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德格尔简传

说起海德格尔，我先引用希恩（T.J.Sheehan）的一段话：

马丁·海德格尔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从许多方面看，他是个没有生平事迹的人。有一次他讲授亚里士多德，开场便说：“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讲起海德格尔恐怕也差不多。他1889生于德国西南部，除了在马堡工作五年之外，一生都在西南部从事他的工作，1976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然而，在这八十六年中，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哲学界。海德格尔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回事。他自始至终生活在他的思想中。所以，真正值得一写的传记，只能是一部哲学传记，标出他思想的来源与发展。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梅斯基尔希是黑森林东沿的一个农村小镇。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就在这个小镇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他的母亲也是天主教徒。

海德格尔14岁那年到梅斯基尔希以南50公里外的康斯坦兹读中学，为将来的牧师职业做准备。他在那里读了三年（1903—1906年）后，转到弗莱堡的文科学校上了三年学（1906—1909年）。海德格尔后来说，他在这六年里学到了对他终生极有价值的一切。他在这六年里学习了希腊文，此后，除战争年代外，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他还学习了拉丁文。他在这段时间培养起对诗人荷尔德林的兴趣，这位诗人的诗句将贯穿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1907年，海德格尔暑期回家度假时，康斯坦兹三一教堂的神父（后来的弗莱堡大主教）康拉德·格略勃，给他带来一本书。那是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意义》。这本书启发了海德格尔的毕生哲学事业。

1909年，海德格尔到奥地利费尔德基文希的耶稣会见习，但几个星期后即因健康欠佳被辞。此后他到弗莱堡大主教管区的研究班攻读神学。这里的指导教师仍是耶稣会教士。1909—1911年夏，海德格尔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至1913年夏他一直留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那时他23岁，在阿尔图尔·施耐德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大学学习期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曾参加新康德派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导的研究班，深受价值哲学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实验心理学大有取哲学而代之的势头，于是价值哲学似乎成了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唯一支柱。对他深有影响的还有天主教的思辨神学。此外还有圣经解释学，从这里引发出海德格尔对一般解释学的关注。在他的大学读物中，我们还可以找出黑格尔、谢林、克尔恺郭尔、狄尔泰、尼采、里尔克、特拉克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但两个月即因健康欠佳退伍。1915—1917年他在弗莱堡从事军邮工作。1915年夏他提交了《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作为讲师资格论文。这部论文与另一篇《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道为他赢得了在德国大学讲课的资格。据海德格尔自述，他在1915年左右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哪里他还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沿途近景。地平线不断转移，这条路时常变得昏暗。

早在海德格尔抛弃神学从事哲学之时起，他就想到哥廷根胡塞尔门下就学，但因经济窘迫不能如愿。事有凑巧，1916年4月1日，胡塞尔受聘弗莱堡大学继承李凯尔特的讲座。于是海德格尔得以亲聆胡塞尔的指教。那时他白天在邮局工作，晚上则在大学里听课或讲课。

1917年海德格尔与艾弗里德·佩特蒂结婚。婚后再次应征入伍，在西线战场服役。1917年10月，马堡大学的保尔·那托普（Natorp）教授写信给胡塞尔，告知该大学有编外教授职位空缺，询问海德格尔是否具候选资格。胡塞尔在夸奖海德格尔的同时指出他还年轻，缺少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经验。结果海德格尔落选，M.冯特得到这个职位。

1919年年初，从战场回来以后不久，海德格尔成为胡塞尔的助教，他在后者的指导下一面学习一面任教。他讲的课程多半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虽然他那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熏陶，但他授课的侧重点却不完全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还原和先验自我这些现象学主导概念很少在他的课程中受到重视。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要独辟蹊径的倾向是有觉察的。但他仍然很器重海德格尔。1920年11月，马堡大学教职再度空缺，胡塞尔遂向那托普推荐海德格尔。结果还是落选了。尼可莱·哈特曼得到了这个职位。

1922年秋，那托普退休而由哈特曼继承教授职位。于是马堡大学的教职再次空缺。这一次胡塞尔更强烈地推荐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讲解哲学史的成功也已为德国哲学界周知。只是他好几年始终没发表过什么东西。那托普把这困难告诉胡塞尔。海德格尔得知后，即把一份40页的手稿打印出两份，一份送交那托普，另一份送交当时也有意招聘他的哥廷根大学。当时他正准备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七卷上发表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著作。这40页手稿即是这部著作的导论。打印好的稿子他自己留下一份，另一份寄给了那托普。

