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7、18世纪英国有日期的女士藏书票

藏书票大致可以分为名片藏书票和纹章藏书票两大类。名片藏书票不像纹章藏书票那样五花八门，但也值得我们关注。已知最早的英国女士藏书票的形式就是名片藏书票。这些名片藏书票大多是用比较粗大的字体印刷的，在18世纪出版的图书的序言和扉页上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字体；边缘通常有比较粗糙的木雕版画图案作为装饰，有些还写有格言或其他文字，如“上帝的旨意即吾辈之传承”“有借无还，恶人所为”等。通过观察大量这样的名片藏书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相同的边框图案和题字被反复使用。考虑到这种雷同性，有人曾建议印刷商在藏书票上留白，然后根据藏书者各自的喜好和品位在上面填写姓名、日期、地址、题字等。许多18世纪的藏书票都有类似这样稍嫌啰唆的文字：

印刷这种高贵而神秘的艺术最早是由约翰·古腾堡（John Gutenberg）在德国美因茨发明和使用的，时间大约是1451年，后来由伦敦绸缎商人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引入英格兰。1471年，在英格兰国王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下，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建立了英格兰第一个印刷厂并开始印刷图书。

这句话在稍作改动后（某些情况下将荣誉归于了约翰·古腾堡）会被印在名字周围的边缘或边框上，并加上剑桥或牛津的印记（克拉伦登印刷厂或剧院）。有一张藏书票正中间是姓名以及印刷时间和地点：“玛莎·萨维尔（Martha Savill），剑桥大学，1767年6月25日印刷”，外围是上面那段介绍印刷历史的文字，边缘是木雕版画的花纹图案。这种文字较多的藏书票与其他藏书票的主要区别是纸张的大小，通常有半张便笺那么大。与这张藏书票款式完全一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只是中间的姓名等部分不一样，如“玛莎·巴特利特（Martha Bartlett）藏书，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印刷厂1729年10月4日印刷”。又如，“安·赫特（Ann Hett），1761年4月10日”。从表面看，这些似乎都是真正的藏书票，但其是否真的起到了藏书票的作用却值得怀疑，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找不到关于上面这些女士的线索，而且从这些藏书票本身的保存状况来看，并不像是夹在扉页里过了许多年的样子。安德鲁·图尔（Andrew Tuer）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藏书票可能是排字工人送给前来参观印刷厂的访客的纪念品，他们希望这样的小礼物能换来一点小费。这个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藏书票上都标有具体的日期，甚至标明了几月几日。安特卫普的艾丽西亚（Alicia）夫人写过一首诗歌——《牛津大学的幽默》（ The Humours of Oxford ），其中就提到过印刷厂向访问者赠送藏书票的风尚。从我们找到的这种藏书票上的日期来看，这种风尚至少从1720年延续到了1770年，也就是说至少风行了半个世纪。

在泰晤士河结冰时印制的那些藏书票也体现了同样的想法，1814年1月在伦敦桥举办的一场展览会也是如此。我们偶尔可以见到这些罕见的入场券，其中一张上面印着几句诗：

伴随着泰晤士河上展现的艺术，

为了讲述今年泰晤士河的冰封奇观，

在这张票券醒目的中间位置，

是这冰雪美景和您尊贵的名字。

与这些精雕细琢的雕版印刷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简单明了的名片藏书票，这种藏书票的风格朴实无华。例如，都柏林产科医院宣传册里的藏书票，使用的是普通字体，看起来平淡无奇，文字占据了几乎整个页面，这是真正的18世纪的名片藏书票风格。藏书票上介绍了持有行医执照的医师的情况，还简单介绍了著名的都柏林圆形大厅，都柏林产科医院和都柏林市政厅就位于圆形大厅里。这本宣传册包含丰富的插图，里面还夹着一张招待券的复印件。

