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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个人不快乐，请记住那肯定该怪他自己，因为上帝会让所有人都快乐。
——爱比克泰德 [1]
生命是一份超乎寻常的礼物。到了懂事的年龄，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自问：我们生存于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即便那些拒绝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绝对法则的人也会承认，人人都应该尽其所能为自己同类的幸福快乐做出贡献。然而，有许多人似乎心存疑窦，不知是否应该尝试让自己也快乐。当然，自己的快乐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如果只顾追求自己快乐，快乐实际上也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快乐，但切莫让这些快乐支配我们，否则它们很快就会把我们移交给悲伤。塞内加曾说：“欢乐和悲伤是两名无信而残酷的指挥官，人若任其无休无止地支配，将会陷入极其危险而悲惨的被奴役状态！”
但我不能不这样认为，假若我们的老师既阐述履责之乐，又关注快乐之义务，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光明，因为我们都有义务尽可能地快乐，哪怕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快乐能极有效地促成他人快乐。
想必人人都觉得，快乐的朋友就像阳光明媚的晴天，能把光明洒向四面八方；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把这个世界变成宫殿或变成监狱。
沉陷于忧思伤感，想象自己是命运的牺牲品，对苦情冤屈耿耿于怀，这其中无疑有某种自私的满足，尤其当这种悲苦或多或少都并不真实的时候。人想快乐开心，通常都需要一番努力。让自己保持开心，这其中也有某种技巧，就像做其他事情一样，我们需要把自己差不多当成别人来加以监督和管理。
实际上，悲哀和欢乐常常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恰如雪莱在《云雀颂》中所说：
我们总是左盼右顾，
把并不存在的东西追求；
我们发自心底的笑声
往往也伴随着些许烦忧；
我们最甜蜜的歌也倾诉最深沉的哀愁。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易于伤感。有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我们英格兰人甚至在欢乐时也不无忧伤。但是，即便此说不谬，我也希望这种说法被证明说的是一种短暂的特征。“快乐的英格兰”是个古老的说法，让我们期盼这种说法能再次成为真实。要寻找真正的忧郁，我们还得面向东方。读读波斯诗人欧马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还有什么比那些诗行更令人悲郁的呢？
我们羁留于此，只有短短的时日，
我们之所得所获唯有悲愁与哀戚；
然后留下生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终于疲惫不堪且悔恨不已地离去。
在埃德温·阿诺德 [2] 优美的英译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天神们赠与迦毗罗卫国悉达多王子（年轻时的释迦牟尼）的那首歌：
我们是四处飘荡的风之声音，
风声哀求止息，却永无静止。
瞧！芸芸众生就像风儿一般——
一阵呻吟、呜咽、奋斗、叹息。
如果此情真正属实，如果人生真如此悲哀，真充满苦难，那就难怪世人会欢迎涅槃（哀痛之寂灭），甚至不惜以牺牲知觉为代价。
然而，难道我们不该为自己设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理想？难道不该让我们前方有一个更为健康、更有气概、更加高贵的希望？
生命不单是活着，而该是好好地活着。有些人就像塞内加所说：“虽活在世上，却毫无目标，不过像河面浮草漂过这世界。他们不是在行进，而是在随波逐流。”但正如荷马让尤利西斯说的那样，“最无聊的生活就是终止，住手，/未曾在使用中闪光就蒙尘生锈！/仿佛张口呼吸就是生活。”
