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消费社会理论与符号理论

鲍德里亚的消费—符号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

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马克思认为，消费只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它只是生产的一种附庸。生产才是起支配作用的主导要素。因此，生产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在《消费社会》（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中，鲍德里亚最初也同意“需求和消费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但是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和《生产之镜》（ Le Mirror de la production ）中，鲍德里亚颠覆了马克思的这种生产主导理论。

鲍德里亚认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在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资本高度集中的态势，迫切需要解决富有前瞻性的产业投资问题。这就导致人们从原来的对工厂生产的关注，转向对市场需求的关注，从而更进一步引发了对消费本身的关注和对消费行为的引导。尤其在20世纪20—60年代，对消费的关注已经变成了时代的经济潮流。这直接推动了生产成本意识（降低成本）的提升和量产意识（避免盲目生产造成产能过剩）的提升。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是市场和消费在主导并且推动生产，而不是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是生产主导消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伴随着投资的集中、技术的更新、批量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有可能将注意力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更重要的是从生产适应市场的消费品转向生产消费（需求）本身，开启了操纵消费、创造新品需求和名品需求的新航程。

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继发生了两个巨大的转变：

一是从社会层面来说，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

二是从大众的生活方式层面来说，大众或者说消费者从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符号逻辑取代了功能逻辑。

在生产的社会，人创造物，使用并且操纵物，物为我所用；在消费社会，商品变成了符号，商品的消费变成了符号消费（风格、威信、豪华、权力等的标签），在媒体（广告、包装、展示、时尚、大众传媒等）的作用下 ^[20] ，符号（物）成了主体的主宰。

过去，人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是按照物的节奏代代相承地生活的；现在这些物构成了一个包围主体的体系，这个物的体系反过来又为主体建构了一个需求体系。由于物的体系操纵并且主宰这个需求体系，在媒体的煽动和合谋下，这个需求体系（过剩的需求）超越了功能性需求，变为符号性需求。

鲍德里亚的符号理论及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关键词来进行的。

第一是“物”（object），有时可以将其理解为客体，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对象。鲍德里亚说：“物对我来说将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密码’……它一直是我思考的地平线。” ^[21] 但是，鲍德里亚强调，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制成之物，也不是通过凸显需要和使用价值的方式来体现其自然法则的物，而是带有符号性的物，是通过能指表征欲望的物，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以及物所建构的符号与句法系统。“物几乎是被激情燃烧着，至少它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为了获得一种自主性，甚至为了获得对主体——一直操控它的过度自信的主体——进行报复的能力，物抛弃了它的被动的功用性。”

鲍德里亚指出，物和某个具体的商品（比如说，冰箱）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仅仅在家用电器的意义上、在冷藏食品的意义上谈论冰箱，那么，它与物没有关系。真正的物，是一种没有功能或被剥夺了功能的存在。这种物，是一种大写的物。鲍德里亚说：

对物的迷恋和情感的投射，可以被描述为主体对物的独有的联系。主体融入物，好像它就是自己的身体（一个疑似病例）。剥离其功能并且经过升华之后，物就失去其通用名称，就是说，直接把物（大写的物）的名称当作这个类属的专有名称。因此，收藏家从来不把他们收藏的雕像或古瓷称为漂亮的雕像或古瓷，而是称之为“一个美丽的物”。 ^[22]

能够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的物或我，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物”和“我”（即主体）。

鲍德里亚的话语中常常包含着一些神秘主义因素。他笔下的物，也充满了神秘性。在鲍德里亚看来，物不仅有自己的生命，也有自己的智能。尤其是当这个物摆脱了纯粹的功能性进入符号领域后，我们就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了。

在消费社会，当物变成了遮蔽或取消其使用价值或功能意义的符号之后，人也变成了受消费义务约束（而不是受消费快感驱使）的消费者。“所以，就有了一种需要的强制性和消费的强制性。人们甚至可以想象，有朝一日会颁布这样一类强制性的法律：每两年必须更换一次汽车。” ^[23] 而整个消费系统也变成了一种日常化的戏剧，变成了节庆的舞台，变成了买卖的庆典仪式。在这里，那些消费物变成了仿真的拯救与强制实现的幸福（enforced happiness）的象征。 ^[24]