那个时期，带有图画的藏书票还非常少见，但在杰拉尔德·庞森比先生的收藏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例子，上面的图画很有历史感。这张藏书票写着主人的名字，是一位名叫乔安娜·休伊什（Johanna Huish）的女士，虽然上面没有注明日期，但可以看出年份很早。从这位女士对藏书票装饰的选择来看，她一定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藏书票的边框由六幅木雕版画组成，描绘的都是《圣经》的主题，包括圣诞颂歌和天使，但是这些天使画得特别拙劣难看，与一些常见的廉价《圣经》图画惊人的相似。当时，许多城镇和村庄的街道上都有小贩叫卖这些廉价、难看的图画：“黑白的一便士一张，彩色的两便士一张。”从这张藏书票的时代，我们可以追溯到带有图画和寓意的藏书票风格的逐渐形成。皮质藏书票通常都不那么吸引人，无论上面有没有具体日期。皮质藏书票通常出现在精装本图书里，但除了姓名和偶尔标注的日期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内容。当一本装订好的图书准备送人时，通常会附有一张写有赠书人和受赠人姓名的藏书票，如“赠给安娜·泰森，真诚的朋友E.托马斯敬赠，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带有家族纹章的皮质藏书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太大的欢迎，可能是因为材质太厚，和一张纸放在书里面的效果太不一样了。安娜·萨顿·厄尔（Anna Sutton Earle）女士有一张藏书票，是皮质藏书票的典型代表，这张红色摩洛哥皮革的藏书票上用图章印着她的名字，日期是1779年。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许多藏书票都应该归功于不同时期人们的慷慨馈赠和遗产。受赠人为了纪念赠书人的慷慨，常常会制作带有文字说明的纪念藏书票。菲利帕·布拉格（Philippa Bragg）女士1634年的藏书票是年份最早的这种遗赠纪念藏书票之一。最早的带有纹章的女士藏书票也源于这样的方式，如1671年巴斯伯爵夫人的遗赠纪念藏书票。巴斯伯爵夫人名叫蕾切尔·费恩（Rachel Fane），是威斯特摩兰伯爵弗朗西斯·费恩的女儿，嫁给了第五代巴斯伯爵亨利·布希耶（Henry Bouchier），巴斯伯爵1654年去世。在巴斯伯爵夫人的遗赠纪念藏书票上，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她身份的是一个盾徽，而不是通常表示遗孀身份的菱形图案。有人认为纹章始于原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远古时期，代表男性和女性的图案形状正是来自他们所做的事情——盾形图案代表男人耕地的铲子，菱形图案代表女人织布的纺锤。不过这应该只是一种猜测，盾牌显然主要是代表用于战斗的防具，而菱形图案更有可能是代表悬挂在旗杆上的倾斜的三角形旗帜。盾牌刚硬的形状很适合作为男性家族的纹章，菱形优美的线条做女性家族的标志也非常合适。巴斯伯爵夫人的遗赠纪念藏书票没有用菱形图案来表示自己的身份，而是用了一个盾徽，上面有一顶王冠，旁边有一条长长的丝带，代表拱卫这个家族的支持者，上面还写着四句格言。这张藏书票没有着色，是黑白藏书票。这样的藏书票能流传至今自然是一件幸事，但遗憾的是巴斯伯爵夫人遗赠的图书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了，不过从这张大得出奇的藏书票来看，这些图书应该大都是四开本或对开本的大书。

纹章藏书票是一个更广泛的主题。男士藏书票和女士藏书票通常只能通过藏书票上的名字来区分。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同一个印版常常同时属于两个人，先署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根据可能需要的数量完成印刷，然后修改印版，换掉上面的名字，再印刷另一个人的藏书票。通过对其中一些印版的仔细检视，可以确定首先刻的通常是妻子的名字，因为她所需要的藏书票数量可能较少一些，然后这个铜版会被改成丈夫的名字继续使用，直至报废。博福特（Beaufort）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精美藏书票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公爵夫人的藏书票确实非常罕见，现存的只有两三份。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名字以外，博福特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藏书票一模一样，上面的年份也都是1706年，但公爵夫人的藏书票明显比公爵的更清晰，纹理也更明显，说明这块印版先印刷的是她的藏书票。鲁斯（Roos）勋爵和夫人的藏书票也是这样。