歌德告诉我们，他三十岁时就决心“不再过不完整的生活，而要追求生活的完整与美好”。
生命的确不该用时间去计算，而必须用思想和行为来衡量。无论如何，生活都可以并应该有趣，快乐，充满希望。有句意大利谚语说得好：“纵然不是人人都能在露台上生活，但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阳光。”
如果我们能竭尽全力，如果我们不夸大小灾小难，如果我们能正视事情的真相（我并非说只看光明的一面），如果我们能利用遍布自身周围的种种恩惠，那我们必然会觉得生命真是一笔值得称道的遗产，就像乔治·赫伯特在诗中所说：
人类有那么多仆从精心照料，
多得连人都不知仆从有多少，
世人奔波时践踏的小草小花
生病时也是与人为友的良药。
伟大的爱哟！人类是个世界，
却有另一个世界来呵护关照。
然而，我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生活的这种神奇特权，或者说我们获得的种种福祉；很少有人意识到，只要我们选择拥有，宇宙的辉煌与美好都可以属于我们；也很少有人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保卫安宁、战胜痛苦、平息悲伤的力量。
但丁曾在其诗中指出，坐失良机乃一种严重过失：
人往往会伤害自己，
往往会破坏自己享有的福祉，
可随之必然会为此徒然追悔，
徒然追悔自己干下的蠢事。
谁要是剥夺自己的生命光彩，
就会不计后果地浪费其天资，
就将在该欢乐时也悲伤哀戚。
世人往往把这个辉煌世界之神奇美好视为理所当然，即若忆及这些神奇美好时也几乎没有感恩之心，罗斯金
就曾在一本书中特别暗示过这点。他埋怨说：“牧师向我们称颂上帝之爱的时候，很少提到那些能最直接而充分地显示上帝之爱的事物，尽管他们会大谈特谈上帝赐予我们可食之粮、可穿之衣，以及（上帝会赐予所有低等生物的）健康。牧师要求我们不要为上帝只允许人类感知的其杰作之辉煌而感恩。牧师常常要我们关在密室里沉思，却不让我们像以撒那样傍晚时分去野外冥想
。牧师大讲特讲自我牺牲的责任，却从不阐述快乐之义务。”然而，就像罗斯金在另一本书中恰如其分地说：“在人生之旅的跋涉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做出选择，或将大自然的万物之声谱写成一曲欢乐之歌，或去破坏并摧毁自然之声的和谐，使其变成一种不友好的可怕沉寂，一种表示谴责的沉寂，或变成她从石缝中发出的呐喊，变成她朝我们扬起的尘土。”
难道我们不该同泰勒爵士
一道承认“回顾人生总让人觉得曾失去许多大好机会”？布朗爵士
[3]
则说：“谁要是不享受生活的乐趣，哪怕他披着一副看得见的皮囊，我也只把他看作一具幽灵。”
实际上，圣伯尔纳
甚至坚持说：“除了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我承受的伤害我须臾不离，但非我自己有过错我真不会受到伤害。”
有些非基督教的道德家也给予过世人非常相似的教诲。马可·奥勒留 [4] 就曾说：“诸神已经以种种方式赋予人力量，使其不致堕入真正的邪恶。既然神不会使人变恶，又怎么会令其生活变糟呢？”
爱比克泰德也持同样的观点：“倘若一个人不快乐，请记住那肯定该怪他自己，因为上帝会让所有人都快乐。”他在不同的场合还说过：“我始终都满足于所发生的事，因为我认为上帝的选择会好于我的选择。”他还说：“别希求事情按自己的意愿发生，只求所发生的事就是该发生的事，这样你就会有一种平静的生活……如果你觊觎属于别人的东西，那你将失去自己之所有。”
不过我认为，几乎无人能达到伯尔纳那种境界，即便有也屈指可数。我们必然会承受痛苦，忍受疾病，经受烦忧，必然会遭遇失败，遭受冷漠，遭逢各种差错，甚至会遭我们所爱之人的白眼。一句狠话就会让我们度过多少个郁郁寡欢的昼夜！
据说，1806年10月14日那天，黑格尔在耶拿平静地写完了他的《精神现象学》，对在他周围进行的激烈战事
一无所知。
马修·阿诺德曾在《自立》一诗中建议我们可效法天体。
不为其四周的沉寂所惊骇，
不因其所见的景象而分心，
众星并不需要其身外之物
给它们关爱、快乐和同情。
自己划地为界，从不关注
上帝的其他造物是何情形，
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获得你所见的强大生命。
确乎其然，布朗爵士在诗文中也说：
人人都是自己的命星，
无论善恶，我们之所为
就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他又说：“一个人与其随大流作恶，不如像庞培柱那样巍然耸立，独善其身。”不过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兀然独立本身就是极大的痛苦，因为“人心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与其相连的同一片大陆”