物一旦变成可以按照编码设定的条件和价值进行交易的符号或能指（signifier），它就会自我膨胀，不仅逃离、躲避价值的编码逻辑，而且会起而反抗价值的编码逻辑。物在无限的膨胀中增殖，扩充了实力，它开始为自己夸张地开出天价，迫使控制它的物体系解体。于是，物“变成了狂欢的、病毒的和可逆的，成为消费游戏的操控者、宿命策略的主宰者” ^[25] 。

第二是“符号”。

如前所述，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物的符号性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物的功能性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

“符号”一词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可能包括着多种意涵，可以是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也可以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征兆，或者是社会地位中的信号。它们分别与三个理论框架相对应，即符号学、心理分析、差异社会学。

当鲍德里亚把符号作为物品的标记看待时，就是在符号学意义上使用它；当他把符号作为一个人在消费物品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看待时，他是在差异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它；而当他把物的符号当作潜在的欲望的表现形式看待时，他是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使用它。

物，按照语言学的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关系，分别对应功能与形式、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在所谓的价值的自然结构阶段或传统社会中，物更多地体现为其功能价值。也就是说，在物的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中，传统社会中的物更多地表现为物的所指。

鲍德里亚说，当我们说物已经变成符号的时候，依据的是最严格的定义。物先是被明确地表达为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然后变成一个客观化和理性化了的属于所指的能指、真正发挥作用的能指。 ^[26]

当然，物要升级或转化为一种符号价值，除了物的所指向能指的转化之外，消费主体与物的关系也需要实现相应的转化，即从需求变为欲望（激情与迷恋）。物的自然结构被粉碎、被解构，从而坠入死亡。然后，从物的灰烬中变形出物的符号。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的基本现实是，商品的生产不再只是一种实物的生产；人们对商品的占有也不再是一种对实物的占有、意义的占有，而是对符号的占有，甚至是对无意义（nothing）的占有。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表征“无”的符号）的显现（或炫耀）与符号的消费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鲍德里亚指出：“今天的消费（如果并非出于那种粗陋的经济学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准确地界定了这一阶段的特征，即在这个阶段，商品直接作为符号和符号价值被生产出来，而符号则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 ^[27]

商品直接作为符号和符号价值被生产出来，而符号则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这是消费社会中欲望生产和运作的基本手段。但是，生产欲望也好，生产符号也好，人们还需要获得一种伦理上的保障。换句话说，消费社会除了对上述两项的生产之外，还需要生产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

我们知道，“符号消费”的产生，是对韦伯所谓的近代以来就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崇尚节俭的清教伦理的巨大冲击。如何以一种新的伦理，比如“先行消费，消费先于积累”，来取代传统观念，这是新的时代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事实上，消费社会并不是以一种单刀赴会的形式到来的，伴随着它的，还有一个新的媒介系统。正因如此，消费社会也被称为媒体社会。

“作为主导了意识形态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的最细致、最隐蔽的筛选、解构和审查体制 ，媒介通过一种“模式化的强制”（the imposition of models）将消费的大众卷入一种“幸福的不确定性” ^[28] 之中，卷入一个“富有神话性的阐述系统” ^[29] 之中。这种神话性的阐释系统彻底地消除了对话者之间的交互性（大众的无回应性）、敌对性和信息传播的模糊性。这就使得它提供的所有具有符号内涵的信息可以被轻松地读取，并且只承载单一性意涵。符码的管理体制担保了这一解释的唯一性（并且编码者和解码者地位相等）。 这种解释也就成为作为符号的物的强大诱惑力的巨大来源之一。

媒介在塑造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道德、推进商品的符号性和符号价值的实现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瞄准每个人，以激发其对物化的社会的声望产生欲望” ^[30] ）。商业世界自身也以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回应媒介的串谋，不惜“以真实性来实现符号的合法化，又借符号来建构真实性” ^[31] 。这就使符号的合理性得以牢固地建立在对所有不确定的象征性的彻底排除和消灭的基础之上，从而确立起一个固定的、均等的结构。

