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货币国定论》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经济学经典名著。这本书出自何许人也？主要讨论了什么话题？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本书译者下面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为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背景性介绍。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系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家、德国新历史学派杰出代表、德国“讲坛社会主义”主要成员、“社会政策学会”创立者之一。
克纳普1842年生于吉森（Giessen），曾先后在慕尼黑、柏林和哥廷根求学，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并试图成为一名统计学家。1865年凭借有关经济学家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的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867年担任莱比锡市统计局局长，1869年同时担任莱比锡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87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与德国新历史学派创始人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成为亲密同事，在那里工作直至退休。
克纳普的研究生涯包含三个阶段。像农民通过轮耕来保持土地的肥力一样，他在这三个阶段切换了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并最终均取得了成功。第一个阶段即莱比锡时期（1867—1874年），作为一名统计专家主要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凭借在数学方面出类拔萃的造诣，克纳普在人口死亡率的测量等统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统计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74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之后，作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研究转向了经济史和农业史。克纳普比较了德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并描述了农民解放运动和农业工人阶级的崛起。凭借在历史方面罕有的才能和特质，克纳普在经济史领域开拓性的研究为之后的许多研究树立了典范。学术生涯后期逐渐步入第三个阶段，1895年开始转向货币理论研究。1905年，克纳普出版了其代表作《货币国定论》，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声誉。
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克纳普与众不同的天赋。作为历史学派的一员，他除了具有成为一名优秀历史学家的特质和才能之外，还具备他们较少具有的敏锐洞察和清晰有力。与社会政策学会的其他许多讲坛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力图避免自己卷入当时的政治论争，而是专注于“分析性和现实性”研究。这种对严谨和无偏的追求使克纳普广受赞誉，也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导师，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遍及全世界的学生和弟子。
《货币国定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190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之后于1918年、1921年、1923年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四版。1922年，该书德文版第三版被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24年，该书德文版第四版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的赞助下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无论是日译版还是英译版，都是原书德文版的节译版本，只有理论部分被译出，而历史部分则未予译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仅这些德文版、日译版和英译版由多家出版社重印出版，而且该书德文版未予译出的历史部分也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单独出版。
《货币国定论》甫一出版，便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轰动，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正处于货币制度的大变革时代。受传统货币理论的影响，各国纷纷讨论其货币制度应当采取哪一种最优的金属本位安排（是银本位、金本位、复本位、金银混合本位，还是将其留给市场决定），尽管有些国家（如奥匈帝国）已停止金属货币（银币）自由铸造，发行不兑现纸币与金属货币并行流通。而克纳普却打破了这种长期奉行的传统，认为货币事实上无须与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必然需要金属本位。
因此，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与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货币理论针锋相对。传统理论认为，货币是由一种商品（通常为黄金、白银）构成（或担保），如此一来，该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便决定了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之截然不同，该书却认为货币是与其材质价值无关的国家的产物，因而对“纸币”的存在成功地做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全书由正文四章及附录构成：前三章是货币理论部分，第四章和附录是货币历史部分。第一章探讨了货币的一些基本概念，厘清了货币与支付、金属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货币的谱系性分类，提出了货币本质论（票券主义）；第二章阐述了一国之内的货币问题，探讨了货币的功能性分类，提出了货币制度（体系）论；第三章讨论了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提出了货币国际交易理论（汇率的国家总体观或国际收支理论）；第四章和附录回顾和评述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货币变迁史。
