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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珍珠酒吧，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他们已修好那扇被枪战打坏的窗户，换了一块新玻璃，陈列酒的橱窗也全部修好。不少加利西亚人靠着吧台在喝酒，有些在吃饭。有一桌人已经开始在玩多米诺骨牌。我花十五美分要了黑豆汤和土豆炖牛肉，剩下的二十五美分要了瓶哈图伊啤酒。当我同那位侍者提起昨天的枪战时，他什么也不愿说。他们全都怕得要命。
吃完饭，我靠在椅背上抽了根烟，心里非常担心。这时我看到弗朗基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黄种人，我心里暗想。果然是个黄种人。
“这是孙先生。”弗朗基说，说完微微一笑。他办事倒是挺利落，他知道这点。
“你好！”孙先生招呼道。
孙先生恐怕是我见过的最圆滑的人。他的确是个中国人，但说话像英国人，穿着白色西装、丝绸衬衫，系一条黑色领带，戴的是那种一百二十五美元一顶的巴拿马草帽。
“你来杯咖啡怎样？”他问我。
“如果你请客的话。”
“谢谢，”孙先生说，“这儿就咱仨。”
“除咖啡馆这些人外就咱仨。”
“那好，”孙先生说，“你有条船？”
“三十八英尺，”我说，“一百马力。”
“啊，”孙先生说，“我还以为它会更大些。”
“如果空船的话，它可以装二百六十五箱。”
“我租船你不介意吧？”
“什么条件？”
“你不用去。我另外找船长和水手。”
“不行，”我说，“船去哪儿我去哪儿。”
“知道了。”孙先生说。“你能回避一下吗？”他掉头对弗朗基说。弗朗基像往常一样显出满脸兴趣，冲着他微笑。
“他耳聋，”我对孙先生说，“他几乎也听不懂英语。”
“我明白，”孙先生说，“你会讲西班牙语。请告诉他待会儿再来。”
我用大拇指向弗朗基示意。他起身去了吧台。
“你不会讲西班牙语？”我问孙先生。
“噢，不会，”孙先生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使得你想……”
“我破产了。”
“明白了，”孙先生说，“你那条船没欠什么债吧？不会有什么麻烦？”
“不会。”
“那好，”孙先生说，“你那条船能载多少我不幸的同胞？”
“你是说载人？”
“正是。”
“多远？”
“一天的航程。”
“这我说不准，”我说，“要是他们没行李，能载上一打。”
“他们不会有行李。”
“你想让他们在哪儿登船？”
“我想这由你来决定。”孙先生说。
“那你打算把他们送到哪儿？”
“你把他们送到托图格斯
，那里会有条纵帆船接他们。”
“听着，”我说，“托图格斯的洛格赫德岛上有座灯塔，上面还有个双向电台。”
“的确，”孙先生说，“把他们往那儿送肯定很愚蠢。”
“那怎么办？”
“我说你把他们送到那儿就行了。他们就出那么多钱。”
“好吧。”我说。
“你可以在你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让他们下船。”
“纵帆船会来托图格斯接他们。”
“当然不会，”孙先生说，“那样做多蠢。”
“他们一个人头多少钱？”
“五十美元。”孙先生说。
“不行。”
“七十五怎样？”
“一个人头你得多少？”
“哦，那就扯远了。你知道，有很多场合，就是你们说的关节，我都需要打点。钱不会都落入我的腰包。”
“是的，”我说，“可我要干的事难道就不需要打点，嗯？”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孙先生说，“那我们说好一人一百美元？”
“听着，”我说，“要是他们为这事逮住我，你知道我会蹲多少年监狱？”
“十年，”孙先生说，“至少十年。但你没理由要去蹲监狱呀，我亲爱的船长。你唯一要冒的风险就是乘客上船的时候。剩下的事就全由你自己处置了。”
“要是他们又跑回来找到你呢？”
“那太简单了。我就说是你出卖了我，退他们一部分钱，然后另找条船再送他们走。当然，他们也明白偷渡并不容易。”
“那我呢？”
“我想我该给那位领事打个招呼。”
“我懂了。”
“一千二百美元啊，我的船长，现在可不能小看这笔钱。”
