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产模式理论

鲍德里亚已出版数十部著作，涉及面非常之广：有谈论消费社会的，有讨论波斯湾战争的，有讨论美国社会的，有讨论媒介与信息的，有讨论女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有讨论语言学和电影学的，还有讨论艺术和美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摄影的，如此等等。鲍德里亚属于那种思维发散、才华横溢、并不追求严谨的体系性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思想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鲍德里亚曾经这样来描述自己：“二十岁是荒诞玄学家，三十岁是情境主义者，四十岁是乌托邦主义者，六十岁是病毒与隐喻论者——这就是我的完整的故事。” ^[1] 对鲍德里亚来说，变化和修正是一种常态。因此，要将他的庞杂的理论整备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体系之内，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我们可以对他影响较大的几种社会理论简单做一些介绍，这对全面理解他的艺术哲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福柯把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历史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叫作相似性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诸如地球重复天空，面孔反映在星星中，油画模仿着世界，等等。总之，是相似性主导着文本注解和阐释，组织着符号的运作。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古典时代）的表象阶段。堂吉诃德是这个阶段的典型。这个阶段是立体画的好时代，是喜剧幻象的好时代，是骗人的感官的好时代。在这个阶段，相似性已经靠不住了，变成了幻想或妄想。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即人类学和自我表现阶段（发现人和建构人类学的阶段），萨德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萨德终结了古典时代，开启了一个欲望陷入表象的迷宫时代。从此，暴力、生死、欲望和性这些东西延伸到表象下面，形成了一个有待我们去揭示的巨大的暗区。

第四个阶段是当代的下意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取代了人文科学，并且消解了人本身，使人经历了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2]

鲍德里亚显然受到福柯的这种知识型历史建构的影响，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到21世纪的西方历史划分为模仿、生产、仿真和虚拟现实四个阶段。模仿或仿造对应于文艺复兴之后至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创造模式；生产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创造模式；仿真对应于后现代亦即数码时代或克隆时代的人类创造模式；虚拟现实对应于更晚近的当代，或者叫作超仿真阶段。

第一阶段，模仿阶段。鲍德里亚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至少经历了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变：一是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因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地位发生逆转；二是科学精神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神学的根基，被封建神学禁锢的人性获得了极大的张扬；三是封建与贵族符号的专有性和禁忌性受到巨大挑战，“竞争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号内婚制” ，可靠的符号和象征秩序的世界终结了，强制符号的时代终结了。这就为模仿或仿造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流行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于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这样的奇观：符号与地位、血统、名望、等级产生了分离，符号从定额分配转变为按需增生。这就为模仿或仿造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鲍德里亚认为，代表血统、名望、身份政治和社会资本的爵位以及相应的代表其身份地位的待遇和排场，在这个符号自由传播的时代，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追捧和仿造，如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饰就是起于这种身份竞争和符号认同的冲动，这是一种民主冲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模仿是一种政治冲动、文化冲动和艺术冲动（独特性）。它来自相对应的社会坐标和自然参照，因此对模型（独一无二的原型）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模仿遵循价值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在对需要的符号进行模仿时，总是按需定量生产，而绝对排斥过量繁殖。在模仿的时代，过量的繁殖和粗劣、拙劣的模仿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符号（能指）一旦过量，其所指就立即衰减了，这就直接影响了身份的认同；粗劣的模仿因为会损害表象的完整性，削弱符号的信誉度，自然也就没有市场。

第二阶段，生产阶段。进入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时代之后，属于“手工操作”的作坊式的模仿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自然只有被淘汰的命运，批量化的大生产模式取代了小作坊的模仿模式。利润最大化的冲动取代了简单的认同冲动。

生产的模式完全超越并且摒弃了模仿模式中的那种个体操作和谨小慎微，因为在机器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中，表象和真实完全被吸收和清除了，一切都被简化了，不再有真实的坐标，不再有对相似性的考量。因此，生产“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回声、没有镜子、没有表象的现实”，在生产的模式中，“人们离开价值的自然规律及其形式游戏，以便进入价值的商品规律及其力量计算”。

鲍德里亚以模仿模式中的代表作品自动木偶和生产模式中的代表产品机器人为例，对两种模式做了本质的区分。他认为，自动木偶是对人的戏剧性、机械性、钟表性的模仿；在这里，技术完全屈从于类比和仿真效果；最大限度地追求与人的形象、动态甚至智力的相似性，是自动木偶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因此，自动木偶其实就是人的类比物。由于自动木偶自始至终处在与人的比照中，因此，在这里，始终存在着差异性焦虑——因模仿与真实参照物之间存在的无法消除的差异性而焦虑。机器人则不同，它本质上还是机器，完全受技术原则支配。随着机器而建立的是机器与人的等价关系，而非模仿与原型的类比关系（绝不追求相似性），是机器效率，而非表象的相似性。因此，机器人其实就是人的等价物。由于机器人代表的是整个工业系统，而且不关注来源，不参照真实坐标，不关注表象，因此它与自动木偶不同，可以大量繁殖，而且是系列性等价物的大规模生产和繁殖——这些产品没有也不需要原型，产品之间还可以互相复制。所以鲍德里亚说，生产是“仿真谱系中的一段插曲。确切地说，这段插曲就是通过技术来生产无限系列的潜在同一的存在（物体/符号）” ^[3] 。