由于女士藏书票数量不多，按照地位阶级或不同的样式来对女士藏书票进行分类很不容易。所以每个收藏家可能都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分类，但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人都会遵循塔布里勋爵提出的按设计风格分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不够完美，但已经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分类方式了。当然，对刚刚接触藏书票的人来说，听到一张1735年的藏书票属于所谓的“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肯定会感到困惑，但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个词是指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流行的装饰风格就行了。带有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藏书票通常都与那种以家具大师齐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为代表的更清新、更梦幻的风格迥然不同，齐彭代尔风格的藏书票一般都有一些比较深和粗的线条，鱼鳞形图案、贝壳形图案和盾徽上的阴影线条都很常见。齐彭代尔的菱形图案上优美的线条让人感到非常优雅，这种菱形的布局也为整个藏书票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空间，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表现大量的四分法图案，同时用路易十五时期那种怒放的鲜花图案代替了传统的边框装饰。从时尚的角度来看，简而言之，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属于路易十四时期的装饰风格，齐彭代尔风格属于路易十五时期的装饰风格，花环和丝带属于路易十六时期的装饰风格。尽管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有人提出一种更简单也更有说服力的藏书票分类方法，但从目前来看，“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和“齐彭代尔风格”这样的说法对所有藏书票收藏者来说已经太熟悉了，而且这些术语也能非常恰当地向收藏者表达出一张藏书票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完全放弃塔布里勋爵的理念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从安娜·玛格丽塔·梅森（Anna Margaretta Mason）女爵士的藏书中可以找到一个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女性纹章藏书票的典型例子。她是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爵士的遗孀，她的父亲是威尔特郡的詹姆斯·朗（James Long）爵士。这是一张标注时间为1701年的藏书票，中间是非常清楚的菱形图案，背景是鱼鳞形图案，周围是曲线和螺旋形图案，这些都体现了那个时期藏书票的典型风格。铭文写在一个稍作装饰的文字框之内，这种文字框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独特风格。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非常美观大方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其他两张年份稍晚一些的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女士藏书票，分别是玛格丽特·马辛贝德（Margret Massingberd）夫人1704年的和亨利埃塔·萨默塞特（Henrietta Somerset）女士1712年的，构图和边框与安娜·玛格丽塔·梅森女爵士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细节方面有些小小的改动，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这些藏书票中间都是标准的菱形图案。亨利埃塔·萨默塞特女士是伍斯特侯爵查尔斯（Charles，Marquis of Worcester）的小女儿，伍斯特侯爵查尔斯是博福特公爵的长子，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贵族。亨利埃塔·萨默塞特女士出生于1690年，23岁时嫁给了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她的纹章是一个纵横分成四部分的盾牌，上面是银白色和天蓝色，分别代表夫妇二人的祖国英格兰和法国。

1766年奥古斯塔·安娜·布里奇斯（Augusta Anna Bridges）的藏书票很好地展示了齐彭代尔风格。我们注意到这张藏书票上菱形的两边不再完全平行，而且其周围的鲜花、藤枝等方面进一步显示出了很不一样的风格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精美的早期的纹章藏书票，它们没有专门的术语称谓，大家通常把它们粗略地归为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这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些藏书票并不具备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主要特征，它们就是单纯的纹章。在许多例子中，我们看到的图案都十分朴素，没有任何借鉴而来的装饰。从头盔上一直垂下来的厚重的斗篷围绕着一个盾牌就是其主要内容，看不到后来的纹章藏书票中大量的鲜花、树叶、藤枝、丝带等装饰元素。或许这样的图案不会让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特殊的风格在男性纹章中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纹章，因为斗篷的使用仅限于戴头盔的骑士。从这方面来看，女性的纹章更像神职人员的纹章或学院和社团的徽章，这些纹章和徽章都有使用树叶等植物图案作为装饰的传统。

早期的这种纹章藏书票都是收藏家们最珍视的精品，上面有大量大胆而充满设计之美的曲线、精心绘制的图案、简洁的盾徽，这些元素无不展示出特别吸引人的美感。然而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样的艺术品了，就算有人出很高的价钱，恐怕也要等很久才能碰运气得到一件精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机会从一些古老的、被忽视的图书馆里获得一些新的惊喜。就在不久前，人们在图书馆的旧书里找到了一枚最令人惊喜的藏书票。这张属于彭斯赫斯特的玛格丽特·康布里奇（Margaret Combridge）夫人的藏书票长18.25英寸、宽11.5英寸，人们都认为这是英国尺寸最大的藏书票。票面中间是一件精美的披风从一个头盔上垂落下来，那是典型的英国早期风格的叶状披风，下端垂着一些神职人员身上的流苏，图案非常漂亮。从图案中可以看到四只天鹅和十字架的徽章，盾牌上是留白的，头盔上方也有一个天鹅图案的徽章，整个图案都是黑白的。文字部分写的是“肯特郡彭斯赫斯特的玛格丽特·康布里奇夫人藏书。牛津大学学者约翰·索普（John Thorpe）先生敬赠，1701年”。这张藏书票的捐赠人是约翰·索普先生的长子，一位杰出的医生和博学的古董专家，他的夫人安妮是彭斯赫斯特纽豪斯的奥利弗·康布里奇的妹妹和共同继承人，索普医生生于1681年，卒于1745年。

