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谈读书之乐

带上本好书，找个阴凉处，

可在家中看，可在户外读，

甭管树叶在头顶窸窸簌簌，

甭管街头巷尾的吆喝咋呼，

甭管是本新书还是册古卷，

我都只想悠哉游哉地读读；

因为对我来说，读本好书，

胜过珠宝满箱，黄金满屋。

——古英格兰民谣

在这十九世纪我们享有的所有特权中，或许最值得我们感激的就是欲读之书唾手可得。

我们欠书的感情债，达勒姆主教理查德·德·伯里 ^[1] 早在《书之爱》那本小书中就盘点得清清楚楚，而那本书写成于1344年，于1473年首次印行，可谓在英国开了谈文学乐趣之先河——伯里在该书中说：“书是我们的老师，但上课不用教鞭，不用戒尺，不会责骂，不会生气，不穿教袍，不收学费。如果你上前讨教，书不会漠然置之；如果你提出问题，书不会留有余地；如果你有误解，书绝不会抱怨；如果你显得无知，书也不可能嘲笑。因此，这座智慧宝库比所有财富都更珍贵，人们渴望得到的任何宝藏都比不上书的价值。故而凡承认自己是真理、幸福、智慧、科学，甚至信仰的热忱追求者，都必须让自己成为爱书之人。”但要说那时候我们欠书的情债就如此之深，那今天这笔欠债该多么惊人！

书是真正的朋友，对此古今爱书之人都深有体会。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就曾说：“我有一大群朋友，与之相交令我非常惬意。朋友们来自不同国度，年龄也有长有少，但在各自领域都享有盛名，都因其知识渊博而声誉卓著。这些朋友都乐于听我使唤，我也乐意有这群朋友相陪，不过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将其支开。这些朋友从不招惹麻烦，而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有的给我讲述旧事逸闻，有的为我揭示自然奥秘，有的教我怎样生活，有的教我如何面对死亡。有些朋友开朗活泼，会消解我的烦忧，振奋我的精神；而另一些则赋予我坚强的意志，教会我人生重要的一课——如何抑制欲望，完全自主自立。简而言之，这些朋友为我铺开了通往艺术科学殿堂的条条通衢，有任何紧迫需要我都可以放心依靠其提供的资讯。至于对这些服务的回报，朋友们只要求在我陋室的某个角落为其安排一个方便的安歇之处，因为这些朋友休息时喜欢清静，喜欢避开尘世的喧嚣。”

著名数学家、牛顿的老师艾萨克·巴罗也说：“爱书之人绝不会缺少忠实的朋友、可靠的顾问、快乐的伙伴，奏效的安慰。读书、学习和思考可叫人像孩子般自得其乐，可让人总是欣然怡然，且不管天气或晴或阴，也不管命运是贵是贱。”

骚塞对书的感情则不乏忧郁和伤感：

我的时日都在故友间消磨，

当我顾盼左右，纵览四周，

漫不经意的目光所触之处，

都会看见昔日的大师泰斗。

我与他们畅谈，日复一日，

他们是我永远不变的朋友。

借用约翰·艾金 ^[2] 的话说：“请想象一下吧，我们如果有魔力唤来往昔那些伟人智者的灵魂，请他们就最有趣的话题与我们交谈，那我们会认为那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特权！一种超越一切乐事的享受！可事实上，在一座储藏丰富的图书馆里，我们就可以拥有这种魔力，就可以就色诺芬和凯撒参加过的战役向他俩当面提问，就可以让狄摩西尼和西塞罗在我们面前替自己辩护，就可以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听众聚在一起，就可以观看欧几里得和牛顿的示范论证。在书中，我们可聆听身着最华丽服饰的最睿智的哲人阐述他们最精辟的思想。”

杰里米·柯里尔 曾说：“书是年轻人的向导，老年人的欢娱。书在我们孤独时激励我们，使我们免于成为自己的一种负担。书有助于我们忽略常人之乖戾和世事之乖违，有助于我们调和烦忧和激情，有助于我们消解失望情绪。我们若真厌烦与活人打交道的话，还可以去书中拜访朋旧故友，那些老朋友与你交谈时绝不会怨气冲天，傲慢无礼，或玩什么花招。”

