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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对货币问题产生印象，是来自1860年夏季的蒂罗尔（Tirol）之旅——当时那里只有纸币流通。那年冬天，我在慕尼黑开始就此问题受教于国务委员（Staatsrat）冯·赫尔曼（von Hermann）。
我的老师见多识广、头脑清晰，是一位银币金属主义者（silver metallist），并赞成纸币的使用是基于信用这一理论。1862—1863年冬季，他最喜欢讨论的主题是美国的货币状况，我再次成为他的听众。
当我自己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开始开设一门有关货币的小型课程时，便试图不拘泥于任何理论，而是力图清楚地阐明规则和法令（rule and ordinance）在最重要的国家当中的实际情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启发式方法最有助于教学。
我的一个学生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这方面已远胜于我；鉴于其作品阐述清晰有力，我们对它再怎么称赞也不过分。另外一个学生菲利普·卡尔克曼（Philipp Kalkmann）关于英国、荷兰和瑞士的研究，大大增长了我的见识。如果他没有选择别的职业，我会十分乐意与他合作共事。
在1895年秋天柏林的一次课上，我第一次充分地提出了我的观点，认为：一国之货币并不是具有强制普遍接受性的东西，而是被公共偿付处所接受的东西；并且，货币本位的选择并非源自对金属任何属性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影响与商业上重要的邻国之汇率这一特定目的。
不久之后，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出版了他的力作《货币哲学》（Philosophy of Money，莱比锡，1900年）。由于这本书探讨的仅仅是货币的社会学方面，因而我无须把我的著作视作与他的一较高下。我觉得我自己更接近于奥托·海恩（Otto Heyn），他的著作的标题为《出于对外贸易的考虑而持有黄金储备的纸币本位》（Paper Standard with a Gold Reserve for Foreign Trade，1894年）。这是一本吸引公众人物（public men）的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就自身而言，我已放弃了影响公众人物的企图，而是将重点主要放在货币的理论或哲学上，因而冒着得罪单（金属）本位制主义者（monometallists）的风险——更不用说得罪复（金属）本位制主义者（bimetallists）了。他们绝不会对此感到更加满意。
然而，我却期望得到那些将货币制度（或更准确地说，整个支付制度）视作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的人的认可乃至帮助。在我看来，缺少国家这一概念来探索该制度，这种企图不仅早已过时，而且荒谬可笑，即使这些观点如今可能依然广为流传。为了避免争论，我总是将这种观点称作“货币金属主义”（metallism），并且在反对货币金属主义的时候并未指明它的支持者，也并不反对金属的使用。
我开始提出货币国定论是在1901年9月，我不敢承认在一开始犯了多少错误。理论必须发展到极致，否则就毫无价值。讲求实际的人可以——不，应该是必须——使自己满足于一知半解（half-truths）。而理论家如果仅止步于这种一知半解，就会迷惘不前。
为了实现我的目标，将基于政治科学的货币理论取代货币金属主义理论，我不得不发明一些我自己的术语。虽然新的术语可以用德语来表达，但似乎重要的是，在这样一门并不囿于任何民族的科学中，应当寻求那些可以轻而易举走进任何语言的术语，着眼的是博学而不是通俗。
为了追求更多科学处理方式上的优势，我舍弃了通俗易懂风格的好处。我的目标在于，从流行的规则和法令深处出发，明白确切地构想出有关货币的思想。
我要为自己未能讨论前辈的贡献而表示歉意，他们包括理查德·希尔德布兰德（Richard Hildebrand）、伊格纳茨·格鲁伯（Ignaz Gruber）、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莱克西斯（Lexis）和班贝格尔（Bamberger），以及其他很多人。关于此论题写一本完整的著作，本身便会是一部独具一格的历史作品。
我在此只是抛砖引玉，需要后人来发展完善。
我最要感谢的是费希纳（G.Th.Fechner），一个从未写过任何有关货币的只言片语、也的确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但从他那里，例如他的关于灵魂的小书
，我学会了如何区分本质和偶然。如果有人说我自己的目标在于发现货币的灵魂，那么但愿如此吧！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
1905年7月5日于斯特拉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