男士藏书票和女士藏书票上都很常见的形状还有椭圆形，主要用于两个盾徽并排放置或一个依附着另一个的时候。随着花环和丝带的风格在18世纪晚期的藏书票上大行其道，椭圆形图案也变得十分流行。当时女性佩戴的吊坠通常用珍珠镶嵌，垂在一个丝带结上，这种风格特别适合女士藏书票。

我们看到的许多藏书票上只有图案，没有文字。在欧洲封建时代，一个人的家族纹章具有和他的姓氏同样的意义，甚至比他的姓氏更出名，因此有纹章再写姓氏会显得重复。早期的藏书票常常遵循这一习俗，大多数可以识别的印有纹章而没有姓名的藏书票所代表的藏书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家族的首领，就像早期的图书馆一样，会被当作遗产由长子继承，因为他是新的一家之主。这种很正式的习俗沿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完全不像我们今天收集和转手图书那么简单和频繁。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藏书票上的纹章也会代表某位女士的家族，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肯定是很罕见的，因为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家族的图书馆和图书都属于某位男性，这些书都是由他以长子身份继承并独享的财产。

在某些人看来，标明日期的藏书票的重要性和意义被过于夸大了。在很多年前，藏书票的收藏者还非常少，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要想确定一张藏书票的风格属于哪个特定时期，唯一的决定性证据就是上面的日期，因此标明日期的藏书票特别受人关注，自然也很值钱。现在则不太一样了，许多收藏家和学者锲而不舍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些确定藏书票年份的更简单的方法，只要加以学习，即使是最业余的爱好者也能通过文字、印刷、纸张等判断出藏书票的年份，而且可以精确到几年之内。

英国已知年份最早的女士藏书票是1608年伊丽莎白·品达（Elizabeth Pindar）的藏书票，上面写着格言：“上帝的旨意即吾辈之传承。”这张珍贵的藏书票是在一位名叫约翰·巴格福特（John Bagford）的收藏者的一大堆零零散散的收藏品里找到的。约翰·巴格福特是一个偏执而狂热的人，他出生于1650年，少年时开始做鞋匠的学徒，但他对知识的渴望太过强烈，于是离开了他的行业，在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四处游荡。他希望编写一部关于印刷的著作，于是开始四处搜集素材，然而他的方式可谓不择手段，这本书也注定不可能出版。人们骂他是“撕书癖”和“毁书人”，对他充满了厌恶和恨意，因为他撕下了许多书中的扉页、版画和装饰页作为自己的收藏品，其中不少都来自珍本图书。大约有两万本图书都被他损毁，这样大规模的破坏导致许多珍贵的图书变成了残本，这不免让人感到痛心。

17世纪的英国没有太多注明年份的藏书票，但从18世纪初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有年份的藏书票了，1702年朗格维尔子爵夫人芭芭拉（Barbara，Viscountess Longueville）的藏书票就是其中之一。芭芭拉是莱科克的绅士约翰·塔尔伯特（John Talbot）阁下的女儿，嫁给了亨利·耶尔弗顿（Henry Yelverton）爵士，亨利·耶尔弗顿爵士在1690年被册封为子爵。这个贵族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身世显赫，根据世袭权力，他们可以在英格兰国王的加冕典礼上佩戴金马刺。

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南安普顿公爵夫人安（Ann, Duchess of Southampton）的藏书票。这张藏书票上有一个精美的纹章，包括盾牌、冠冕和头盔，与南安普顿公爵的纹章一模一样。盾徽纵横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和斜对的第四部分更重要一些，分别代表英格兰和法国，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代表苏格兰和爱尔兰，上面还有一个权杖。这个家族的祖先是芭芭拉·维利尔斯（Barbara Villiers），曾被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册封为克利夫兰女公爵和南安普顿女伯爵，后来芭芭拉·维利尔斯的儿子继承爵位，成了第一代南安普顿公爵，他的第二位夫人就是莱斯特郡米斯特顿的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爵士的女儿安。这张精美的藏书票注明的年份是1704年。

