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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最高价格，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紧急措施。它是在经济陷入困境下产生的，同时也是为“应急”而实施的。
当局对自由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对于专治统治下的经济来说，这是一种“生产和消费控制”，是按照国家政治领导层的意志塑造经济生活。但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情况则不同，这里按照传统是由自由竞争和私营的理念主导。在这里，当局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自由价格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弊端，防止恶意抬价及不合理的高价。
现在，每个消费者都觉得大幅快速涨价从根本上说是不公平的，是放高利贷，并指责那些涨价的卖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海民众目前的状况，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度，最高价格就是来规定这个限度。
某个行政机构通过分配来取代自由定价，当它这么做时，影响是巨大的。价格正是根据经济生活的变化而波动，并以此来影响分配。经济生活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经济生活，而是经济死亡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精确固定价格就像固定住时钟的钟摆那样令人无法想象。
在上海，现在的情况是，城市的经济生活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而生活仍然在继续。由于与内地的交通受到管制，这座城市完全依赖进口。但进口的前提是出口。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上海的出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进口也受到限制。
当然，虽然上海的仓库被塞得满满的，但有5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而目前没有经济支柱足以养活这个庞大的群体。人们担心上海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无法维持，或至少无法完全依靠它持续生产或交换的商品来维持，而是要依靠过去生产的商品。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库存必然减少，价格则不可避免地会上涨。
因此，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能突破那个会导致价格失衡的点，就像最近几周经常出现的那样。那些给上海工部局就最高价格提出建议的专家们对贸易链中各个环节有着透彻了解，他们完全有能力来确定这个平衡点，而工部局也已经公布最高价格。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解决方案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但其最大的缺点是程序僵化。
最高价格当然会立即成为最低价格，在当前它时刻可能是“合理”的，但也许下周就不一定了。如果经济形势缓和，它们就可能过高；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它们就可能过低。
上海工部局基于其在香港成功的外汇谈判，更倾向于前一种可能性，当然这没错——只要世界政治局势不要打乱我们的计划。同时，应保持银圆的购买力，从而稳定其价值。
关于最高价格，每一个在实践中对其应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萌生强烈的恐惧感：这些货物难道不会从公开市场上消失，然后以高价重新出现在黑市中吗？上海的某些情况为这种担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海的最高价格并不是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最高价格那样，在市场几乎空空如也的情况下推出的。当局可以选择没收库存物资，强制其供应市场。然而，这将意味着离强迫型经济又更近了一步。这些举措是很难推进的，其实施和管控将对当局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政府并没有单方面决定货物的定价，而是尽一切可能通过增加供给来缓解市场形势。它不仅收走了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的货物，而且还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商品。
王学博 译
[1] Dr. Walter Dawison: Hoechstpreise-ein Notbehelf, in: Shanghaier Morgenpost , 1. Jg., Nr. 30, 18. November 1941, S.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