“什么时候给我钱？”
“你点头就给二百，另外一千上客的时候给。”
“要是我揣着这二百块跑路了呢？”
“那我当然是毫无办法，”他冲我一笑说，“但我知道你不会干这种事，船长。”
“你手边有二百块吗？”
“当然有。”
“把钱放在盘子下。”他照我的话做了。
“很好，”我说，“我会在上午结关，天黑时把船开出来。对啦，我们在哪儿装船？”
“在巴库拉纳沃海滩
怎么样？”
“没问题。你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是当然。”
“好，”我说，“现在商量下怎样装货。你在你船上亮两盏灯，一高一低。我看见灯光就过来。你从那条船出来，我也从那条船接货。你先一个人登我的船，带上钱。收到钱之前我不会让别人登船的。”
“不，”他说，“你开始装货我给一半，装完货再给另一半。”
“好吧，”我说，“这也有道理。”
“这么说啥都清楚了？”
“我想是的，”我说，“不许带行李，不许带武器。手枪、匕首、剃刀，啥都不许带。我必须确定这点。”
“我的船长，”孙先生说，“你还不相信我么？你难道不明白，我们这是利益共享。”
“你肯定？”
“别难为我了，”他说，“你真不明白我们的利益是多么一致？”
“好啦，”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到那儿？”
“半夜之前。”
“很好，”我说，“我想就这么定了。”
“你要多大面额的钞票？”
“一百的就可以了。”
孙先生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出门。弗朗基在他走过时冲他微笑，但他没理睬弗朗基。不错，他是个圆滑的中国人。了不起的中国人。
弗朗基来到我桌旁。“成了？”他问。
“你在哪儿认识孙先生的？”
“他偷运中国人，”弗朗基说，“大生意。”
“你认识他多久了？”
“他来这儿大约有两年了，”弗朗基说，“在他之前是另一个人干这事。有人把他给杀了。”
“有人也会把孙先生杀掉的。”
“肯定会，”弗朗基说，“能不杀吗？这么大的生意。”
“了不起的生意。”我说。
“大生意，”弗朗基说，“运走的中国佬绝不会回来。另有些中国佬写信回来说一切都好。”
“真妙。”我说。
“这种偷渡的中国佬根本就不会写信。会写信的中国佬都很有钱。这些人啥都不吃，就吃点米饭吊命。这儿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佬，可只有三个女的。”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
“真他妈乱七八糟的。”我说。
“你跟他做这笔生意？”
“也许吧。”
“好生意，”弗朗基说，“比玩政治强。有大钱赚。真是大生意。”
“来瓶啤酒吧。”我对弗朗基说。
“你不担心了吧？”
“真他妈的不了，”我说，“真是笔大生意。非常感谢。”
“好，”弗朗基说着拍了拍我的肩头，“没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我想做的就是让你高兴。运中国佬是笔好生意，嗯？”
“好极了。”
“这太让我高兴了。”弗朗基说。他为事情办得顺而高兴，我看他都快掉眼泪了，于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了不起的弗朗基。
第二天上午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经纪人，叫他去替我办结关手续。他要船员名单，我说没有船员。
“你一个人开船回去，船长？”
“正是。”
“你那位伙伴呢？”
“他喝醉了。”我说。
“一个人行船很危险的。”
“只有九十英里，”我说，“你认为有个醉鬼在船上就更安全？”
我把船开到港口对面的美孚石油码头，把两个油箱都灌得满满的。两箱油加满将近二百加仑。美孚油每加仑要二十八美分，我本来不想加那么多，但我不知道船最后会去什么地方。
见过那中国人并收取定金后，我就一直担心这笔生意。我想我整晚都没睡好。我把船开回圣弗朗西斯科码头，看见埃迪在码头上等我。
