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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都满足于所发生的事，因为我认为上帝的选择会好于我的选择。
——爱比克泰德
啊，上帝，全能的上帝哟！
如果芸芸众生在你的眼中，
也像尘世间万物那般坚强，
这凡尘就会是幸福的居所；
那么茫茫尘寰将不同于今，
那么芸芸众生将多么快乐！
——波伊提乌 [1]
我们不该把对人对己应担负的责任想象成严厉的监工。责任更像是仁慈而多情的母亲，她甘愿随时保护我们，让我们免于这个世界的忧虑和烦恼，引领我们走和平安宁的道路。
一个人若与人类社会隔绝，多半都会导致一种既自私又沉闷的生活。我们有责任使自己有益于人，如此生活方能趣味无穷，而且多少还可以消除烦忧。
可我们怎样才能让生活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情趣，但同时又能免除烦忧呢？
历史上许多伟人都在这种努力中折戟沉沙。就像科尔顿
所说：“安东尼在爱情中寻求快乐，布鲁图在荣耀中寻求快乐，凯撒则在其统治中寻求快乐；可安东尼找到的是耻辱，布鲁图发现的是厌恶，而凯撒得到的则是背叛，三豪杰之所获都是毁灭。”财富也常常带来危险、灾难和诱惑，因钱财需要用心管理，不过若使用得当，钱财也可以使人尽享快乐。
那么，如何确保这一伟大目标之实现呢？马可·奥勒留曾说：“什么能给人以引导？唯有一物，那就是理性。而理性在于维护人内心的神性不受亵渎和伤害，在于能超越痛苦和欢乐，在于使人之所为既不无的放矢，也不弄虚作假，同时也不受他人之有为或有所不为的影响；此外，理性还在于须接受一切发生之事和注定之事，因为无论其为何事，都是与人自己同根同源；最后，要以愉悦的心情等待死亡，须知所有生物都由几种基本元素构成，死亡不过是那些元素分解而已。”坦白地说，我并不觉得他最后这句话有多重要，因为就其论点而言，这句话似乎显得多余。不管怎么说，死亡这个念头对人生行为的影响，肯定比世人所预想的更小。
培根真切地指出：“人类的种种激情并非脆弱得不足以克服并压倒对死亡的恐惧……复仇之心可征服死亡，爱恋之心会藐视死亡，荣誉之心会渴求死亡，悲痛之心会扑向死亡。”
就像波斯诗人哈亚姆在《柔巴依集》中所唱：
别以为我会怕自己灵魂出窍，
穿过黑洞洞的大门坠入死亡，
只要活得纯真，死并不可怕，
邪恶的人生才叫人害怕死亡。
只要能尽自己所能让他人快乐，只要能有助于人间太平和芸芸众生和睦相处，我们当然不必惧怕死亡。同样，没有什么比有益于人更能使我们免除人世间的忧虑——那些耗费了我们太多时间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忧虑。只要我们已竭尽全力做事，就应该平静地等待结果，就应该像爱比克泰德说的那样“满足于所发生的事，因为上帝的选择会好于我的选择”。
我们即便未能实现所有的愿望，至少也会因努力而改变自己。一个人或许真做不了多少事。因为就像爱比克泰德所说：“你并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不可能肃清人世间的邪恶；你也不是大英雄忒休斯，不可能清除阿提刻地区的所有恶行。但你可以清除自身。不是清除普洛克儒斯忒斯和斯喀戎
，而是从你自身，从你内心深处，清除悲伤、恐惧、欲望、嫉妒、恨毒、贪婪、软弱、放纵。不过，要清除这些弱点和恶习，你就只能依靠上帝，心系上帝，按上帝的旨意奉献自己。”
人们有时会想，若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该有多快活！但正如罗斯金所说，鱼比人更逍遥，而苍蝇则更是“自由自在的黑色精灵”。所谓的快乐生活，放荡不羁的生活，并非真正的快乐，亦非真正的自由。远非如此，我们若一旦放纵自己，就会遭受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虐。诱惑在某些方面就像饮酒。起初兴许会觉得清冽甘爽，但杯底却潜有些许苦涩。人们饮酒，往往是为了满足先前的放纵引发的欲望。受其他诱惑也是如此。重蹈覆辙会很快变成一种渴望，而不是一种乐趣。抵御诱惑越来越难，而屈从于诱惑，一开始兴许能稍稍带来些暂时的满足，但很快就不再让人感到快乐，即便能获得片刻快感，转眼间也会变得令人厌恶。
抵御诱惑难，屈从诱惑苦，到头来，可怜的诱惑受害者只能（或以为他只能）花钱去买片刻的娱乐，以减轻其无法忍受的渴望和抑郁，但付出的代价是将来更大的痛苦。
另一方面，克制自己，拒绝诱惑，不管起初有多难，都会逐步变得容易并令人愉快。真不可思议，我们都具有一种双重天性，而较之能完全克制自己，几乎没什么胜利堪称真正的胜利，没什么快乐堪称真正的快乐。
骑精神抖擞的骏马是何等开心，虽说需要点力量和技巧，也比骑疲惫的驽马要愉快得多。骑骏马奔驰，你会觉得自己潇洒自在，意气风发；而骑驽马趑趄，你感觉就像是不得不驱赶一名没精打采的奴隶。
实际上，人能支配自己可谓最大的丰功伟绩。布朗爵士曾说：“能支配自己命运者，可惬意地挥舞自己的权杖，不会去嫉妒凡尘间王公贵族的荣耀。”毕竟离天国最近者才是真正的高贵者，而远离天国者是最卑贱的人。
真正的伟大与地位或权力几乎无关。爱比克泰德就说：“欧律斯透斯虽登位掌权，但他并非阿尔戈斯或迈锡尼真正的国王，因为他甚至连自己也不能控制；而赫拉克勒斯虽赤手空拳，孤身一人，却清除了怪兽恶徒，推行公平正义。”