盖恩斯伯勒伯爵夫人桃乐茜（Dorothy, Countess of Gainsborough）留下了四张藏书票，其中两张非常相似，都是18世纪初的风格。第一张的年份是1707年，上面是盾牌、冠冕和一句格言。第二张与第一张基本一样，年份是1710年。第三张是名片藏书票，年份也是1710年。第四张上面是一个纹章，但年份不详，可能是在桃乐茜的丈夫也就是盖恩斯伯勒伯爵1751年去世之后制作的。桃乐茜是拉特兰公爵约翰（John, Duke of Rutland）的女儿，嫁给了第三代盖恩斯伯勒伯爵巴普蒂斯特·诺埃尔（Baptist Noel）。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许多属于肯特公爵家族的藏书票，肯特公爵亨利·格雷（Henry Grey）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和朝臣，他的夫人留下了两张藏书票。肯特公爵夫人杰迈玛（Jemima）是克鲁（Crewe）勋爵的女儿，她的一张藏书票上有两个盾徽，其中一个依附着另一个，下方装饰性的文字栏里有一句话：“肯特公爵夫人杰迈玛，1710年。”第二张的样式也基本一样，年份是1712年，只是在右侧盾徽的周围加上了一句嘉德骑士团（the Garter）的格言：“心怀邪念者应觉羞耻。”哈罗德伯爵夫人玛丽·塔夫顿（Mary Tufton, Countess of Harrold）是肯特公爵夫人杰迈玛的儿媳，她也留下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藏书票。这是一张纯正的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藏书票，由两个椭圆形盾徽组成，其中一个依附着另一个，上面是一个冠冕，左右各有一个小天使扶着冠冕，盾徽下方的底部也有一个小天使，文字栏里是姓名和年份。玛丽·塔夫顿是塔内伯爵托马斯·塔夫顿（Thomas Tufton, Earl of Thanet）的女儿，嫁给了肯特公爵的长子哈罗德伯爵安东尼，但是安东尼在1723年意外早亡，因此她的藏书票上没有冠以肯特公爵家族的头衔。卡迪根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布鲁斯（Elizabeth Bruce, Countess of Cardigan）的藏书票记录了布鲁德内尔家族（Brudenell）和布鲁斯家族的联姻。伊丽莎白·布鲁斯是第二代艾尔斯伯里伯爵的女儿，嫁给了第三代卡迪根伯爵詹姆斯·布鲁德内尔（James Brudenell, third Earl of Cardigan）。他们的儿子继承了母亲家族的爵位，改用了布鲁斯这个姓氏。这张藏书票上有一个纹章，注明的年份是1715年。

在18世纪的前20年之后，英国的藏书票似乎进入了一段匮乏时期，在这期间没有值得特别介绍的藏书票。安妮女王去世之后，英格兰迎来了汉诺威王朝时代，藏书的风尚好像变得有些衰落，或者说是从辉煌时期走向了下坡路。在一段时间里，文学和艺术，以及书籍的出版、制作和收藏都乏善可陈，几乎陷入了沉睡状态。1733年庞弗雷特（Pomfret）伯爵夫人的一张藏书票还算得上精美，但也毫无新意，只是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简单延续而已。在注明日期的藏书票中鲜有齐彭代尔风格的作品，这未免令人感到不解。在1774年之前，除了无数名片藏书票之外，就是几乎雷同的图案和一些家族纹章，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大约在18世纪80年代，我们注意到英国的藏书票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奇妙的装饰风格，法国品位的影响正在显现，朴素的纹章不再被视为时尚。尽管法国风尚从未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格兰达到法国本土那样的程度，但在那个时期，许多有趣和引人入胜的藏书票正是采用了这种风格。我们可以将“文学性”藏书票和“寓意性”藏书票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这通常是对静物主题的一种令人愉悦的、恰当的描绘，作为图书所有权的标志是恰如其分的。正如奥克塔夫·于扎纳（Octave Uzanne）所说的那样，“图书和艺术主题好比天生的伴侣”，而这两者在书房和图书馆里最为和谐。1774年两张所有人都不知其详的藏书票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两张藏书票的差别很小，其中一张上面的文字写在一个展开的卷轴似的文字栏上，随着卷轴的起伏而起伏，另一张则是在底部写有一排整齐的文字。两张藏书票都比较小，但特别精致，上面有图书、地图、音符、七弦琴等图案。书的图案都很清楚，显然主人最珍爱的图书，包括《圣经》《格雷诗篇》《自然奇观》（ Le Spectacle de la Nature ）、《旁观者》（ Spectator ）等。在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上有一些缩写的字母，旁边围绕着花环，有人认为其中的“M.E.”代表玛格丽特·埃斯特（Margaret Este），但也有人认为主人另有其人。这个藏书票的设计是否被两位女士分别使用过，我们不得而知。