这份稿子后来被称为“那托普手稿”。它不仅显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知识，而且表现出其哲学思想具有惊人的首创力量。研究者公认它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前身。那托普读了寄给他的那份稿子，不禁大喜，立即回复胡塞尔，盛赞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犹似发现了欧洲哲学的一颗新星。由于海德格尔当时大概同时在谋取哥廷根的一个职位，那托普遂大力担保海德格尔会被马堡接受，以防海德格尔他去。那托普写给胡塞尔和哈特曼的几封信上洋溢着他爱才之切的心情。

1923年夏天，海德格尔收到马堡大学的正式聘书，赴马堡前他在黑森林的托特瑙堡山上与友人和学生办晚会告别。关于这次晚会，伽达默尔有生动的记载。

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开始撰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专家们从他的早期著作，发表和没发表的，多方搜集线索以求确定这部巨著的来龙去脉。比较确实的是，海德格尔于1923—1924年冬在托特瑙堡自筑的别墅中开始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稿。1925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的历史》是《存在与时间》的清楚的雏形。1925—1926年冬季学期间，哈特曼将迁往科隆，海德格尔被提名继承正教授讲座。但按要求，他必须立刻有著述发表。于是，1926年1月29日至4月30日他隐居于托特瑙堡山间，把《时间概念的历史》这一讲稿的笔记整理成《存在与时间》的前240页。胡塞尔其间亦往托特瑙堡度假，与他讨论该书的主要概念“在世界之中”。两份打印稿被寄往柏林教育部候审。另一份稿子缀以鲜花、题着“以感激、景仰和友情敬献埃德蒙特·胡塞尔”，作为胡塞尔67岁诞辰的礼物。

送交柏林的稿子退回时批着“不足”，未同意以正式教授聘用海德格尔。不过，1927年2月，《存在与时间》正式印行，一是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二是作为单行本。书一面世，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半年后，柏林颁发了正教授职称。

1928年11月，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辞去马堡的席位，回到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哲学讲座。当时他已声望甚隆，首次讲课便有280名学生听讲。然而，他与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却越来越不和睦了。

两位哲学家见解的差异早在20年代初就变得相当明显了。但两人的私交一直很融洽，两家人也经常互相走动。工作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已提到一些事实，可见出胡塞尔几乎事事大力提拔后进海德格尔。他很器重这位学生，常称“现象学，海德格尔与我而已”。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也显得毕恭毕敬。他可以随时读到胡塞尔的手稿，有时也帮助老师整理稿子作出版准备工作。他们两人同领现象学，各有所长，胡塞尔喜好从体系方面穷究基本概念的结构联系而对哲学史既无兴趣也无专能。这后一方面却正是海德格尔的专长。

引起这两位当时德国哲学领袖关系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进入历史纪事的细节，也难确定各因素间的关系和比重。这里只提出三二事实，不敢妄下断语。

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 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时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缠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表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和。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而且，他惟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阵亡，长子在弗兰德尔前线两度重伤。

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翻新重写，虽然也时时参照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结果，胡塞尔废弃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提供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驱向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多种提法本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记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已经干上自己那一套了”。

1928年，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辑成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它写了一篇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献给胡塞尔的七十诞辰。 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是在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MaxScheler）——舍勒也是现象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辞却明确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离现象学的常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啻已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吾爱吾师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儿讽刺意味儿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做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多，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作出受窝囊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

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和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它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

1930年，柏林文化部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份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魏玛民主是不信任的，他的政治倾向接近于新兴的纳粹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政治的关切明显增重。1930年代初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一千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政治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

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也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政治动乱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1933年4月底，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按照德国的传统，由正教授组成的校委会每年一度选举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一年一选，但可无限期连任。校长名义上受州政府领导，但州政府实际上很少干预大学事务。学院自由是大学和政府两方面都高度自豪的德国传统。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纳粹学生组织多如雨后春笋，多方从事右派校园活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台为总理后，纳粹学生更是肆无忌惮。那一年第一任弗莱堡校长是解剖学教授威廉·冯·莫棱多夫（Möllendorf）。他在4月16日就职后不到两周即被巴登州文化部长解职，原因想必是他曾禁止纳粹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文告。解职当天，莫棱多夫与一些教授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出面候补校长人选。战后的非纳粹化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披露，这些教授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海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

就任第二天，三名纳粹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要求张贴反犹宣传品。海德格尔像前任一样予以拒绝。纳粹学生威胁说要向上级报告。几天后，冲锋队鲍曼博士命令海德格尔立即批准学生的请求，并暗示否则可能解除他的校长职务并关闭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仍未让步。他后来说，这次冲突使他认为要保护学院自由，仅靠他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从纳粹党内部来做工作。