鲍德里亚指出，这种符号和真实的交配错置（chiasmus）的循环虽然是一种恶的循环，但是，这也正是所有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运作的秘密之所在，因为实现大众的媒介化，就是媒介操纵的精髓之所在。“媒介的本质是模式。……被媒介化，就是指被一种符号形式重释，在模式中获得表达，被符码所操控。”

总之，媒介正是以这种内在化操作方式实现了一种整合化、一种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整合化，消费行为的一体化。

如此一来，消费社会就完成了从商品所指的游戏到能指的游戏、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从商品拜物教到符号（能指）拜物教的转变。

符号拜物教或能指拜物教揭示出的，是消费社会的一种过剩或过度状态、一种“淫秽”状态、一种异化或变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变成了为消费而消费，变成了一种惯性，变成了一种符号的自循环。

鲍德里亚曾经描绘，当消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诸如能指拜物教或晶体的报复阶段）的时候，消费社会就会进入一种狂欢的欣快症状态，进入一种富于反讽性的性高潮。 ^[32] 与此同时，交换价值（其实也是符号价值）的非人性因素也会获得指数性增殖。

鲍德里亚明确指出，符号消费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差异关系和权力关系，是身份与荣誉的认同和建构，是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与象征资本乃至政治资本的竞争与决战。符号作为一种区分，“通过排他以建构自身。一旦被纳入这种排他性的结构，符号就会被排进它固定的领域，顺从于差异性，并且在系统控制的范围内让能指和所指各就各位。因此，符号给自身提供了完整的价值：积极的、理性的、可交换的价值。所有的现实性（实质性）都被结构之剪剪除了” ^[33] 。

符号要凸显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不仅需要建构并且顺从差异性，还要消灭现实性，即消灭意义，确立无中生有的游戏（诸如花费数百万元购买与政要或大亨同餐的机会），或玩弄在空无中注入意义的游戏。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列举了旅游消费中的一个可笑的例子。他说，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过一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事件在历史中往往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夸张可笑、怪诞变形的笑剧出现。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夸张可笑的笑剧的复兴，因为这种笑剧往往对已经结束的往事进行滑稽的、变形的追忆。那些潮水般涌向北极的游客从当地居民那里租借来杵头和爱斯基摩人的鱼皮紧身衣，在仪式形式下消费着曾经是历史事件、后来又被牵强附会为传奇的东西。这种消费完全沉浸在一种（连历史的仿像都算不上的）年代错乱（anachronism）的内容之中。旅游点为游客提供的柴火和全套露天烤肉架，其实根本与爱斯基摩人的原生态生活无关。但是，鲍德里亚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汽油的主人充当着柴火及其所有象征价值的收款员，他们把埃索的新柴火再次提供给您。游客们在此消费的，是对汽车以及过去被汽车摧毁现在又被汽车复活的一切已经逝去的事物的荣耀的追忆，是对这些已经逝去的事物的幻象的即时的、混合的、串谋的回味。在此，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某种怀旧：这是经由‘生活化’层面对消费进行的历史的和结构的界定，它在否定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颂扬了符号” ^[34] 。

鲍德里亚指出，在这个因果（cause and effect）颠倒或者说无因而有果的社会，在这个所谓的绝对商品的社会，那些丧失了原因的结果，亦即商品，“也无非意味着无，但是，这是只有艺术作品才干得出的事情：用无效（nullity）、用这种（原因的）消失制成一种崇拜物（fetish），从而获得一些惊人的效果。这就是一种新的诱惑形式：不再是对常规结果的掌控问题，不再是对幻觉和美学秩序的掌控问题，而是对淫秽所带来的眩晕的掌控问题。……如果把绝对商品提升到指数位，它就会产生诱惑结果” ^[35] 。

在此，我们需要引入第三个词“诱惑”。

“诱惑”是鲍德里亚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是宗教、性别、政治、艺术、空间和世界等几乎一切领域都无法摆脱的命运。它既是魔鬼的策略，也是天使的巧计。

鲍德里亚说：“解剖不是命运，政治也不是命运，诱惑才是命运。诱惑是命运的剩余物，是宿命、巫术、赌注和眩晕的剩余物，是可见的效率世界和不快乐的世界中的无声的效率。” ^[36]