约翰·赫歇尔爵士 ^[3] 讲过一段有趣的轶闻，以此说明从一本书中能获得何等乐趣，当然那还谈不上最大的乐趣。在某座小村庄里，有个铁匠弄到了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夏日长长的傍晚，他常坐在砧台上为一大群村民朗读那本小说。那本书可不薄，但大伙儿真从头至尾听完了整个故事。故事结尾，当命运峰回路转，让男女主人公团聚，并依照最被人认可的规矩让他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听众高兴得欢呼雀跃，还找来钥匙打开教堂，让教堂钟声响遍了整个教区。

诗人利·亨特曾说：“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会从伯特伦爵士身上和小说《鬼屋》中体味到惬意的恐惧；可能会欣然赞同并乐意去推敲巴鲍德夫人散文中的每一个文句；可能会觉得自己随托马斯·格雷一道在幽僻的荒野徘徊；可能会与《旁观者俱乐部》中那位罗杰·德·柯夫雷爵士坦然握手；可能会乐意拥抱帕森·亚当斯，而且扔到窗外的可能是庞士，而非那顶帽子；可能会同马可·波罗和蒙戈·帕克结伴去旅行；可能会与汤姆逊一道待在家里，与考利一道隐退，或与赫顿一起发奋；可能会同情约翰·盖依和英奇巴尔德夫人；可能会嘲笑邦克尔或随他一起大笑；还可能与笛福笔下那位水手一道郁闷，一道绝望，并一起在荒岛上重建家园。”

卡莱尔曾说过一句箴言：一屋藏书就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许多我们最有可能认为书不具有重要性的地方，书也一直受到重视。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们认为卢恩文字被赋予了非凡的魔力。在阿拉伯有句谚语说“智者的一天抵得上愚者的一生”，而另有一句则说“知识的墨水比殉教者的鲜血更为珍贵”，不过，这后一句话反映的也许是过去那些哈里发的思想，而非今天这些苏丹的想法。

中国先哲孔子谈及自己读书求知时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然而，如果此类情感可以用汉语和阿拉伯语表述，那什么语言足以表达我们因享有种种有利条件而应该产生的那种感激之情呢！我想，我们并不会感激属于这十九世纪所享有的好运。其实，人有时候甚至会倾向于希望自己不是这么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是渴望看到一百年后的书，哪怕只是一百年后的教科书。一百年前，书不仅昂贵而笨重，而且许多最惹人喜爱的书还没被写出来，比如司各特、萨克雷、狄更斯、布尔沃·利顿 ^[4] 和安东尼·特罗洛普 ^[5] 的诗文，更不用说今天尚健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了。若让我只说一个名字，我会说达尔文的天才让科学变得多么有趣！埃内斯特·勒南 ^[6] 把这个世纪描绘成最让人快乐的世纪，我则宁愿将其描绘成最有趣味的世纪，因为就像正在发生的一样，这个世纪为我们送来没完没了的问题，同时也送来无穷无尽的机会，比起前人生活的时代，这个世纪更有趣，也更安全。

西塞罗曾说：无书之室，不啻没有灵魂的躯体。但绝非只有智者哲人才需要读书，喜欢读书。——的确，读书未必就非得研究学问。远非如此，弗雷德里克·哈里森 ^[7] 先生在他那篇关于“选书”的妙文中就说，“我认为，日常文学阅读最重要之处莫过于获取诗意和情感享受。”

乔叟在其《好女人的故事》之序诗中说：

至于我，虽然我只懂求知，

只会终日在书中寻找乐趣，

只会迷书，信书，喜爱书，

心中对书只有喜爱和敬意，

敬爱之深，连欢愉的午时

也不能让我丢开书而离去，

但这不包括在美丽的五月，

当那神圣的日子来临之时，

当鲜花为迎接春天而盛开，

当我又听见窗外百鸟啼鸣，

我也会与我的书暂时别离。

但我可拿不准，要是乔叟能享受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便利条件，他是否会那么毅然决然地与书别离，即便是在美丽的五月。