。
如果我们与邻居、同事的利益过于分隔，连他们受苦受难时也漠不关心，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分享他们的快乐，结果所失会远远多于所得。如果我们拒绝同情，把自己包裹在自私而冷漠的甲胄之中，那我们也就拒绝了生活中许多最为美妙而纯洁的欢乐。如果我们对痛苦麻木不仁，那我们肯定也就丧失了可能享受的快乐。
再则，人谓之祸者，许多乃扮祸之福。布朗爵士就曾说，“我们既不要贸然抱怨尚不了解的灾祸，也不要忽视灾祸中每每依伏的福祉。”就像普卢塔克所言，快乐和痛苦是把灵肉固定在一起的钉子。痛苦乃危险之警告，是生存之必需。如果没有痛苦，没有知觉向我们发出的警告，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福祉很快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灾祸。不少对感知问题素无研究的人会以为，身体越内在的部分感觉越敏锐。可情况恰恰相反，皮肤才是永远保持警惕的哨兵，会随时向我们报告任何正在逼近的危险；而肌肉组织和内脏器官的疼痛就没有这种效用，因为只要它们健康无恙，相对说来就没有危险的感觉。
赫尔普斯 [5] 说：“我们常谈论不幸之根源……可何谓不幸呢？我们常说痛苦和磨难对人有益，这或许是针对其效果而言；但我们很少承认痛苦和磨难本身就有益。痛苦和磨难仍然是知识——不然怎样能获得知识，除非把人变成神，使其无须体验就能明白事理。对人自身来讲，所经历的一切都完全可以是最好的经历——至少从我们习惯用语的意义上讲，并无所谓的不幸之事。”
的确，“身在谷底者更识山之面目”
，而卢梭则说“要享大富，必经小难”。
不过，即便我们似乎并没有获得我们应该希求的一切，许多人也会有利·亨特
翻译的菲利卡亚
那首美妙的十四行诗中的那种感觉：
我们高高在上的永恒的上帝
将世人的需求作为他的使命，
倾听我们所求，济我们所需，
即便有时候似乎在拒绝我们，
也是因为想要我们确定所求，
或表面上拒绝，其实已给予。
另一方面，那些不接受“永恒干预”这个概念的人，也乐于相信宇宙法则总体上是为了芸芸众生都快乐。
而如果悲伤降临，它也像奥布雷·德韦尔
在诗中所说：
悲伤就应该像欢乐一样，
需庄重，平和，镇定，安详，
能使自由升华，纯净而坚强，
坚强得足以把小灾小难消弭，
足以赞美崇高而永恒的思想。
不管怎么说，我们即或不能期望人生总是快乐，至少也可以从正面确保一种平衡，因只要勇敢面对，连某些看似不幸之事也常常会变成好事。塞内加说：“灾祸往往会变得对我们有利，在废墟上可创造更大的辉煌。”科学巨匠亥姆霍兹就认定，他的科学事业肇端于一场病患。那场病让他获得了一台显微镜，而他之所以买得起那台显微镜，就因为他1841年秋假期间因患伤寒而在医院度过。由于他是学生，医疗护理都免费，结果他病愈后发现，居然从微薄的收入中攒下了一小笔钱。
卡斯特拉尔
曾评说：“如果情势不同，萨伏那洛拉
无疑会是个称职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绝无能力在时间长河和世人心中留下他深深的痕迹。但厄运降临到他头上，碾碎了他的爱心，给了他伤心人特有的那种明显的忧郁；绕在他眉宇间的忧郁像一顶荆冠，但同时也是一顶散发着不朽光辉的花冠。他的希望曾全部寄托在他爱的那个女人身上，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拥有她。而当她家人最终拒绝他时（部分因其职业，部分因其个性），他以为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可事实上来的却是不朽的名声。”
然而，我们也没法否认不幸之存在，而对不幸之因的探究长期以来一直在考验人类的智力。远古野蛮人认为不幸之存在是因为有邪神恶魔。古希腊人把人类的灾祸大多归因于诸神的相互嫉妒和憎恶。另有人猜想诸神有两种截然对立的为神之道——一种与人为友，一种与人为敌。
不过，行为之随心所欲似乎与不幸之发生有关。如果让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力，是福是祸多半都得看我们自己的选择。从事物的本质上讲，人不可能随心所欲。爱比克泰德曾设想朱庇特这样对世人说：“如果有可能保障你们的生命财产免受侵害，我早就那么做了。因为那不可能，所以我把自身的一小部分给了你们。”