一般人会奇怪，在这个消费世界（符号消费的世界），怎么可能跑出“诱惑”这个东西？

在消费世界，人们最容易关注的确实是商品和物，甚至是艺术品和收藏品，诸如此类。乍一看，“诱惑”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立锥之地。

但是，鲍德里亚除专门写了一部才华横溢的《论诱惑》（ De la séduction ）之外，他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宿命的策略》（ Le stratégies fatales ）、《不可能的交换》（ L’échange impossible ）和《密码》（ Mots de passe ）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他早期所探讨的这一重要概念。

鲍德里亚依然沿用他惯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建构了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比如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客体的世界和主体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和人工的世界等。

在消费世界或消费社会之前，我们的世界曾经是一个由主体统治和操弄的世界。“我们已经习惯了主体的辉煌和客体的黯淡。主体造就历史；主体一统天下……世界的主体的理想就是全部的形而上学的理想。” ^[37] 至于客体呢？它只不过是主体的被异化的部分，被视为羞耻、淫秽、消极和堕落的东西，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异化的缩影。一个高居霸主地位，一个下处奴隶位置。主体和客体，地位如此悬殊。表面上看，二者之间的主从（或主仆）关系已经是铁板钉钉，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希望。

鲍德里亚说，如果站在主体这一边，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运用欲望哲学的阐释方法，那么可以肯定，主体拥有绝对的特权；但是，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果运用诱惑思维来诠释，那么一切就全部颠倒过来了。“在这里，不再是由主体来释放其欲望，而是由客体来施展其诱惑。” 一切起于客体，又复归于客体，一切始于诱惑，而不是欲望。如此一来，主体自古以来一直拥有的特权就被废除了。

不过，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客体诱惑主体并且使双方的命运发生逆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体的庸俗或平庸。庸俗造成了欲望的过剩，欲望的过剩造成了物的过剩。心为物驭，人为物役，世界从此陷入了异化的不归路。鲍德里亚带着海德格尔式的悲观情绪感叹，“主体的平庸促成拜物教，拜物教促成主体的平庸，这是人类的第二次堕落” ^[38] 。人类的“第二次堕落”也给晶体的报复提供了可乘之机。鲍德里亚说：“客体就是镜子。让主体返回到它致命的透明性的就是这面镜子。因此，如果它可以迷惑或诱惑主体，那是因为它不能放射出它自己的重要性或意义。纯粹的客体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颠覆了他者（即主体）的主权（至高性），把主体诱进了自己的陷阱。这就是晶体的报复。” ^[39]

什么是“晶体”？鲍德里亚解释说，晶体就是客体（object），就是纯粹的物（object） ^[40] ，就是利用诱惑策略对主体实施报复的物。

鲍德里亚认为，晶体的报复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

第一是前面所说的过剩，过剩必然导致物极必反效应。因此，主客命运的颠倒就是一种必然性、一种宿命。在《清晰条约，或恶的智能》（ Le Pacte de lucidté ou l’intelligence du Mal ）一书中，鲍德里亚指出，在世界万物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条定义着每一事物的线，可以称之为“断裂线”（lines of fracture）。其实这条所谓的线，就是任何事物的边界线或极限。超过这条线，事物必然走向断裂，走向倒置，走向分叉乃至撕裂。鲍德里亚断言，任何具有扩张性的系统其实都已越过了这条线。一切以指数形式增长的系统都超越了自己的目标。因此，灾难正在隐然降临。因此，“我们不再处在一个成长的系统之中，而是处在赘生和饱和的系统之中，即处在一种过多、过剩的状态。每一个质量都会产生一种临界质量效应。在物理学中，一旦质量、温度和重量达到某个量级，那个物体的性质或现象的发展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正是以此方式，许多现象仅仅通过加速或增殖就可以使其过程发生逆转；正是以此方式，宇宙的整体质量仅仅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就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从膨胀变为突然的、剧烈的收缩。

任何速度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质量；

任何加速度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惯性；

任何运动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静止；

任何差异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无差异；

任何透明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不透明；

任何信息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熵或虚假信息；

任何交流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不可交流；

任何知识、任何确定性都会产生相等的甚至更大的不确定性；等等” ^[41] 。

鲍德里亚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主体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极限。晶体的报复正是在主体的超度实现中完成的。

