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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书香世家、博学多才的玛格丽特·罗珀（Margaret Roper）和简·格雷（Jane Grey）女士都是著名的知识女性。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被教导以这样的人物为榜样，学习她们的知识和智慧。但是在那个时代，只有身处高位的王室和贵族家族的女性才有可能具备和发展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品位，也只有她们才有足够的财力使用富丽堂皇的家具，用天鹅绒、宝石、刺绣和金银来装饰自己的图书，包括后来流行的用上好的摩洛哥鞣制皮革、徽章和纹章来装饰。总之，对于她们来说，用各种奢华的方式来作为自己财产的识别标志根本不需要考虑费用的问题。
当时的藏书家非富即贵，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群体。随着书籍的增加和普及，知识不再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富人，各种代表图书主人身份的徽章、纹章和名片也纷纷出现。这些标志既是一种所有权声明，也是一种美观的装饰，贵族和平民都采用这种方式。尊贵的主教的纹章或盾徽被贴在他的神学图书馆里，代表他对这些图书的所有权。这种单独贴上去的纹章除了作为图书上的所有权标志之外，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家族的族徽，大多数带有纹章的藏书票也是如此。藏书票通常代表着一本书的历史，一本书上经常会有不同的藏书票重叠地贴在一起，讲述了不同的主人和家族的故事。关于应不应该从图书上取下这些个性化标记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争论激烈，有不少文章专门谴责撕掉藏书票的行为，但也有许多人持有不同意见，双方爆发过激烈的争吵甚至骂战。毕竟藏书票不等于图书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只是由购买者和所有者自己放在扉页上的，因此取下藏书票不会损害图书本身，也不会降低图书的价值，而且大多数真正的藏书家和收藏家应该都不会在藏书票可以为图书增值的情况下却要把它取下来。另外，许多珍贵的藏书票都是孤品，都是从十分罕见的图书上找到的，如果坚持不能取下任何藏书票，那么这些珍贵的精品就很难被人们见到了。当然，收藏藏书票的人中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家伙，现在有不少这种人，以后应该也不会少，他们并不是真心热爱艺术，也没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为人毫无高雅可言，总是纠缠别人，索取藏书票，有时候甚至不择手段，为了得到藏书票不惜做出一些轻率失礼甚至为人所不齿的事情。他们不能算是真正的藏书票收藏家，最多只能算是狂热的签名收藏者或现在那种采访者。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Eliot）的晚期诗歌作品《小吉丁》（ Little Gidding ）极具影响力，人们对这首诗歌虔诚的敬意就像一个神圣的光环笼罩在这个伟大作品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科利特女士和费拉尔女士（Collet and Ferrar）精心制作的刺绣版本，我们可能会钦佩她们的勤奋和耐心，因为她们是被这样教导的——“剑桥的图书装订商的女儿很少去装订图书”，但想想这些娴静的圣公会修女坐在风景如画的贝德福德郡老庄园那长长的房间里，一定是将《圣经》或《四福音对照书》剪成碎片制成刺绣书。查理一世对这种刺绣书十分喜爱，甚至还为自己的儿子订购了一本。但那位大名鼎鼎的年轻人是否完全欣赏这份礼物就不得而知了，也没有历史记载。在后来的时代，或许背负最多骂名的是格兰杰，但不管怎么说，他所做的恶行与《小吉丁》这本书所遭受的大规模毁坏相比还是轻得多。他最糟糕的错误是从一些零散的书卷中撕下几张旧版画和肖像画，把这些装订在一起为一些作品做插图。年份久远的图书里面往往放着许多珍贵的东西，如古老的版画和古色古香的装饰页，但这样的古籍就像快要倒塌的老房子一样，外部已经年久失修，完全无法修复。在这种情况下，相信所有人都会同意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移走，在安全的环境里存放，以免腐烂，所以有时候撕掉一些书页或许也是出于保护图书的目的。我们许多最漂亮的藏书票就是如此，它们藏在廉价图书的破旧封面里，只适合废纸商人。
在早期的图书装订史上，图书的印刷和装帧几乎都是定制的，装订师的名字会一起印在封面上，这说明制版的时候就已经加上了他的名字。后来当书籍变得更加普遍和便宜、成书可以批量出售的时候，装订师便感到有必要设计一个自己的专属标志，于是我们也可以根据这种装订师标志来确定一些图书的年份。J.里肯巴赫（J.Ryckenbach）是盖斯林根著名的图书装订师，他在1467年以及之后装订的一些图书的皮革封面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名字。理查德·平森（Richard Pynson，1493—1529）是最早在图书上使用纹章标志的装订师，他的标志是一个盾形纹章，上面有木头房子、头盔、花环和一只张开双翅的猎鹰。这应该就是最早的书商和装订师的纹章标志。
刺绣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于书籍的封面，这是英国人特有的一种艺术，主要用于宗教书籍。纹章、盾徽和一些文字通常用金线和银线绣在丝绒上。伊丽莎白时期的书籍中有许多非常好的刺绣样本。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诗篇》（ Psalter ）封面上的刺绣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例子。这是在帆布上完成的刺绣，很可能是西蒙·菲尔布里奇（Simon Felbrigge）爵士的女儿安在14世纪下半叶的手工作品。安是一位心灵手巧的修女。这个刺绣是最早的帆布刺绣作品，上半部分描绘的是圣母领报，下半部分描绘的是耶稣受难。书的封面上还镶着一个珐琅铭牌和锁扣，锁扣上有图书主人的纹章。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埃莉诺（Eleanor）在1339年立下的遗嘱中曾提到过一本包括《诗篇》和祈祷文集的图书，上面有两个带有她的纹章的金锁扣。在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图书上面都有作为图书所有人标志的金属装饰，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时尚。