这份天神的礼物需要我们明智地使用。它实际上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爱比克泰德说：“心灵比你拥有的其他宝藏都更珍贵。那么，能告诉我你是用何种方式照顾心灵的吗？因为你是聪明人，所以不可能对这件最珍贵的宝物掉以轻心，任其遭到忽视，甚至被损毁。”
再者，即便飞灾横祸不可能完全避免，有一个事实也不可置疑，那就是：我们生活得是好是歹，有益无益，快乐不快乐，基本上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内，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爱比克泰德就说：“愚笨者的悲伤只有时间能消除，而聪明人有理智可平息悲伤。”而且除自作自受者之外，从来就没人遭遇过绝对的不幸。我们即若不是自己的主人，至少也该相当于自己的创造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遮蔽生活阳光的乌云与其说是大大的悲哀、疾病或死亡，不如说是小小的“终日了无生趣”。我们生活中许多痛苦烦忧，其本身都无关紧要，都可以轻易避免！
若能避免愚蠢的误会与争吵（这么说可谓恰如其分），家庭生活通常会怎样其乐融融！爱发牢骚或爱发脾气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也无须因别人满腹牢骚或脾气暴躁而让自己不快，虽说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世人所遭受的痛苦多半都由自己亲手造成，即便不是出于真正的过错，至少也是出于轻率或无知。我们通常只考虑当下的快乐，却因此而牺牲一生的幸福。相对说来，痛苦一般不会找上门来，经常是我们自讨苦吃。我们中许多人都是在浪费生命。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说过：“许多人往往花大量时间来造成别人的痛苦。”而歌德则在其诗中说：
从古至今，被忧虑折磨的人
都在播撒虚荣，收获失望。
挪亚在洪水即将泛滥的折磨下生活了多年
，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围困前就为该城操心并身陷囹圄
，我们也都像那两位古人一样，不仅为预感要降临的不幸而忧心忡忡，而且因忧惧根本就不会发生的灾祸而折磨自己。世人应该尽其所能做事，然后平静地等待结果。我们常听说有人因过度操劳而崩溃，但实际上那些人之所以崩溃，十之八九都是因饱受烦恼或焦虑之苦。
卢梭曾说：“精神上的疾病全在于人们的看法，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犯罪，而是否犯罪则取决于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会摧垮我们，或导致我们自毁。时间或死亡是我们的治病良药。”
治病良药往往就在自己手中，
我们却偏要将其归于上天。
不过，以上所论只针对成人而言。至于对孩子，情况则当然不同。人们一般爱说快乐的童年，但我以为此说有误。无论程度如何，孩子们往往都会过分焦虑，过度敏感。成人应有成人的气概，成人应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可孩子们通常都受身边的人摆布。著名驯马师拉雷
先生告诉我们，他知道一个狠毒的字眼，可让马的心脏每分钟多跳十次。想想吧，这样的字眼会怎样影响孩子！
孩童过分焦虑可稍加疏导，若严厉斥责则会有风险。须知爱默生说过：“对风暴之恐惧最见于家中或海上。”
为避免假想的不幸或并不确定的灾难，我们常常遭受真正的痛苦。伊壁鸠鲁曾说：“不能有获就知足者，终将满足于一无所获。”塞内加亦说：“我们常因贪心不足而操劳。凡用不上的财物皆非我们所需之物，只能成为拥有者的负担。”世人多半都会为自己招来许多毫无用处且碍手碍脚的麻烦，这就好比在人生旅途上背着多余的沉重行囊，就好比“像孔雀一样长了尾巴短了翅膀”
；就好比童话故事《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那位“白衣骑士”，出发旅行前准备了各种各样零碎的物品，甚至带上了一个捕鼠器，以防夜间被老鼠骚扰，还带了一个蜂箱，以防万一遇到蜂群。
塞缪尔·赫恩
在其《科珀曼河口之旅》中告诉我们，他1771年那次探险开始几天后便与一群印第安人遭遇，印第安人抢走了他许多物资，但赫恩在书中却如是说：“我们的行李重量大大减轻，次日的行程更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此我无论如何也应该补充一点，那些印第安人还打碎了他携带的科学仪器，而这些仪器无疑更是一种累赘。