我们都听说过这段故事，古希腊哲人基尼阿斯曾问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你征服意大利之后想做什么？”皮洛士回答：“征服西西里。”“征服西西里之后呢？”“征服非洲。”“征服整个世界之后又想做什么呢？”“我将轻轻松松、快快活活地过日子。”“那么，”基尼阿斯追问道，“你干吗不能从现在起就轻松快活地过日子呢？”
赫尔普斯
爵士也曾明智地指出：“放眼环视整个宇宙，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个人的野心。在这小小的地球上，皇帝、国王、酋长、王公算得了什么？”培根曾说，“一切升迁腾达均须循小梯迂回而上”，而“帝王君主好比天上的星宿……虽然受人崇拜，但却永不安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到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人死之后，每个灵魂都必须为其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挑选一种命运；他告诉我们，聪明的尤利西斯花了很长时间，最终选择了做一名隐士。他找到那枚命签可费了不少功夫，因为它躺在一个角落里无人问津；但尤利西斯选定命运后非常欣喜；因回想起自己在人世间经历的一切，他已不再痴迷雄心壮志。
再说，王公贵族的生活实则是份苦差。礼仪庆典兴许有其价值，但会占用太多时间，而且非常乏味。
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宜居的王国。因此所罗门曰：“驾驭己心者，强若取城者。”
驾驭自我可谓最真最高的王权，但这种权力很少通过继承来获取。每个人都必须战胜自己，而只要以正义之心作向导，以超我之心作统帅，我们都可以战胜自己。
凡尽力而为者都不会真正失败。塞内加曾评说：“没人能说那三百法比勇士打了败仗，他们不过是被敌人杀了。”只要你已经尽力而为，用一首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民谣唱词来说，你就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而那就是最大的胜利”。
由于鄙人从事商业事务，所以当发现某位名气不亚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
对商业的论断（差不多像是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时，我感到几分震惊，该权威居然说：“经商与我们希望市民过的高品位生活格格不入，与我们一心激励市民要达到的高雅精神境界背道而驰。”我不知道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精神境界和经商意向到底相隔多远；但如果真相差万里的话，那我就并不惊于古希腊的商业不是应该的那么发达。
其实我可以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来反驳他，因为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应该为悠闲之故而选择经商，为举止高雅之故而选择做必要之事和有用之事。”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从事商业贸易、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是大多数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履行并且必须履行的责任，说履行这种责任与高品位生活或高贵生活格格不入，这显然不合实情。一个人活得高贵与否，并不在于其从事的职业，而在于其追求的精神。卑微的生活可以孕育高贵，而王权赫赫的君主或名声显赫的才子也可能活得为人不齿。认真说来，经商不仅可以与高品位生活谐调，而且我几乎可以进一步断言，只要经营者怀着高尚的目标和慷慨之心，商业贸易将会是最成功的行业。若稍加修改，罗斯金关于绘画艺术的评述通常对生活也适用。“重要的并非画玫瑰花瓣还是画悬崖深渊，而是画家工作时陪伴他的爱意和赞美之心，是将永远留在其画作上的爱意和赞美之心。是在一小块画布上辛劳数月，还是一天内就在一面高堂粉墙上涂满色彩，这同样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画家心中要有神圣的目标，要让心中充满耐性，或者说是目标和耐心驱策他挥毫作画。”
实际上他在后一卷书中也提到过这段评述，并补充说：“作为努力的目标，虽则万物皆好，一切皆美，但就有助于人而言，就能使他人快乐而言，有些事物又比其他更好；有机会在好与更好之间进行选择，这始终都是我们的责任。”不过他又说：“如果没有机会选择，我们也应该满足于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都读过古代英雄的故事，而且都钦佩那些英雄，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跑自己的马拉松，参加自己的温泉关之战。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其必经之路上遇到斯芬克斯。我们每个人都会像赫拉克勒斯那样面临善与恶的选择。兴许我们还会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那样，决定生活这枚金苹果到底是给爱神维纳斯，给天后朱诺，还是给智慧女神弥涅瓦。