麦考利 ^[8] 拥有财富、名望、地位和才干能给予他的一切，但我们却被告知，他最大的快乐来自读书。特里维廉爵士在他那部迷人的传记 ^[9] 中说：“麦考利对昔日那些哲人智者所怀有的感激之情，除他自己之外无人能言说。他一直都告诉我们，他对那些先哲文豪的感激之情不可估量，是他们将他引向真理，是他们使他心中充满高雅的形象，是他们在世事变迁中与他并肩——悲伤时予以安慰，伤病时给予照料，孤独时则相伴左右；他们是这代新人不曾见过的故友旧交，但却始终与他贫富同享，荣辱与共。虽然麦考利凭写作赢得了极高声誉和大量财产，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较之他从别人著作中获得的快乐，他凭自己著述赢得的地位和财富可谓无足轻重。”

伦敦的社交生活非常令人惬意，所以在用早餐或吃晚饭的时候，麦考利更乐意与书相伴，更乐意“有斯特恩、菲尔丁、霍勒斯·沃波尔 或鲍斯韦尔 ^[10] 作陪”。事实上，在麦考利看来，对读书之热爱——吉本曾宣称用印度的全部财富来换他也不愿放弃的对读书之热爱——是“最快乐人生的一种重要元素，是传记作家命定要记载的一种元素”。

托马斯·富勒 ^[11] 曾说：“读史可让年轻人不到鸡皮鹤发之年就心智成熟，不到体弱不便之岁就洞明世事。”

读书的确令人快乐，因此我们得当心别忘了读书的其他本分；在修心养性的同时，我们也务必不能忘了强体健身。

对爱好文学和科学的人而言，锻炼身体往往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负担，而且如麦考利所说，许多人感觉就像是“阿谢姆 ^[12] 那个漂亮的女学生（简·格雷小姐 ），窗外号角震天，猎犬狂吠，她却独自一人坐在凸窗里，两眼死死盯着永恒的书页，那页书正在讲述第一个思想自由的殉道者（苏格拉底）如何镇定自若地从含泪的狱卒手中接过盛有毒酒的杯子”。

另外，正如当今这位德比伯爵 在利物浦学院致词时讲的那样，没有时间健身者将不得不找时间生病。

言归正传，现在的书非常便宜，几乎每个人都唾手可得。但过去并非如此，这完全是近来的一种幸事。亚历山大·艾尔兰先生写有一本迷人的小书《爱书者便览》，像所有爱书者一样，我对那本小书也感激不尽。那本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孩子非常喜欢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地区博物志》，为了拥有该书，他居然动手抄了一本。

玛丽·兰姆也描写过一个好学少年在书摊前徘徊的可怜场景：

我曾见一位目光热切的少年

在书摊前翻开了一本书，

他贪婪地想一口气把书读完，

可这时候却被那摊主发现；

我听见摊主对少年高声嚷嚷：

“你这个家伙，肯定买不起书，

所以哪本书都不许你随意翻看。”

少年转身离去，伴着一声叹息，

他真希望从来没人教会他读书，

那样他就不会来这吝啬鬼的书摊。

此类片段叙事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而我认为，这种魅力应部分归因于篇幅短小这个事实。不少读者爱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同一题材的读物，从而失去了读书的许多乐趣。例如，乘火车长途旅行，很多人随身都只带一本书，结果读上半小时或一小时，他们就会感到乏味，除非带的那本书是本有趣的小说。然而，如果他们带上两本不同题材的书，最好是三本，其中一本特别有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发现，觉得一本书乏味时就换一本读，这样就会觉得读每本书都趣味盎然，旅程也就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愉快中度过。当然，读者须因人而异自己决定带几本书，不过以上所说至少是我的经验。

伊兹利勋爵 说随意阅读自有其魅力，对此我十分赞同，不过阅读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是应该从每个类别最好的书中获益。这并非说我们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些书，而是说我们应该从某些书开始，而这些书肯定会把我们引向其他的书。当然，有些书我们必须认真阅读，仔细标记，用心揣摩，融会贯通。但这种书很少，至于更多的书，也许最好是快速阅读，只关注其最精妙或最重要的段落。这种读法肯定会让我们漏掉许多东西，但因阅读范围广，我们会获得更多知识。事实上，我认为读书也可以奉行布鲁厄姆勋爵 关于教育的那句名言：通百艺而专一技。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确定自己的阅读偏好，因为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虽说这规律也并非一成不变），读自己不喜欢的书，通常都获益甚微。

