翕然兴发、与时偕行的生成结构。
《春秋》中众多异议可怪之论中，最可怪的之一就是新王说，尤其是孔子当新王说，这样看来，它也只能口传。按照公羊家的解释，《春秋》确实是以隐微的方式宣告了一个新王乃至一个新王时代的诞生。比如宣公十六年，它记载了一座位于成周城中周宣王的庙失了火，但是《春秋》一般不记鲁国之外的失火，为什么有这次例外呢？《公羊传》的解释是“新周”，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前朝了，于是按公羊家何休的解释：“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
这里还有通三统的意思，但主要是讲孔子通过《春秋》宣布了新王的出现。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新王朝将旧王朝推翻后，要善待前两个王朝，将其后代封到某个公侯国，如周封夏的后代于杞，殷的后代于宋，以使它们保持自己的“（传）统”，并与新朝一起形成三统，是为“通三统”。在孔子时代，原来是夏、商、周三统，但是因为新朝出现了，夏（杞）就要退出三统范围了（黜杞），周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前朝（新周），而商（宋）就成为了前前朝或老前朝（故宋）。于是，一个全新的王和时代诞生了。
对于这个“新王说”。《孟子》和司马迁的记述都提供了更多的佐证，甚至在《论语》中也有一定的暗示，比如“吾其为东周乎？”句尾用问号，我根本不会在东方复兴周朝了，因为新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
中国的文明命脉在我身上。“河不出图”，等等。这和汉以后及我们今天习惯的孔子形象大相径庭。一般印象中的孔子应该是“从周”（认同周朝及其文化）、克己复礼，讲正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的人，怎么会这样？这岂不是篡逆么？更奇怪的是，一个民间思想者，在落魄之际怎么能幻想凭一部书就能够宣布一个新王朝？还有一个问题，孔子之前的思想和这样的想法之间有重大反差，他的思想方式怎么会如此戏剧性地改变？有人用孔子思想的发展阶段来解释，如蒋庆将孔子的思想分为三十岁以前、五十岁以前和七十岁三个阶段，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如我们刚才所说，孔子在晚年是有一些精神升华和变化的，但是我认为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当然，有的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干脆退却了，比如朱熹，如此博学，但终生不敢治《春秋》，认为此书才说出，便有忌讳。但是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孔子一生抱负何以自现于后世的角度，以及他的“圣之时者”的角度，这个“新王说”好像从大道理上看，也不是不能设想的。如果不是当年孔子自己如此讲的，有哪个弟子敢把这样的学说加到老师头上？那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伟大人物往往都跟为王有关，像释迦牟尼一出生就被预言为王，耶稣被有些人看作是犹太人的王，柏拉图《国家篇》中的哲学王，等等。无论如何，《春秋》没有了“新王说”的话，就像基督教学说中没有了基督的死而复生。
《春秋》公羊学所讲新王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我感到，其一，是新的王道。《春秋》通过它的微言表述、历史和口传，共同表现出一种王道，通过它实现尧舜时代的天下大治和和谐盛世，具有某种永恒的提示力。用其所包含的文化的、语言的、艺术的、哲理的生动结构，指向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但是这样的解释还有些抽象，所以，第二，这个“王”不只是王道原则，而就是指孔子本人。所以存在本身要变成存在者，不能总高高在上。但这里却面临着悖论。“王”就要有王位，但孔子似乎无位；如果认孔子占有理想中的王位，则似乎不符合他的基本素质。“吾谁欺？欺天乎？”
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某种绝望，某种恐惧。后来有些说法要摆脱困境，比如主张孔子讲的“新王”是指“素王”，即有德无位之王，也就是有当王的德行，但是没有实际的位置，所以叫素王。我感到这么解释还不够。如果没有位，怎么能称为王呢？王就必有其位，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位”。
我们要从“王”的意思说起。“王”三横一竖，按董仲舒的解释是能够打通天地人的领导者。所以王绝不止于人间的统治者，比如秦始皇，根本不是王，真王必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要有天人感应。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原生态伦理和原生态政治的沟通能力，当然也必具有原本的公正和仁爱。要达到此种境界，靠当时的霸道，如春秋五霸用力量去干好事，也还是不够的。而光靠恢复周礼，也不行。孔子在作《春秋》时应该已经意识到，外在地恢复周礼，就只是在收拾残枝败叶，不过是一些现成化了的等级制和一套规矩礼仪，而是必须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处，摆脱掉、还原掉一切现成的预设，从“新”开始，也就是说从“元”开始。“新”和“元”很有关系，“元”可以理解为原本、本原。《春秋》中有十二公，每个公即位时都会出现“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话，极被《春秋》学家重视。表面上是说，新的王即位了，他的元年从春天开始，而这元年的正月来自周王颁布的历法或“正朔”
，但其中大有深意。孔子感到，要从新开始，才能有天地人的贯通，所以只有回到元点，天地与人还没有被分离之时之境，正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没有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割离，或者说，“元年春”还没有和“王正月”割离，这时的礼乐政治才是通天彻地、感人至深的圣王圣道境界。
王和新是内在相关的，“王”必“新”，真能“新”的必然作“王”，而“能新”在《春秋》中的表现就是“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讲《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不能将“元”当作一个最高的原则去固守，而一定要从变化中涌出“元”，所以这元首先就是元时，即存在和意义的发端，比“天”还要原发。“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境］内之治。”
一切都要从元开始，向下贯通，整个世界才能重新更新，获得生命的元气，整个人间才会再次美好，王朝或政权也才能长久。所以《春秋》中每一个王即位都以“元年春王正月”发端，就像是《春秋》这首宏大乐曲的主旋律一样，十二次重复，而且除了头一次，都以前一公的死亡为前提，每次都有新的可能被激发出来。他们不只是在报道一个事件，即一个新的公国君主的即位，而是在以悲喜交集、兴发翕然的方式感受着它，同时参与着构成新王出现这一重大事件。
设想历史上的公羊老师向弟子口传此义的时候，那是何等神圣震撼的时刻！每次都会当场实现出新王的原本含义，并且一次又一次被深化。《春秋》如果没有新王，只是按某些原则的褒贬，就没有王者的境界，就没有资格参与现实历史的活生生构成。“政”或“正”的源头不只是在现成的礼制，甚至局限于此的礼义，而在于“元”，谁能够生发出使天地人打通的新的东西，谁就是正统，谁就有统治的合法性，这对后来中国政治影响非常大。因此“孔子素王”说，我的领会是此王一定有位，但是是有位而无形，没有可以对象化的位。我将这个位理解为一种“势”，一种蕴含可能性的生成势态。可看作是源时势，或构造具体时势的位相结构，即随时都可能构成某种对象的那种引而待发状态。按《易传》讲，“阴阳不测之为神”。在这个意义上，新王是神圣的、不测的、随时可能来临的。基督徒盼望基督再临，但再临的时刻一定是他们没有做好对象化准备之时。这样的新王以出其不意的新鲜和奇特来成就，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时间是一个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我是这样理解素王的，另外我还将“素”理解为“绘事后素”的素，这里就不讨论了。
最后做简短总结。今天我们又站在一个急切要思索过去和眺望未来的节点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和人类共同体在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传承，好像又成为问题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阅读《春秋》，是不是会感受到孔夫子从两千五百多年前投向我们的目光，他当时思考的未来是否对我们还有启发，甚至可能是，夫子当年的眼光穿透了历史的风云再次投向我们的未来呢？也未可知。相比于现在流行的各种未来学，《春秋》对我们的启发更重要，我们也特别需要自己的新起点，自己的“元年春王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