有许多人似乎都觉得，我们遇上了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特别艰难，充满了焦虑，缺乏昔日的闲暇，生存竞争也比过去激烈。
但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记住，较之过去我们不知安全了多少。这也许是个辛苦工作的时代，但只要不走极端，辛苦工作就绝非灾难。如果说我们觉得空闲时间少了，原因之一是生活中的乐趣多了。工作就业可产生快乐，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不曾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谦虚和勤勉能得如此丰厚的回报。
的确，我们绝不能因成功迟来而气馁，也不能因成功早到而得意。世人往往会因自己犯错而怨天尤人。塞内加在一封信中讲到服侍他妻子的女仆，那名女仆叫阿帕丝忒，她几乎双目失明，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眼瞎，只抱怨说屋子里黑洞洞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她可笑，可我们这些罗马人也同样可笑。没人会觉得自己贪婪。有人说他并无野心，可并非人人都能生活在罗马城里；有人说他并不奢侈，可住在罗马城里需要很大花销”。
纽曼
在他那首也许堪称最美圣歌的《慈光引导》中写道：
请主引我迈步，我不求看见
遥远路程，引我一步即足矣。
但我们必须确定，自己真是在遵循某种值得信赖的引导，而不是因怠惰而任凭自己随波逐流。我们心中应有一个通常能引领我们走直路的向导。
毋庸置疑，宗教信仰往往都充满了分歧，但要是我们时常困惑于该思考什么，基本上也就没必要疑惑该做什么。有歌谣唱道：
说得好当然好，但却不如做得好，
做得好是气盛，说得好只是词妙；
要是做得好和说得好能同框协调，
就能赢所有胜利，实现所有目标。
古希腊哲人克莱安西斯似乎真无愧于在阿索斯广场为他树的那尊雕像。他曾写道：
引领我吧，宙斯！还有你，命运！
我心甘情愿走你指引的那条路径，
若不选那条路，我会成不幸之人——
所以我必须沿着你指引的路前行。
如果你拿不定该做什么，那最好问问自己，明天你希望自己昨天都做了什么。
此外，凡事最后的结果，通常并非取决于某个单一决定，也不是取决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行动，而是取决于日常生活中的长期准备。战争之胜负往往在开仗之前就已经决定。要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就必须控制自己的习惯，必须在生活细节上自查自律。
自伊索开始，历代哲人就屡屡强调细枝末节之重要。有句离奇的希腊谚语说：“看大不看小，筑墙必然倒。”这句谚语似乎可追溯到独眼巨人时代。有则古老的印度故事讲：父亲对儿子说：“从那棵树上摘个果，切开它，看看里边都有些什么？”儿子照做后说：“有些籽粒。”“砸碎一颗籽粒，看看里边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的孩子，”父亲说，“在你看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其实有一棵参天大树。”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质疑：这世间是否真有称之为小的东西。
爱默生《随笔第一集》第一篇的题记诗曰：
可创一切之心灵
无大无小无区分，
心到之处生万物，
心宇浩茫处处存。
因此我们应该从细微之处自查自律。像爱比克泰德所说，“若你不想动辄发怒，就要养成不爱生气的习惯，尽量清除惹你动怒的由头。首先须保持冷静，经常想想你已有多少天没发过火了。过去我每天都会生气，后来每两天动一次肝火，再后来隔三四天才会发发脾气。要是这种间隔能达到三十天，那你就该谢天谢地了。因为习惯一旦开始被弱化，很快就会被彻底根除。待到有一天你能说：‘我今天没生气，昨天没发火，今后两三个月也不会勃然动怒，不过当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时我都很小心。’那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你已经养成了不爱生气的良好习惯。”
爱默生在其《生活的准则》篇末讲了一则惹人注目的寓言。凡间的一位年轻人进了天国神殿。诸神依次而坐，只有他一个凡人。诸神慷慨地赐予他天恩天赋，并召唤他坐上他们的宝座。可就在这时，年轻人与诸神之间忽然出现了幻想中的暴风雪。于是他想象自己置身于一大群民众之间，觉得自己必须顺从大众的意愿。可疯狂的人群到处乱撞，摇摆不定，忽而倾向这边，忽而偏向那边。他算什么人，该怎样反抗？他只好任凭自己被裹来携去。他还能独立思考或行动么？不过暴风雪终于停歇，诸神依然端坐其宝座，神殿上只有他一个凡人。
爱默生还在《论自立》一文第九段中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置身茫茫人海中仍能飘飘然保持其独立的个性。”
只要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