后来，关于他和纳粹党的短暂合作传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查无实据，传得却很广。海德格尔本人又一直对这段历史不置一词。他也不常有自传式的文字，并多次回绝为他写传的要求。他的沉默只有两次被打破。一是上面提到的：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为防止漏网纳粹在德国占据要位，力促非纳粹化运动。这运动的一部分是调查纳粹执政期间与纳粹发生过牵连的人士。二是1966年9月，《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海德格尔，其主要内容即关于他与纳粹的牵连。这篇采访依海德格尔的要求于他去世后在1976年第23期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出。后者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辩，前者是客观调查得出的报告。比较二者，事实方面是大致吻合的，虽然动机等问题永远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熊伟先生译出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这里只讲个梗概。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有大量拥护纳粹的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他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他预告“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他把初入纳粹执掌的局势颂为“伟大庄严的破晓”。他列数德国大学的三大支柱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海德格尔后来的自辩大致是说：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早已有之，那是与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的基本判断连在一起的。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已经指出，科学如今纷然杂陈，只还靠大学从形式上维系到一处，而“各门科学在其本质深处的根却枯萎了”。（第1291页）他后来仍坚持认为德国大学需要彻底改造。至于对纳粹执政的前途，他承认当时确抱有相当的希望。“我当时看不出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尤其是社会的态度。”（第1292页）不过，这篇演说的基本调子却不是让纳粹政治来确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相反，是要主张让学术领导政治，让大学教导政治家。

1933年末地方大学生报曾引海德格尔的话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海德格尔自辩说这是一种妥协，不这样说就无法继续他当校长的使命。但他也承认这不仅是装点门面，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作一种新事物，一种新的可能性。

传说海德格尔参与了纳粹学生的焚书运动，去除图书馆内犹太籍作家写的书，禁止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这些讲法查无实据。海德格尔事实上禁止焚书，在他的研究班上不仅始终引用和讨论犹太作家，而且有犹太籍学生参加。

1938年海德格尔没有参加他的老师犹太人胡塞尔的葬礼。1941年《存在与时间》的第五版抽掉了给胡塞尔的献辞。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很微妙，前面已讲到了。海德格尔承认他未去参加葬礼无论如何在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并为此后来给胡塞尔夫人写信请求宽恕。至于抽掉献辞，则是出版部门考虑到禁书危险而要求的。作为条件，海德格尔坚持保留该书一条对胡塞尔深表敬意的注解。

海德格尔曾向纳粹首长进言讨论改造德国教育。他当时确曾指望上级能纳言施行。结果却未见任何行动。他不无气愤地自辩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当时纳粹党的教育部长谈一席话就该受到指责，而所有外国政府却正忙着承认希特勒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呢。”（第1300页）

除这些自辩以外，海德格尔还强调了其他一些事实。他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以前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出任校长是由同事们怂恿而成。他就任校长总共只有十个月光景。1933年年底，他已看清，他要改革大学的设想由于大学同事的抵制和纳粹党的干预而不可能贯彻。他那时建议由几个年轻有为的教授出任几个学院的院长，未获通过。教育部长则要求他批准两位由党指派的院长。他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声明如果部长坚持指派他就辞职。1934年2月，他果然辞去校长职务，并拒绝参加与纳粹党人新校长交接的典礼。1936年开讲的尼采课已标明与纳粹运动的分手。从此他受到纳粹的排挤、监视和迫害。1944年夏被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挖战壕，他是被征召的教师团体中年纪最老的一个。而免除500个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战时劳役的名单上却不包括他。

在结束海德格尔和纳粹牵连的故事之前，还得插入一段他与雅斯贝斯的离合关系。

1919年，雅斯贝斯出版了他的巨著《世界观的心理学》，海德格尔为这本著作写了一份书评，后来人们认为这篇书评是他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表述。雅斯贝斯长海德格尔七岁，前六年已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一般心理病理学》，在哲学界远比海德格尔有名。但他从海德格尔的著述中认识到某种首创力量，遂主动结识海德格尔。虽然两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但对传统学院哲学的反对和对开创新哲学的要求使他们一相处便很投机。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在学长面前话语不多，所以通常是雅斯贝斯滔滔不绝，虽然海德格尔也常插话，引称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这些人的学说雅斯贝斯所知不多。海德格尔精熟于传统，虽然两人似乎都是强调反传统的。对当时哲学泰斗胡塞尔和李凯尔特，谈话颇多攻击，主要是攻击他们那种学院派教授风格的治学讲学方式。而海德格尔却把他的主要著作献给胡塞尔和李凯尔特，使雅斯贝斯觉得海德格尔不够真诚。又有流言传海德格尔背地里嘲笑雅斯贝斯的《大学观念》（1923）一文。当面对质时，海德格尔极力否认。