鲍德里亚说，晶体的报复也可以被视为客体运用诱惑策略对主体进行的冷面而超然的反讽。鲍德里亚始终把诱惑和“fatal”这个词捆绑在一起。在鲍德里亚那里，“fatal”并不完全等同于宿命（性），也不完全等同于致命（性）。换句话说，“fatal”既强调了某种必然性和确定性，同时也强调了某种或然性或不确定性。但是，为了表达的方便，我还是愿意更多地将“fatal”表述为一种宿命（性）。

鲍德里亚认为，在一个主体和客体相互抗衡的二元世界，主体和客体都有自己专擅的武器。主体的武器就是欲望，而客体的武器就是诱惑。欲望是一种大众策略、庸常策略，是一种祛魅的策略；而诱惑是一种宿命策略，因而也是一种赋魅的、具有致死性（fatal）的策略。

鲍德里亚说：“诱惑也是一种宿命策略。它是宿命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例证……可以说，诱惑……属于另一种秩序的赌注，是被赋魅了的秩序；而大众的策略，很明显，是被祛魅了的……宿命的背后总是有反讽……有一种对合目的性的反讽：不是对合目的性的拒绝，不是对戏剧的违背，不是对戏剧的暴力破坏，而是对主体企图强加的这些合目的性的一种反讽性穿越。因此，反讽，在我看来，几乎将是一种反定义（antidefinition）的东西：这是秘密的，也许又是最明显的……客体性反讽……” ^[42]

面对主体，客体似乎有一种命定的幸运，就是能够不战而胜，坐收渔利，因为主体常常通过自身错向的倍增效能，而产生黑格尔所说的“自否定”效果。当然，其中也有诱惑在暗中起作用。鲍德里亚曾经举过虚拟机器的例子。他说，在虚拟空间，人们可以获得极大的解放与自由，真正做到百无禁忌，无拘无束。“因此，毫无疑问，一切虚拟机器的吸引力（这里实际上包含着诱惑。——引者注），与其说是来自对信息和知识的渴求，不如说来自对消失的欲望、对变成一个快乐的虚拟幽灵的渴望（也是对极端自由的渴望。——引者注）。‘High’（亢奋）替代了快乐。但是，虚拟与快乐更接近，因为它在暗中取消了快乐的全部参照。它给予你一切，同时又巧妙地剥夺你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主体被实现到了完美的程度。但是，当它达到这种完美程度时，它就自动地变成了客体，恐慌也就登场了。” ^[43]

通过诱惑，通过获得充分的自由的诱惑，欲望倍增，欲望主体的“内存”超载、爆裂，自动地走向其反面。主体在奔向目标的同时绝对地背离目标，客体的完美的反讽（可逆性）得以实现。

鲍德里亚曾经在《论诱惑》中举过两个例子，说明诱惑的命定性、致死性和不可抗拒性。

一个是偶然在中午的市场碰见死神而被吓坏的士兵；一个是贪心的小男孩。

士兵在市场的拐角处邂逅死神，而且“似乎”看到死神做了一个威胁性的手势，于是飞一般地逃到王宫，要求国王给他一匹最好的马，以便趁着黑夜逃避死神的追赶，躲到遥远的撒马尔罕。国王待士兵离开后，传死神进宫，责备他恐吓自己最好的仆人。死神却回答说，他没有吓唬士兵，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在那里碰见士兵，因为他们确实有个约会，但时间是明天，地点是在遥远的撒马尔罕。

这个故事可能是对弗洛伊德的死欲或死亡冲动的最好的阐释。在鲍德里亚那里，故事揭示的是一种秘密，或者说是一种神秘的诱惑。这种诱惑正如俄狄浦斯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恐惧的诱惑一样，具有无可逃避的命定性：逃离本身恰恰是一种入彀；主人公在逃离命运的合目的性的同时，恰恰是在拥抱这种命运的合目的性。这既体现了诱惑的力量、命运的力量，也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客体的反讽。所以鲍德里亚说，死亡并不是一个自然（brut）事件，而是唯有通过诱惑才能完成的事件。那种难以言说的默契和不可解释的符号（比如，死神猛然见到士兵时的诧异在士兵那里却变成了威胁的手势，化作了逃跑的动作，等等）看似偶然，却充满着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因为这个手势既是约会的象征，又是某种暗示性的律令，同时也是一种游戏符号。“由于死亡本身仅仅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无辜的元素，这就赋予这个叙事一种隐含的反讽性。正是通过机智（trait d ’ esprit）的灵光乍现，这个叙事同那些道德寓言以及关于死亡冲动的粗俗故事就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同时，这个结局也为我们提供了崇高的快乐。这个叙事所包含的机智与死神的手势所体现的机智形成了巧妙的重叠。死神的诱惑和故事的诱惑，两种诱惑也融合在一起了。” ^[44]