模仿是原型的延伸。因此，模仿的前提，是必须有原型，而且是有种姓传统的那种原型或符号。只有这样，模仿才能够在一个由自然法则操控的世界中上演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大戏、玩弄形式的游戏。

生产是等价物或同质物的无限增殖。因此，生产的前提，是原型消隐之后，技术、机器与等价原则的在场和运作。只有这样，生产才能在一个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中，上演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大戏、玩弄功能的游戏和等价原则的游戏。

第三阶段，仿真阶段。生产作为人类创造和建构大戏中的一段插曲，到后现代时期，很快就被仿真的模式所取代。

鲍德里亚的所谓“仿真”，就是一种模式性的复制生产和替换性增殖。它建立在客体可复制性的二元模式基础之上。

仿真既是一种循环的二元信号模式、一种信息无限增殖的繁殖模式，也是一种似真幻觉的构拟形式。仿真在建构高效的、超级真实的现实与社会的同时也终结了原有的那种常态的、本真的现实与社会。

在当代这个所谓的“代码时代”，权力系统、社会结构、文化场域……在信息可能渗透的所有精神领域和实体空间，仿真的模式已然犹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无所不在。由于仿真的普遍介入，公众被迫成为徘徊在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可怜的漂泊者。而上帝、人类、进步和历史都为了代码的利益而相继死亡，固有的价值体系和参照系统因代码的崛起而全然终结。

鲍德里亚对仿真时代数字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速度愉悦、交流愉悦以及消费愉悦毫无兴趣。鲍德里亚看到的，更多的是仿真和信息的无限增殖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鲍德里亚认为，仿真引起的第一大恶果，就是当代人类因此而陷入了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窘境；第二大恶果，就是仿真越来越多，真实越来越少。我们的时代被迫进入了一个严重的意义危机、真实危机、确定性危机和参照危机的时代。

鲍德里亚认为，由于进入仿真时代，当代整个交流系统都从语言的复杂句法结构过渡到了问/答这种简单的二元信号系统、不断测试的系统。因此，测试和全民公决就成为仿真的完美形式：答案是从问题中归纳出来的，它事先就被设计好了。因此，“全民公决从来都只是最后通牒：这是单向性问题，它恰巧不再是发问，而是立即强加一种意义，循环在这里一下子就完成了。每个信息都是一种裁决，例如来自民意调查统计的信息” 。

也就是说，在仿真的时代，或者说，在仿真的境遇中，测试和全民公决只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狡猾的民主骗局和政治表演，它其实只是装着向测试者发问，因为它已经预先设计和安排好了答案。它需要的是一种程序（即经常被用作民主遁词的所谓“程序公正”），通过这种程序来加强这一政治策略的完满性和意义。鲍德里亚尖锐地指出，作为问答游戏，民意调查是政治游戏的替代性等价关系之镜：它参照的是公众舆论的镜像或仿真。由此，它充其量只是为公众舆论穿上民主的外衣，而实施的则是权力系统绝妙的社会控制。正因如此，鲍德里亚以反讽的语调断言，测试和全民公决乃至作为生产力的想象之镜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仿真最完美的形式。当问/答的循环模式延伸到所有领域时，仿真的表演也就如影随形地侵入同样的领域。于是，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对一个像民意调查这样的诱导性问题而言，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不是仿真的回答？换句话说，在这个代码时代，即使我们向那些最诚实、最不会作假和作秀的生命如动物和植物提问，我们是否能够获得不做作、不仿真的回答？

在对模仿、生产和仿真三种模式进行认真区分的基础上，鲍德里亚重点解剖了仿真模式；通过剖析仿真，鲍德里亚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悲凉的甚至带点绝望的人类社会和城市空间的图景：我们的宇宙不再是一个和谐的宇宙，而是一个被仿真的仇恨（恐怖主义）所操控的宇宙；我们的城市不再是一种文化空间，而只是一种冷漠的代码空间；不再是一种生活空间，而只是一种死亡空间；我们的建筑不再是一种富有审美价值的建筑，而只是对他者和自我的狂热的仿真。至于我们这个仿真在在皆是的社会，则完全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问/答循环的二元对话世界、一个权力系统以仿真之问来策动和操控公众的仿真之答的不真实的世界、一个权利和义务在仿真的象征交换中同归于尽的世界、一个以仿真的交换形式让权力自我摧毁并且自我埋葬的世界。当然，这也是一个被技术所戏弄、所异化的扭曲的世界。