假若真有烦扰找上门来，马可·奥勒留也曾明智地告诉过我们：“凡遇令你苦恼之事，请记住运用这条法则：这并非不幸，只要坦然承受，不幸即会变为有幸。”较之可让我们动怒的事情本身，发怒对我们自己的伤害更大；较之可让我们生气的行为本身，我们任其点燃自己心中的怒火会使我们遭受更多的痛苦。例如，多少人任由自己被与人争辩和家人争吵弄得心烦意乱，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该因别人指责自己而感到不快。如果别人说得对，那就将其当作一种警示而加以欢迎；若别人说得不对，我们又为何要因之而苦恼呢？
再者，若不幸之事发生时我们只为之哀伤，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爱比克泰德还说过：“我肯定会死，但我就必须悲哀地死去吗？我肯定会被囚禁，但我就必须为此而悲伤吗？我肯定会被流放，但谁能不让我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离去呢？‘老兄，你在嚷嚷些啥？我可要把你送进大牢。’‘你可以囚禁我的肉体，但我的思想连天神宙斯也不能征服。’”
的确，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快乐，那通常都应该怪我们自己。苏格拉底曾在三十个暴君的统治下生活。爱比克泰德曾经也是个奴隶，可我们受了他多少恩惠！
他曾说：“无御寒之衣，无遮雨之屋，无取暖之炉，无可供使唤的奴隶，无可以统治的城邦，这种一无所有且蓬头垢面之人，怎么可能有舒心日子过呢？瞧，天神就送来了这样一位，让你们知道这种事完全可能。看看我吧，我无城可治，无房可居，没有财产，没有奴隶；我席地而眠，无妻，无子，无家，唯有天地和这件可怜的斗篷。我欲何求？我难道没有悲哀？我难道没有忧惧？我岂非无所事事？可谁曾见我欲而不获？谁曾见我弃而不取？我可曾抱怨过上天？我可曾责怪过世人？你们中有谁见过我愁眉苦脸？对你们所惧怕或仰慕的那些人，我又是如何待之？我难道不是把他们当作奴隶？有谁见到我不是以为自己见到了国王，见到了主人？”
想想吧，有多少恩惠我们需要感铭！对每天都能获得的诸多恩惠，我们中很少有人怀感恩之心。我们将这些恩惠视为细枝末节，可米开朗基罗曾说：“细枝末节造就完美，虽说完美并非细枝末节。”我们之所以忽视这些恩惠，是因为这些恩惠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但正如佩特 [6] 先生恰当的评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只要能穿透‘熟视无睹’这层面纱，就会发现寻常之物本身绝不寻常，那些纯朴的馈赠——面包、牛奶、水果、酒浆，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小恩惠——似乎都可以恢复其诗意和道德意义，而诗意和道德意义肯定都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伊萨克·沃尔顿 [7] 曾说：“切莫因上帝每日所赐之恩惠都很寻常，我们就不尊重上帝，不赞美上帝；自与上帝相聚以来，我们就一直获得纯真的快乐，所以让我们别忘了赞美上帝。盲人若也能像我们一样看见河川、草地、鲜花、清泉，那他有什么不愿付出？而我们每天都能享受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恩惠。”
伊壁鸠鲁告诉我们，满足不在于多有钱财，而在于少有欲望。不过在这个幸运的国度，我们可以多有欲望，只要欲望合理，我们都可以得到满足。
大自然真毫不吝啬地为人类幸福提供了基本所需。罗斯金曾说：“看玉米生长，观开花结果，扶犁耕田，挥锹挖地，或读书，思索，恋爱，祈祷，这些都是令人快乐之事。”
杰里米·泰勒
[8]
曾说：“我遭遇了劫贼
，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毕竟给我留下了日、月、水、火，留下了一个忠实的妻子和众多同情我的朋友，还留下了一些给予我救助的人，而且我还能说话。除非我乐意，否则他们就夺不走我的笑容、良知和乐观精神……一个极爱悲伤和恼怒的人，一个抛弃所有欢乐而选择在一小丛荆棘上独坐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有充分理由快乐的人。”
爱比克泰德曾说：“只要有事情可思考，有日月星辰可眺望，有大地海洋可欣赏，一个人就不会孤独，不会无助。”