人们常说，作品是作家的亲生儿女。对其作品的态度，对著作家来说，往往更重于对他本人的态度。海德格尔对《作为世界观的心理学》所作的评论是极为严厉的。何况，此书为雅斯贝斯与他夫人共同劳动的产物，难免使雅斯贝斯格外难过。海德格尔是从来不与夫人合作著述的，对这一点恐怕很难体会。反过来，雅斯贝斯对《存在与时间》也毫无兴趣，认为它充满新词而无新意，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研究者们常能证明《存在与时间》对雅斯贝斯后来所著的《哲学》一书的影响。其实，两人的哲学思想本来相去甚远。仅就风格言，雅斯贝斯以灵感为凭而海德格尔一向都主张并实践其深思熟虑的方式。

1930年代的纳粹风浪中，两人的关系终致破裂。据雅斯贝斯回忆，海德格尔以前从未流露出纳粹思想。所以，当1933年春海德格尔突然对纳粹运动大感兴趣，雅斯贝斯惊了一跳。春季的一天，海德格尔带了一张纳粹宣传唱片到雅斯贝斯家来放，并主张大家都投入纳粹运动。雅斯贝斯认为这种热情是很愚蠢的，但同时并不很把纳粹运动当一回事。所以他没做什么劝告。但这却是海德格尔最后一次拜访雅斯贝斯了。后来海德格尔卷入得更深，雅斯贝斯私下向海德格尔表示不快，海德格尔没有回答。于是雅斯贝斯以反犹为例力证纳粹之恶劣，海德格尔的回答是：“然而犹太人确实有一个十分危险的国际联盟。”当问到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如何能领导德国的时候，据说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看希特勒那双手，多了不起的手。”雅斯贝斯没有继续与他争辩。他的夫人是犹太人，他害怕纳粹势力的迫害。来往从此中断了很久。1937年，纳粹政府取消了雅斯贝斯的讲座资格。海德格尔未置一词。1945年后，海德格尔被战后政府剥夺了讲座后曾写信给雅斯贝斯请他为自己写推荐信。雅斯贝斯是否应承则不得而知。

由于雅斯贝斯一贯深信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他少不了想从海德格尔的著述中寻找其卷入纳粹运动的思想根源。但他没有找到。他不甘心，于是想与他重会。然而，这封要求会面的信从未到海德格尔手里。雅斯贝斯最终仍只好承认他不懂得海德格尔究竟要干什么。他只是相信海德格尔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一般政治都是非常迟钝无知的。

以上提供的材料远不足据以细致分析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连。不过有几点看法可以提一下。

海德格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无论他在著述中对历史对政治多么感兴趣，甚至不乏政治上的深见，对于现实政治，他实在是个门外汉。不少学者，年复一年做着僻远枯燥的研究，心中却有一团从事的激情。由于知识广博见解深入，往往还对自己从事的能力颇具自信。然而太过热心因应帝王的学者，十之八九弄出不尴不尬的结局来。政治与学术的奇特关联，于此事实可见一斑。

但是，海德格尔之卷入纳粹运动却又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他一直厌恶平民政治，憧憬优秀人物主政的往昔，直到晚年仍明言不信任民主制度。纳粹运动确实颇合他的口味。即使在他对纳粹的实际发展失望之后，恐怕仍怀有不少惋惜。研究者们早注意到一个事实：海德格尔后来虽愿辩清自己和纳粹的牵连，却从未正面谴责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深通政治的文化人士不多，然而大多数单凭其人道思想和人情态度，便不肯同情纳粹的。你可以说这多数人恐怕太平庸了。可平庸有时竟是我们凡人最高贵的选择呢。

至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所言所行，虽无什么可称大智大勇之处，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或许也不会责之过苛。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四人帮”横行的日子称为法西斯时代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多少饱经世故的成人却一面受着折磨一面欢呼着红太阳的新升？多少人曾捂住良心小小地检举和揭发过亲近的人们？或至少对他们的苦难冷漠置之？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是海德格尔的又一重要阶段。很多学者相信他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转折（Kehre），即从以人的生存来规定存在转到以存在规定人的生存。相应地，他对物、艺术、语言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至于转折的深度和完成时期等，学者们的看法就莫衷一是了。