这种诱惑或者说这种宿命确实令人恐惧，这种恐惧来自命运的无常（看似是非确定性），又来自一种确定性和必然性，即一种命定性。这是对鲍德里亚的“fatal”一词的最好的注脚。

但是，贪心的小男孩属于另一种命定性，属于一种更明显地受诱惑摆布的命定性。这个故事体现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交换性或不可交换性，其中包含了一种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剑拔弩张的挑战与对决。

男孩要求仙女给他想要的东西。仙女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条件、一个几乎任何人都会认为不算条件的条件，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也许男孩以为仙女只是出于交换形式的考量，才勉勉强强地提出了这个为提条件而提出的极为随意、无意义也无价值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只要男孩永远不要想到狐狸尾巴的红颜色。

对男孩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自己的不平等的条约。仙女要做的，是提供男孩想要的一切，而要真正满足这个条件是非常困难的；男孩要做的却极其简单，也“似乎”极为容易，只是不要想狐狸尾巴的红颜色而已。

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极为悲惨。男孩不仅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反而在同不要想狐狸尾巴的红颜色的意念的艰难斗争中憔悴而死。

鲍德里亚说，这个故事看似荒诞，却绝对真实，“因为这个故事证实了无意义能指的威力，证实了荒谬能指的威力。仙女心怀叵测（她绝非善类）。她知道，人类的心智是绝对无法逃避一种由它布局的无意义的陷阱的魅惑的。在这里，空无看起来是由狐狸尾巴的红颜色这种无意义（所以男孩没有引起警觉）引发的。再者，词语和手势的意义已然被心念中无休无止的呢喃所消解：磨蚀意义，使之疲弱，以便从零度能指中、从空无的术语中释放出纯粹的诱惑，这就是仪式魔术和咒语的威力” ^[45] 。

其实，这个故事包含了两类诱惑的对决，即狐狸尾巴的红颜色与男孩的欲望本身的对决。前者是无形的赋魅的价值的诱惑，后者是有形的祛魅的价值的诱惑。前者是被施魅的狡计，是一个无法走出的、自我缠绕的迷宫，只要男孩进入这个游戏，他就会自动进入这个迷宫。只要他进入这个迷宫，无论男孩是想还是不想，是前进还是后退，是挑战还是放弃，是抗争还是妥协，他都无法从仙女的魔法中脱身。这是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是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致命性的悖论。后者是一种祛魅的贪婪，是一种青涩的、可怜的、完全不堪一击的愚蠢。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前者易如反掌地、充满着反讽地吞没了后者。

这个故事也包含了两种价值的较量：作为零度能指的、无价值的咒语与无价的生命价值的较量。按照票面价值衡量，前者和后者完全不在一个交换等级上。男孩从未设想这会是一场真正的交易，他以为他将得到的一切只是仙女的一种慷慨的赐予，因为很多仙女都曾经对人类做过这样慷慨的赐予。不幸的是，这次男孩遇见的，不是童话或神话中可爱而慷慨的仙女。仙女也从未想象、从未相信这会是一场真正的交易。她不仅预知了，而且正是她一手安排了这个男孩的一场无谓的甚至是可笑的献祭。

士兵是被动地接受死神的挑战，还是主动地发起挑战？这确实很难确定。如果死神只是在与士兵的不期而遇中露出惊异的表情，那么，士兵本不应该大惊小怪。如果他能够淡然处之，他或许应该有别的命运。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士兵与死神不期而遇，他的正常反应必然不会是泰然处之，注定会惊慌失措，注定会慌不择路。此情此景之下，他只能把死神的惊异误读为威胁，虽然士兵确实是自作多情，确实是自寻烦恼。但这就是士兵的命运。怯弱的本能和死亡的冲动完全控制了他，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一步步走进命运在冥冥之中为他设下的陷阱。反之，如果死神确实做出了威胁的手势，我们也不可能期待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局。