安娜·戴默（Anna Damer）夫人1793年的藏书票令人很感兴趣，不仅富有艺术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安娜·戴默夫人的父亲亨利·西摩·康韦（Henry Seymour Conway）阁下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也是第一代赫特福德侯爵的亲弟弟。安娜·戴默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著名的雕版师了，我们今天在伦敦市政厅看到的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勋爵的半身像就是当初她赠送给伦敦金融城公司的礼物。1767年，她嫁给了多塞特郡弥尔顿勋爵的长子约翰·戴默（John Damer）。可惜结婚10年之后，约翰·戴默就去世了，安娜·戴默夫人随后搬到泰晤士河谷居住，与阿格尼丝·贝里（Agnes Berry）、玛丽·贝里（Mary Berry）、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文艺界名流为友，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最后成了特威克纳姆地区名人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霍勒斯·沃波尔留下遗嘱，将自己的草莓山庄赠给安娜·戴默夫人，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安娜·戴默夫人的藏书票特别漂亮，上面是一个优雅的女性形象，穿着飘逸的古典服饰，还有一个竖立在纪念碑上的菱形图案，上面是戴默家族和康韦家族的纹章，两侧各有一只猎犬守卫，整个图案远处是一大片高大的树林。这张藏书票注明了设计者是阿格尼丝·贝里，雕版师是弗朗西斯·勒加特（Francis Legat）。安娜·戴默夫人还有一张藏书票，与这一张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上面加上了她的名字。

1769年由著名雕版师F.巴尔托洛齐（F.Bartolozzi）制作的两张藏书票也很吸引人。第一张上面注明了“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Henrietta Francis Bessborough）夫人，G.B.西普里亚尼（G.B.Cipriani）设计，F.巴尔托洛齐制作，1796年”。第二张上面写的是“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F.巴尔托洛齐制作，1796年12月30日”。一些藏书票既是主人的藏书票，也是名片，如查尔斯·汤利（Charles Townley）等人的藏书票，F.巴尔托洛齐制作的这两张藏书票也是这样的例子。尽管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的本意是设计两张藏书票，但其是否被贴在她的图书上很值得怀疑，因为在F.巴尔托洛齐制作好藏书票之后，她很快就去世了。杰拉尔德·庞森比先生在整理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些藏书票，它们被打包成整整齐齐的一包，显然还没有用过，看样子是从印刷厂里送来还没有拆开。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她的母亲是著名的贵族家族——斯宾塞家族的名流，毫无疑问，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文学和艺术的高雅品位和浓厚兴趣。第一张藏书票是18世纪末流行的那种古典绘画风格，中间表现的是一个房间的内部，通过左边的门口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让人联想到漂亮的花园。画面正中央是坐着的是维纳斯，她的右手捧着一只鸽子，左手捧着一颗艳丽的红心；维纳斯的两侧都有小爱神丘比特陪伴，丘比特举着一条宽大的丝带，上面写着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的名字；维纳斯的椅子后面还有一个插着鲜花的花瓶。整个画面是一个椭圆形，置于一个长方形的边框之内。这是一张很小的藏书票，雕刻得十分精美，据说F.巴尔托洛齐得到了20英镑的报酬。他为亨利埃塔·弗朗西斯·贝斯伯勒夫人制作的第二张藏书票上面是一段文字和一个冠冕。

F.巴尔托洛齐还制作过一张非常特别的藏书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都是出自F.巴尔托洛齐之手，也具有特有的精致风格，但作为一张藏书票来说，这张的画面风格未免过于阴郁和悲哀了。塔布里勋爵认为这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位在英格兰去世的西班牙女士而设计的，他这样描述这张藏书票：“这幅画面描绘的主题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头祭坛或纪念碑，上面可以看到凿痕，底部环绕着青翠的草地，中间混着一些野花和玫瑰。这个祭坛位于一个海边的海角，远处可以看到船只和遥远的海岸线，可能象征着西班牙。祭坛上摆着一个冒着烟的香炉和两个祈愿花环。画面的前景是一个可爱的女仙子，长着翅膀，半披着斗篷。她跪在地上，手上拿着木槌和凿子。一个丘比特依偎在她身边，指着她刚刚在祭坛正面凿下的名字。”这张藏书票高4英寸、宽2.75英寸，属于梅内塞斯的伊莎贝尔（Isabel）女士。

以上就是我们对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有日期的女士藏书票的简单回顾。 WWEZqDuQaRenGZnH7JEJIp7vL3nLJdaZHAe0gogD4/oWMalrr5yF8juIFYx+Jc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