在都铎王朝时期，装订师的徽章在图书上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可以见到许多频繁出现的纹章和装饰图案，但其代表的很可能都是装订师而不是图书的主人。王室纹章、凯瑟琳王后的箭束图案、石榴和玫瑰花的组合、铁闸门、猎鹰、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的少女头像、象征都铎王朝的玫瑰图案等王室专属装饰都很随意地出现在当时的图书上，这些图书显然不可能都属于王室，至于为什么这种僭越行为会变得流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王室藏书，其中有许多属于伊丽莎白女王。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收到图书类礼物，她会对这样的礼物报以微笑和几句亲切的问候。每当王室成员访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时候，年轻的天才学生总会献上一本诗集，伊丽莎白女王这时候就会勉为其难地表示自己没做什么准备，然后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发表一篇精致的演说。这些作为献给女王的礼物的图书自然都装帧精美，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伊丽莎白女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君主，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将一本由凯瑟琳·帕尔用英语写成的祈祷和冥想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亲自将这些译作写在羊皮纸上，并用银线来刺绣装帧。现在还有许多由伊丽莎白女王亲手刺绣的图书封面存世，明显可以看出她的针法精巧而娴熟。英国王室图书馆里还有一本用红色天鹅绒装帧的图书，封面上有一个黄金制作的圆形浮雕，用彩色珐琅写着伊丽莎白女王名字的缩写，旁边是代表都铎王朝的玫瑰花和王冠；封面上还有一个用银线和彩线刺绣成的精美的英格兰豹图案，这个图案很大，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伊丽莎白女王的祈祷书也保存完好，这本书是她亲自用六种语言写的，封面是宫廷画师希利亚德（Hilliard）画的细密画，周围有刺绣花边，这是一本普通装订的图书，带有一个金锁扣。在另一本皮革封面的图书上，伊丽莎白女王名字的中间印着王室纹章。还有一本非常特别的图书，封面的四个角上都印着伊丽莎白女王的纹章和一只头戴王冠的猎鹰抓着权杖的图案，据说这个猎鹰图案最早是属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纹章。王室藏书中用金线和银线刺绣装饰的图书很多，有一些还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花边，其中有一本书的封面是用绿色天鹅绒装帧的，纹章印在一个可以旋转的装饰品上，可以看出用的是珐琅工艺，封面底部也有纹章和都铎王朝特有的玫瑰花和王冠图案。
玛丽女王（Mary Stuart）的藏书不像妹妹伊丽莎白女王那么多，很少有精美的装帧，但都是精挑细选的很有价值的图书。她的大部分藏书都是法国装订师的作品，封面上一般都画着一只象征苏格兰的金色狮子，整个封面上阴郁的黑色似乎预兆着这位女王的不幸命运。少数几本书上装饰着法国百合花的图案，还有玛丽女王名字的首字母“M”，上面是一顶王冠。英国国家图书馆里保存着玛丽女王唯一一部由英格兰装订师装订的图书，这是一部1556年爱丁堡出版的《黑色法案》（ the Black Acts ），上下两册。每一本的封面上都印着玛丽女王的纹章和“玛丽女王陛下”的字样，纹章是金色的。整本书的边缘都有比较宽的金色包边，显得十分华丽，玛丽女王也非常喜欢昂贵华丽的图书装帧风格。她经常使用石榴和玫瑰花的组合图案，这是为了表示她的血统来自约克王朝、兰开斯特王朝和西班牙。
联名藏书票代表图书同时属于夫妻二人，早期图书的封面和铭牌上也有同样的情况。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icyll，Lord Burleigh）有一本用小牛皮装帧的藏书，上面有一个带有花边装饰的铭牌，写着“威廉和米尔德雷德（Myldred）”，表示这本书同时属于伯利勋爵和他的夫人米尔德雷德。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爵士的许多藏书都是由著名的装订师加斯康（Le Gascon）制作的，封面上同时印着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和夫人维妮夏·史丹利（Venetia Stanley）两个人的纹章。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女儿亨利埃塔·安妮（Henrietta Anne）曾创作过一种她独有的装饰元素，整本书的边框都交替印着她名字的缩写字母“H”和“A”，字母是用烫金工艺印上去的。安妮女王比较喜欢简约的图书装帧风格，她的藏书最常见的款式是红色的摩洛哥鞣制皮革封面，一顶王冠放在一段文字上面，边缘有丰富的压花和烫金镶边装饰。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本夏洛特王后的祈祷书，高档的牛皮纸上印着彩色的纹章，边缘装饰着蓝色和金色的伊特鲁里亚风格图案的镶边，这本书的前切口也是烫金的，上面绘有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