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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紫砂大師顧景洲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認識了，顧景洲早期用的印章，是我的好友高石農刻的，由於高石農的關係，我們很早就認識了，那時顧景洲大約四十歲，我還不到三十歲。
一九五四年八月我調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我與顧景洲的交往暫時間斷了，但不久，宜興紫砂廠在北京有紫砂展銷等商業活動，顧景洲也經常來京，同來的還有紫砂廠廠長高海庚。有一次，顧景洲同高海庚一起來看我，我住張自忠路，這次，顧景洲鄭重對我説，他的徒弟中只有高海庚能傳他的絶藝。這時顧景洲的壺藝已是紫砂第一人了。這次，海庚還送我一把他做的壺。海庚爲人樸誠信厚，我們一見如故。之後，海庚又送我一把他夫人周桂珍做的小方壺，我纔知道他夫人也是製壺高手。
後來，我又認識了紫砂雕塑藝術大家徐秀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經常有機會到南方去，每去，我總要到宜興丁山去看顧老和海庚。不幸海庚突然患心臟病去世了，這是紫砂藝術的一大損失，幸而他的紫砂藝術，也是顧老的紫砂藝術，由他的夫人周桂珍繼承并發揚了。
那時，我每次去丁蜀鎮，都爲他們題紫砂壺，我是直接寫在壺上的，左手拿壺，右手執筆書寫，開始是爲周桂珍題壺，後來被大家看見了，就都來要我題壺，幾乎一寫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因此我也得到了他們不少饋贈，桂珍還特意爲我做了不少把壺。周桂珍現在已是紫砂藝術的“雙大師”，是顧景洲以後的第一人。
紫砂刻字最好的是徐秀棠，我寫的不少壺都是他刻的。他刻的壺燒好填墨後，稍遠一點看，就同我剛寫在紫砂壺上的墨迹一樣。當然，他的更高成就是他的紫砂人物雕塑，那是開拓了紫砂雕塑的新天地，他是這一領域的創始人。在這之前，雖也有紫砂雕塑，都還是游戲之作，遣興而已，從未被當作專項來從事創作。從徐秀棠開始，有了紫砂雕塑的專項藝術。秀棠也榮獲了“大師”的稱號。
紫砂上刻字的還有譚泉海，也是一流的功力，我寫的壺有一部分是他刻的。
宜興紫砂中的“花貨”，即摹寫果蔬之類實物形象的作品。當時年齡最大的作者是蔣蓉，與周桂珍同輩的是汪寅仙，蔣蓉已去世，汪寅仙後來也獲得了“大師”的稱號。
顧景洲先生後來改名“景舟”，他創作極嚴，一年只做幾把壺，每把壺做完後要反復看幾個月，纔拿去燒製。所以，直到他去世時，缸裏還有幾把已做好、未看够、未曾燒製的壺。
顧景舟大師以他的成就，成爲紫砂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在此之前的紫砂壺，其藝術水準和製作的工細，從來未達到這樣的高度。其内在原因是他更具有文化素質。他在早期常與吴湖帆交往，現在還有一把吴湖帆爲他題的壺。但這把壺，現在看來，比他晚年的創作又有些差距了。
喜歡紫砂的人都推崇陳曼生的壺，其實陳曼生并不會製壺，他只是題字。他題字的壺大都是楊彭年做的，而楊彭年的壺藝并不是絶頂的。我有一把曼生壺，顧老晚年來京時鑒定過，他説這把曼生壺藝術極高，絶不是楊彭年做的。
現在，顧老的繼承人，自然就落到了周桂珍。這是純客觀的自然選擇，不是炒作出來的。舉個事實，前些年，桂珍爲我做了一把壺，我用來泡茶，無意之間，拿起壺蓋，把一壺茶都提起來了，我萬萬没有想到這把壺的精密程度會達到如此高境界，因爲這是古人傳下來鑒證紫砂壺精良程度的最高標準。上面所説的我藏的那把曼生壺，也能做到以蓋提壺。這可證周桂珍的壺藝早已達到古人最高的標準。我把這個情况告訴周桂珍，她説她做好了壺，自己覺得滿意了，燒好後就給人了，自己没用過，也就不知道有這個效果了。
我的藏品中，有幾把是高振宇做的，特别是那把大匏瓜壺，靈動而書卷氣，儒雅大方，真正表現了紫砂本身的文化素質。這是我藏的紫砂三大件之一。
我的紫砂藏品中，最奪人眼目的是秀棠大師給我做的紫砂大畫筒，口徑約三十多厘米，形如竹筒，在紫砂藝術中，這恐怕是空前的杰作，我把它視同拱璧。
還有周桂珍給我做的那把特大曼生提梁，那是壺件中的極品，即使是曼生來看了，也絶想不到有這樣的大器。
我平生的紫砂交游，都印刻在這些藝術品上，這都是傳世之作，因此我的紫砂情誼也會隨着這些名器傳之久遠。
本書的砂壺攝影都是汪大剛兄的精心杰作，若無此高妙攝影，則讀者無從鑒賞這些名壺的神韵，所以本書的砂壺原器與攝影可以妙合無間，故特爲奉告讀者。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寬堂九十又一於瓜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