“嘿，哈里。”他一边招呼一边朝我挥了挥手。我把后缆绳抛给他，他把缆绳系牢，然后上了船；他看上去显得更高，更邋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喝得更醉。我没跟他说话。
“哈里，你觉得约翰逊那家伙怎么就那样溜了？”他问我，“你知道是咋回事吗？”
“滚开，”我告诉他，“你叫我恶心。”
“老兄，我不是和你一样为这事恼火吗？”
“滚下船去。”我对他吼道。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伸开两腿，开口说：“我听说咱们今天要回去。好吧，反正待在这儿也没事可干了。”
“你留下。”
“怎么啦，哈里？你没理由拿我出气。”
“没理由？滚吧。”
“哦，别发火呀。”
我给了他一个耳光。他站起身来，爬上了码头。
“我不会对你做那种事的，哈里。”他回头说。
“你他妈说得没错，你不会做那种事，”我告诉他，“我不想带你走。就这么回事。”
“好吧，那你为什么扇我耳光呢？”
“你就吃这套。”
“你要我干啥呢？待在这儿挨饿？”
“挨饿，见鬼，”我冲他说，“你可以乘渡轮回去。一路上你还可以打工。”
“你这样待我不公平。”他说。
“你待谁公平过，你这个酒鬼？”我对他说，“你连你亲妈都会出卖。”
我说的是事实。但打了他我还是感到难过。你知道揍一个酒鬼是什么感觉。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带他走，因为即使我想我也不能。
他蔫头蔫脑地顺着码头离去，走得很慢，看上去一天都没吃饭似的。随后他又折了回来。
“能给我几块钱吗，哈里？”
我从收的定金中给了他五美元。
“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哈里，你干吗不带我走呢？”
“算你倒霉。”
“你这是在气头上，”他说，“没关系，老伙计，你还是喜欢见到我的。”
这下他有钱了，走路的脚步也快多了。但我告诉你，甚至见他走路的样子都让我恶心。他走路时像是关节都错了位。
我登上码头，去珍珠酒吧见经纪人。他给了我结关文件，我给他买了杯酒。我吃午餐的时候弗朗基进了酒吧。
“有人要我把这个给你。”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包着报纸系着红线的卷筒。我拆卷筒时觉得里边是张照片，拆开后我认为，照片可能是某人在码头周围从船上拍的。
不错，这是张特写照片，拍的是一个黑人的头部和胸部，黑人的喉咙从耳朵到耳朵被完全割断，然后又被严丝合缝地缝好。死者胸前有张卡片，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我们就这样处置长舌头”。
“这是谁给你的？”我问弗朗基。
弗朗基指了指一个在码头上混的孩子，一个被肺病折磨得很厉害的西班牙男孩。他这会儿正站在餐柜旁边。
“叫他过来。”
那男孩走了过来。他说十一点左右有两个小伙子把那东西给他，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说认识。然后他就让弗朗基把东西交给我。那两个家伙给了他一美元，叫他要亲眼看到我收到照片。他说那两个小伙子穿得很体面。
“政治。”弗朗基说。
“哦，是的。”我说。
“他们以为你跟警察说了那事，说你那天早上见过那些小伙子。”
“哦，是的。”
“肮脏的政治，”弗朗基说，“你最好走人。”
“他们留下什么口信吗？”我问那个西班牙男孩。
“没有，”男孩说，“只是叫我把那东西给你。”
“我这会儿得走了。”我对弗朗基说。
“肮脏的政治，”弗朗基说，“非常肮脏的政治。”
我拿起经纪人给我的那卷结关文件，付过账单，离开酒吧，径直跨过广场，出了广场大门。穿过仓库上了码头后我感到很高兴。那些家伙的确把我给吓着了。他们真傻，以为我会自讨麻烦，为别人的事去告密。那些小伙子和潘乔一样，一害怕就会兴奋，一兴奋就想杀人。
我上了船，开始预热引擎。弗朗基站在码头上望着我，脸上露出耳聋的人那种有趣的微笑。
“听着，”我说，“千万别为这事去招惹什么麻烦。”
他听不见我说话，我只好大声朝他喊。
“我会玩政治。”弗朗基边说边替我解开了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