不过，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书。书的种类科目也数不胜数。

马洛说图书馆可谓“小小一室盛无穷财富”，可不仅于此，因为图书馆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游览天下每一个角落。我们可跟随达尔文、金斯利、罗斯金或库克船长去周游世界，而他们为我们展示的景象，兴许会比我们亲眼所能看到的多得多。这世界对我们来说没有极限，因为洪堡和赫歇尔会带着我们越过太阳，甚至越过其他恒星，去往神秘的星云空间；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界限，因为历史学在我们身后延伸，地质学则会把我们带回人类诞生之前的数百万年前，甚至回到物质世界起源的时代。我们的思想也可以不局限在一个层面。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会把我们送到一个同样令人欣喜的领域，因为不经过相当训练，我们自己不可能意识到那个领域。

无论是谁，只要带有马修斯说的那把“开无声世界之门的金钥匙”，就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安慰、力量和快乐。图书馆真可谓仙境胜地，快乐的圣殿，远离尘世骚乱纷扰的世外桃源。这座乐园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平等享受，因为至少在这里，财富并不具有优势。只要我们能合理使用，图书馆真能成为人间乐园，一座比伊甸园还完美的乐园，因为这里完全开放，百无禁忌，连智慧树上的果实也可以采摘，而众所周知，夏娃（我们最早的母亲）就是因采食智慧树上的果实而失去了伊甸园的所有欢乐。置身图书馆，我们可读到最重要的历史记载、最刺激的旅行探险、最有趣的故事传说、最优美的诗文歌谣；置身图书馆，我们可邂逅最杰出的哲人、诗人和政治家，可受益于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还可以享受人类所有天才最重要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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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1287—1345），原名理查德·昂格维尔（Richard Aungerville），英格兰学者，著名藏书家，其传世之作《书之爱》（ Philobiblon ）自问世以来曾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2] 约翰·艾金（John Aikin，1747—1822），英国医生及作家，曾与其姐姐安娜·巴鲍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1743—1825，英国女诗人）合作写成六卷本儿童读物《在家的那些傍晚》（ Evenings at Home ，1792—1796）。

[3] 约翰·赫歇尔爵士（Sir John F. W. Herschel，1792—1871），天文学家，著有传世之作《天文学纲要》（ Outlines of Astronomy ，1849，又译《天问》）。

[4] 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1803—1873），英国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1876—1880）、小说家及诗人，生前以写诗著名，出版有抒情诗集《流浪者》（ The Wanderer ，1855）等。

[5]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巴塞特寺院》（ Barchester Towers ，1857）、《索恩医生》（ Doctor Thorne ，1858）、《奥利农场》（ Orley Farm ，1862）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The Way We Live Now ，1875），等等。

[6] 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及宗教学家，著有《宗教历史研究》（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1857）和《科学的未来》（ L’Avenir de la science ，1890）等。

[7] 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1831—1923），英国作家及哲学家，作品主要宣扬孔德的实证主义，著有《书籍之选择》（ The Choice of Books ，1886）、《实证主义》（ Positivism ，1901）和《宗教的实证发展》（ The Positive Evolution of Religion ，1913）等。

[8]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及作家，其四卷本《英国史》（ History of England ，1—2卷，1849；3—4卷，1855）史料翔实，文笔流畅，叙事动人，出版后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9] 特里维廉爵士（Sir George Trevelyan，1838—1928），英国历史学家及政治家，此处的“传记”指他所著的两卷本《麦考利勋爵的生活及书信》（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 ，1876）。

[10] 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传记作家，因其代表作《塞缪尔·约翰逊生平》（ Life of Samuel Johnson ，1791）而著名。

[11]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1608—1661），英国学者及教士，著有《不列颠教会史》（ Church-History of Britain ，1655）和《英格兰名人传》（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1662）等。

[12] 阿谢姆（Roger Ascham，1515—1568），英国作家，人文主义者，曾为皇室成员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担任过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拉丁文秘书，著有《教师》（ The Schoolmaster ，1570）一书。 ewjriXvA0jNRPaH/3Q2Bv0BLOfvlaI9Dnqnx4UoUvP+z8Q8ZPwVM1n0Mrrspq2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