如马丁·路德所言：“天堂真可谓这整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更多的欲求呢？格雷格
在其《生命之谜》一书中说：“形形色色的美已充溢上帝赐予我们的家，赏心之美、悦目之美、入耳之美、扑鼻之美、爽口之美，构成最高贵最可爱的形态，染出最华丽最精妙的色彩，溢出最香甜最鲜美的滋味，融成最温馨最激越的和谐：白昼阳光之辉煌、夜晚月色之幽雅、山峦湖泊、原始森林、一个半球‘千年雪封的寂静山峰’
、另一个半球叹为观止的热带风情、日落之平静、风暴之庄严，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天赐之美都形形色色，无穷无尽；每时每刻都充溢在我们身边的美，无一不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精致，无一不比我们所能希求的更为完美；仿佛我们的知觉之所以这样造就，就是为了活着感知这一切。上天为我们的感官所提供的可享之资可谓丰盈富足，为我们复杂天性之其他需求所准备的材料也可谓俯拾皆是。凡痴迷过青春想象力之最初狂喜者，凡陶醉于思想世界之丰饶奇妙者，谁会不承认智力至少与感官一样也获得了上天极其丰厚的馈赠？凡真品尝过人间之爱者，凡真体验过爱情带来的欣然陶然者，谁不曾为一种真超乎想象的极乐而感谢过上帝？造物主始终都忙于为他所爱的孩子们创造快乐，只要我们心中有这幅画面，我们就没法想象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存在快乐的元素。”
[1]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生活于公元一世纪时的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奴隶出身，一生清贫，其学说由其学生阿利安（Plavius Arrian）记述在《谈话录》（ Discourses ）和《手册》（ Enchiridion ）二书之中。
[2] 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英国诗人及记者，著有关于释迦牟尼生平及教义的长诗《亚洲之光》（ The Light of Asia ，1897），翻译出版过一些梵文诗歌。
[3] 托马斯·布朗（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医生及作家，以沉思录《一个医生的信仰》（ Religio Medici ，1643）为世人所知。
[4]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又译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在位期161—180），斯多葛派哲学家，戎马倥偬间在军营中写成《沉思录》（ Meditations ）十二卷，其论多善。
[5] 赫尔普斯（Sir Arthur Helps，1813—1875），英国作家，著有两卷本《友人聚谈录》（ Friends in Council ，1847，1849）。
[6] 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英国散文家及评论家，著有《文艺复兴史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1873）和《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 Marius the Epicurean ，1885）等。
[7] 伊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英国传记作家，其传世代表作为《高明的垂钓者》（ The Compleat Angler ，1653），此书又名《沉思者的娱乐》（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 ）。
[8] 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英格兰圣公会主教及著作家，著有《圣洁生活的规则和礼仪》（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1650）和《圣洁死亡的规则和礼仪》（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Dying ，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