可见，克纳普构建了货币本质论、货币制度论和货币国际交易论三大理论。其中货币本质论是货币理论的核心和基础。他从现代货币制度的历史起源和逻辑起源着眼，从谱系或起源上而不是从功能上，将货币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票券式（chartal）支付手段。货币是支付手段从称量制度演变至票券制度的产物，具有价值单位的名目性（不再是金属的一定量）、支付手段的定形性（形态和记号必须规定得一目了然）以及支付手段的流通满足性（只得到流通的满足就够了，无须技术的满足）三个特性。
如此一来，克纳普便构建了“票券式支付手段”这一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货币概念，可以概括和说明一切货币种类，不容任何例外出现，无论该货币的载体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而不是像传统货币金属论（metallism）那样，从交换的商品角度出发，区分真实货币与货币代表，划分“正常”货币与“异常”货币。显然，其中的问题主要出在法定不兑现纸币身上。这种在传统货币理论当中要么视作异常而被排除在外，要么因为痛恨而不予考虑的纸币，却被克纳普看作理解货币本质的关键和检验货币定义的试金石。
全书包含两大主要观点。第一，“货币是国家的产物”。货币作为一种票券式支付手段，其“效力”由国家创造。换言之，国家是货币的创造者，使货币成其为货币，赋予了货币以价值且实际上以名义价值流通这种特性。这并非依靠法令来实现，而是通过国家“接受”来实现，即通过在其偿付处所以账面价值接受所有货币。对于所有货币而言，公告的效力均与其物质价值无关。正因如此，克纳普所创造的由“票券式”或“票券属性”（chartality）新术语所引申出来的全新货币理论术语“Chartalism”，在本书中被译为“货币国定论”。
另一大观点则相对受到忽视。克纳普认为，现代国家实行金属本位、制定货币政策，并非源自对金属任何属性上的考虑，而是主要出于稳定外汇汇率的考虑。他期待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届时金属本位即便对于国际支付体系也会变得过时，这个展望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变成了现实。
该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具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在形式上，克纳普基本上以纯文本的形式，以一种富有教理、带有说教的方式著述而成，鲜少引用和参考前人文献，并创造了包括上述“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国定论”在内的大量新的专业术语，以一种分类式风格构造了一个术语体系。而从内容上看，一方面，克纳普遵循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传统，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采用历史的、制度的和演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秉持国家的视角——“在我看来，缺少国家这一概念来探索货币制度，这种企图不仅早已过时，而且荒谬可笑，即使这些观点如今可能依然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如上所提及的，克纳普专注于分析性和现实性研究，在区分和强调实证与规范性思考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之上，主要致力于理论和实证考察，很少论及和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和态度。
《货币国定论》的面世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广泛的争议，无论是在其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开始以负面评价为主，后来逐渐迎来正面评价的增加。以维克塞尔、韦伯、霍特里、凯恩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不吝溢美之词，以米塞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像熊彼特这种则对该书“爱恨交织”。可以想见，当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对该书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在熊彼特看来，这部著作的成功，既要感谢他的崇拜者，也要感谢他的反对者，因为后者通过愤怒的攻击使它更受关注，贡献不亚于前者的颂扬。
无论如何，《货币国定论》出版后的确对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接下来30年左右的货币思想发展。克纳普的思想不仅通过本迪克森、埃尔斯特等学生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且还对各色货币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韦伯有关货币分析的社会学进路、康芒斯的债务货币观和经济观、熊彼特的货币“要求权理论”（claim theory）、凯恩斯的货币制度论、勒纳的功能财政论，以及最近流行的“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或“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monetary theory，MMT）等。
然而，这本书却几乎没有对主流货币理论产生任何影响，在引起轰动和争论的二三十年后，便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被历史尘封和遗忘的命运，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货币国定论”的产生和“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才被重新发现和引发关注。这种悲惨命运至少要归咎于以下三大因素：首先，克纳普的货币理论被错误地解读为一种法律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因而据称无法挑战经济学家既有的货币理论。其次，克纳普的货币理论被主流的基于交易的传统货币理论视作货币“幻想”或“胡思乱想”（monetary cranks），以至于作为一种“异端邪说”长期以来遭受边缘化乃至压制。最后，克纳普有时被错误地指责为是一名纸币狂热者和通货膨胀主义者，他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为国家滥发纸币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理应被埋葬。在这三大因素的交织下，许多有关克纳普的文献带有狂热的党派偏见、无谓的论争和大量的误解。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克纳普的这本《货币国定论》无疑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社会学和货币政治学等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有助于理解思想史上货币思想和理论的演进、争论和得失，理解现代货币制度和现实经济的运行，为把握当今和未来包括数字货币、欧元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构建等在内的一系列货币演变和冲突重大问题提供重要理论视野和参考价值。诚如克纳普的论敌米塞斯所言，无论你是否赞同和接受“货币国定论”，该理论都值得重视和研究。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厘清既有的一些偏见和争议，而且能够为我们有效应对货币相关问题提供养分和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