马可·奥勒留曾说：“一般人会寻求离群索居，隐于乡野、海滨或山林。你也非常渴望这样的生活，但这种隐居通常乃俗人所为，因为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选择大隐于市，归于你心中独善其身。若要找能避开纷扰的清静之处，天下没任何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内心，尤其是，若你胸中自有万千想象和记忆，只须对其凝神观照，即刻便可感到湛然宁静。”
确然，人心中有这样一座圣殿，那可真是不亦乐乎。波伊提乌曾曰：“有德者乃智慧之人，有智者乃仁善之人，仁善者乃快乐之人。”
但是，如果不过一种纯洁而有益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快乐。要想善待自己，我们就必须充实自己的头脑，让脑海里充满纯洁而平和的思想，充满对过去的愉快回忆，充满对未来的合理期盼。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自己，避免自怨自艾、顾虑重重、忧心忡忡。我们必须抵御诱惑，克制欲望，甚至强化自己崇德向善的意愿，从而使我们的生活纯洁而平和。因此，我们对自己的所思所想切不可掉以轻心。思想可为灵魂染色，如果允许思想被罪恶的念头玷污，我们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纯净。关于这点，罗斯金有段精妙的论述，他说：“内心的宁静肯定自有其时，就像水自有其澄清和平静的时候。你不可能用过滤器让头脑纯洁，就像你不能强迫内心归于平静。要让头脑纯洁，你就必须保持其纯洁；要让内心波澜不兴，你就不能往心里扔石子。”
苏格拉底曾说，不公正的惩罚不是鞭笞，不是处死，而是让越来越不公正成为毁灭性的必然。鲜有人比苏格拉底活得更睿智，活得更高洁。色诺芬为我们这样描绘过苏格拉底：“就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在我看来，他虔敬诸神，所作所为无不遵循神的旨意；他公正无私，即便在琐碎小事上也不冤枉他人，但对喜欢与他交往的人，无论多大的事他都乐意相助；他极有节制，从不会因享乐而忽略德行；他聪明博学，绝不会混淆是非善恶，而且无需与他人商议，自己就能精准地辨别；他能言善辩，擅知人识人，长于通过争辩解决问题，对信误持谬者能以理驳斥，规劝他们崇礼向善。他似乎就是人世间最完美、最快乐的人。若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那就将他人之所作所为与苏格拉底作一比较，然后再下定论。”
马可·奥勒留也以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的品格为范，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请记住他总是符合理性的行为，记住他每次行动之坚定不移，记住他的公平和虔诚，记住他面容之平静与亲切，记住他对虚名之不屑，还有他探究事理时的殚精竭虑；请记住他未经彻底考察和清晰了解就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问题，记住他对别人的无端指责从不反唇相讥，对无端指责者也予以宽容；请记住他凡事都从容不迫，不听信流言蜚语，而识人选才又是何等严格且精准；请记住他不惯常责备他人，从不疑神疑鬼，也不强词夺理；请记住他是怎样知足常乐，衣食住行和随从都一概从简；请记住他如何宵衣旰食，忍辱负重，勤于国政，记住他对友谊是怎样坚贞不渝，始终如一；请记住他对持不同意见者是如何任其畅所欲言，听到更好的意见后又是怎样欣然纳之；还须记住，他是如何虔敬神明而又不迷信。效法以上所作所为，你临终时也会像他一样问心无愧
。”
这种内心安宁的确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恩惠，一份对履行责任的丰厚回报。所以爱比克泰德会问：“谁说没有回报？难道你寻求的回报比行善行义的回报还大？难道在你看来，在奥林匹亚竞技场赢得桂冠就已经足够，而不再希求更多的奖赏？难道在你眼中，仁善和快乐是如此没有价值，如此微不足道？”
在莫尔莱的贝尔纳 [2] 美丽的诗行中——：
这种内心之安宁，忠贞，快乐，
不可变，不可污，永生永恒；
此安宁无邪，无波，亦无纷争，
可在不安骚动中把心锚固定；
此安宁人皆可有。可谁有呢？
仁者，顺者，圣者，无瑕之人。
我们还能获得什么比内心安宁更大的回报呢？有什么回报比得上“超乎想象的安宁”
，比得上“不可能用黄金买到、也不能用白银衡量其价值”
的安宁呢？
[1] 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古罗马哲学家、神学家及政治家，著有五卷本《哲学的慰藉》（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
[2] 莫尔莱的贝尔纳（Bernard of Morlaix），尤以“克吕尼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uny）之名号为人所知，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的法国诗人，天主教克吕尼修会教士，新柏拉图主义道德家，著有长诗《论谴责俗世》（ De contemptu mundi ，约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