本书在从各方面介绍和讨论海德格尔的思想时，时常会接触到这个转折问题。这里只愿提醒读者，本书介绍的内容有些是海德格尔早期主张而后来放弃了的。本书既从课题分章而不严格按照海德格尔思想的逐年发展为线索，故不可能处处详述每一观点的来龙去脉。不过，总体上说，读者应能从本书的进展大致看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本书有时使用海德格尔“早期”“中期”“晚期”的提法。这些提法只为方便，不含学术评断。“早期”约指1930年前。中期指1930年至1946年。

在转折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有《根据的本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是什么？》，《真理的本质》，《人类自由的本质》。1935年完成的《形而上学导论》和《艺术作品的本源》可看作转折后的首批重要著作。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务后，专心于授课。课程内容非常广泛，最突出的则是荷尔德林诗的解释和尼采哲学研究。海德格尔一向以诠释经典著名；从《存在与时间》发表后，他更是不倦地研究西方思想史，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也多在这类研究中透露。他的几个基本主张是：

1.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思想是西方思想最纯正的源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思想弄成了哲学，弄成了形而上学。最初的形而上学虽还保持着希腊思想的伟大精神，但已开始掩蔽存在问题的最初源头了。形而上学的此后发展始终在旧框框里打转，而在黑格尔和尼采那里，形而上学达到顶峰，因而也完结了。哲学的时代过去了。

2.与此相应，西方历史也是从希腊纯正源头的变异和蜕变。技术一步步地取代了思想，而今已形成了一整个由西方技术统治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神性的时代，而且一时看不出希望和出路何在。思的任务只能是尽可能揭示技术时代的本质以为神性重临做准备。

3.与思想联盟的惟有诗。因而海德格尔中晚期有大量关于一般诗性和具体诗作的讨论。盟军解放德国以后，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牵连被禁止授课，直到1951年解禁。这段时期，海德格尔闲居在家，编辑旧稿成书，继续研究诗与哲学。这一时期发表的《林中路》文集包括他三四十年代的一批最重要的中短篇文章。有时他也在小范围内讲演，例如1946年在里尔克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以《诗人何为》为题讲演。他这时虽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但他的学术地位已举世皆知。不仅有学生从远方赶来求教，而且学者们也开始了“海德格尔研究”。据一位当时会见他的学者描述，海德格尔的生活环境甚为简朴——不多几本书。他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大沓书写纸。他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这些白纸；看上去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受到打搅，以便让这些白纸铺上他的文字。

1951年解禁后不久，海德格尔就退休了。不过他仍作为荣誉教授在弗莱堡授课和领导研究班。他从前的学生包括后来成大名气的伽达默尔、阿伦特（HannahArendt）等人。著名的海德格尔学者如比美尔、布格勒等人也都长期亲随海德格尔研习哲学。学生们的回忆多有当时研究班的描述。据说单单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与亲聆他的授课，其所感所学是无法比拟的。学生们多认为海德格尔之为伟大的教师更甚于伟大的著作家。这也是古来大哲的弟子们常有的讲法。有时让人觉得，思想也像舞蹈一样，是活生生的演历，书中记载下来的，只是舞步的遗迹，就像照片上的舞姿一样。

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从前所著与当时所著大量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册《演讲与论文集》，包括四五十年代的中短篇。论文集《同一与差异》，海德格尔自评为《存在与时间》以后最重要的文集。《走向语言之途》，收集了四五十年代论语言的六篇文章和谈话。《路碑集》，收集了四十年间的短文，标识着海德格尔思路的停顿与行进。1920年代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30年代的《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40年代的《尼采》等大部头讲稿也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的。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于出生地梅斯基尔希逝世，终年87岁。

回过头来读本节开首所引的那段话，我们可能各有不同的感想。海德格尔的外在生活确实相当平淡。难怪人们常把他与康德并比。革命性的思想，惊世骇俗之论，常常带着一份平俗的履历。有的人生活，有的人提炼生活。德国的教授和思想，法国的学生、主义、运动、时尚。海德格尔从来不承认他和法国存在主义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世人所知的海德格尔，却仍然是这场席卷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宗师。然而，哲人们其实也像我们常人一样，有他们的悲欢离合，性情和品质，雄心与迷误。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经历与感想，当然只是小巧之见。但细读一人的著述，确实可见其人在其中的。 vELe1nu6m0gVQtxmr8CP8QPfq3/qmBg8IdgmgKhj5ljq/Sy00r2rh8/ySHtlEi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