鲍德里亚说：“我们的根本命运，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存在和生存，而是出现和消失，这才是诱惑我们和吸引我们的东西。这才是场景和仪式。千万别以为事物的出现和消失（生存和死亡）取决于偶然性，千万别以为我们的使命就是使事物存在，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偶然性创造不出事物消失这种奢华的场景。偶然性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带来一种数据总量上的减少，它也绝对没有使事物出现的能力。能够使事物真正出现（appearance）、能够获得出现的统治权的，必定是诱惑。能够使真正消失的事物重新化为一种出现的，必定是一种变容仪式（ceremony of metamorphosis）。” ^[46]

在鲍德里亚看来，无论是在消费社会，还是在更晚近的所谓积分现实中，诱惑似乎更多地站在客体或物那一边，对作为主体的我们进行无止境的捉弄和反讽。

鲍德里亚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在用技术控制世界。但是，世界也在用技术控制我们。这真是一种令人叫绝的倒置。” ^[47] “当今的奇迹在于，长期以来一直充当我们忠诚的仆从的表象（appearances）利用我们用来驱离它们的技术，转而与我们进行殊死的搏斗。” “你自以为你是因为喜欢某个风景，你就给它拍照，其实，是这个风景想要你给它拍照。你只是它的这个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而已。主体只是事物反讽地出现的那个中介（agent）而已。” 为什么主体在看似主动的进攻性行为中，变成了被反控和反讽的对象？原因无他，是因为主体着了诱惑的道，着了物的诱惑的道。

由于受到了物的诱惑，受到了符号的诱惑，尤其是受到了“无”的符号的诱惑，我们（主体）与原始人一样，愚蠢地、无法自控地沉迷到了现代社会的“原始的夸富宴”之中。鲍德里亚说：“我们总体上是处在市场社会中，处在由价值控制的社会中……但是，难道事实就是如此确定无疑的吗？也许我们仍然处在一种巨大的夸富宴之中。在我们所划定的一些区域内，经济学的、解剖学的和性的合理性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合理性似乎都聚集在一起了。但是，基本的形式、根本的形式仍然是挑战的形式、投机取巧（one-manship）的形式、夸富宴的形式，因而也是一种否定的形式，是价值的献祭形式。人们也可能会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献祭模式之中，只是并不想承认这一事实而已。我们确实也不能承认，因为没有仪式，没有神话，我们不再有献祭的手段。” ^[48]

在符号的消费中，富豪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一种竞价的游戏、一种对决式的夸富宴，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献祭之中。但是，在原始社会，这样的夸富宴也好，献祭也好，总是伴随着神圣的仪式，以及与仪式相关的神话或传奇，包含了某种象征性的、精神性的意义；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在消费社会，这种符号消费，除了消费本身，什么都没有。

当下的革命与过去历史上的革命不同，这是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是在技术手段自动完善和人类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明显的无能的情况下的革命。在技术霸权阶段，在世界强国霸权阶段，人类不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他们的想象。他们被弄失业了，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只是工作上的失业：由于管理机器替代了他们，他们在精神和存在感上也失业了。“技术裁员”（layoff）表明了这个术语通常意义的反面：机器是毫无瑕疵的，它们是如此高效，完全抢占了人类工作的岗位，它们还可以自动地开展再生产。人类的废退已经达到了终极阶段。他们无疑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最终，人类只会变成技术积分现实（这已经是人们面临的既成现实，但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中的低能症患者，除非人类进入时空的超验维度。 ^[49]

总之，这是一个主体的欲望被客体（物）的诱惑所掌控的时代。人们误以为可以通过符号消费来实现灵魂的救赎，不料想这完全是南辕北辙。主体反而进入了一种可逆性的轨道，不可逆转地遭遇了客体的反讽。 +gzvcAyRyKRa5FINMA9DtLBt1zZ2T8C6wbWNUmKMiQajBHXnlTm20+GHuqjDCE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