第四阶段，虚拟现实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鲍德里亚只是建构了上述三种模式。但是，到鲍德里亚的晚年，即20世纪90年代前后，鲍德里亚又在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秩序”，即虚拟现实。 ^[4]

鲍德里亚把“第四秩序”与“积分现实”（integral reality）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它与一个新的阶段或趋势联系在一起。这个新的阶段超越了仿真，或者换句话说，超越了仿真的最高阶段。 ^[5] 鲍德里亚说，虚拟由对我们的世界的一种完全相同的拷贝所构成，虚拟技术开辟了无穷尽复制的前景。 ^[6] 在某种意义上，虚拟是一种终极控制系统，因为它不是要对世界发挥控制力，而是要抛弃这个世界，生产一种替代品，对世界进行复制或克隆。

鲍德里亚并不是一味地否定虚拟，他甚至认为，在虚拟中也不乏潜在的善意（benign），暗含着某种“新自由”。

鲍德里亚认为，“真实其实只是过去曾经有的一种仿真形式，而虚拟则只是对从象征过渡到真实这一趋势的一种夸张的比方” ^[7] 。“真实”和“超度真实”二者都属于仿像的序列，都是由图像或符号生成的，而且遵循先再现、再仿真的秩序。

因此，对鲍德里亚来说，真实、超度真实和虚拟三者之间的区别是他关注的焦点。

在鲍德里亚那里，“虚拟”在当下意指“不再是潜在的真实”。虚拟是无参照的，既合轨又越轨。它绝不想再与真实世界相遇。在吞噬了原件之后，它生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于是，虚拟就成为一种完全同质化的、数字化的和操作性的现实，一种可验证的、不自相矛盾的现实。

虚拟不是非真实，而是比超度真实更真实：“比我们既有的仿像更真实。” ^[8] 因此虚拟不属于图像序列，它不是一种仿真，因为它谋杀了符号。“如果说仿真的阶段确乎属于谋杀真实的阶段，那么，虚拟就其本身而言就属于谋杀符号的阶段。” ^[9] 与对现实的谋杀相比，虚拟更具有毁灭性，因为对符号的谋杀也是对幻觉的谋杀 ^[10] ，并且最终消除了“象征维度” ^[11] 。

正因为虚拟谋杀符号，从而又谋杀幻觉，所以，鲍德里亚警告我们：虚拟可能具有灾难性。虚拟消解了历史的、政治学和批评的分析。这是因为，“在虚拟领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得到再现，既没有距离，也没有批评的或美学的注视：有的就是完全的专注……不属于再现序列，而属于解码和视觉消费序列……要从这种解码和视觉消费状态回到那种可触可摸的现实是不可能的” 。比方说，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诠释，虚拟手段只要介入了，都极有可能产生悲惨的后果。“战争不再是可再现的。因此，对战争的苦难进行的重现，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会有批评性的认知和真实的信息加入，那些图像就必定会与战争有区别。” 换句话说，任何对战争的虚拟性的还原，都只是一厢情愿的自封的还“原”。你的选择、你的评价早已不知不觉地嵌入其中。一旦进入这样的境遇，你的历史诠释就进入了一种阐释的循环、批评的循环。“原”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自我循环的话语的空壳。

在鲍德里亚看来，“虚拟”就是一剂社会传播的毒药，是一个负向转换器。“它能够在真实与真实对抗中建构一种事件，使真实、社会、政治和历史所有这一切全都变得可疑，以至于现在只要人们发现有任何一桩可疑的事件出现，就必定会联想到‘虚拟’这一剂毒药。” ^[12] 虚拟威胁到批判思维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它生产如此多的过剩信息，我们根本无法将信息融入对应的语境，也来不及消化这些信息，更谈不上运用这些信息。虚拟事件或“非事件”（non-events）就是这样产生的。 ^[13]

在鲍德里亚眼中，媒体是最大的一具虚拟的机器，是在生产过剩方面做出最可观的贡献的机器。它的触须是如此发达、如此敏感，只要是它触及的东西，就会变成“非事件”或虚拟事件。

虚拟也会带来一些令人惊异的“愉快后果”。当电视或网络屏幕筛选出某种双重关系的时候 ^[14] ，它也会成为客观的反讽的猎物，成为事件突然的逆转的牺牲品。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公众并非只是被动地听任媒体的蛊惑。事实上，他们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在荧屏上所看到的东西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虚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赋予人们一种“新的自由”。

鲍德里亚曾经说，艺术是一种消失模式。在谈到虚拟时，他同样提出，虚拟也是一种消失模式。他说：“真实在虚拟中消失，事件在信息中消失，思想在人工智能中消失，价值和意识在贸易全球化中消失。”他还断言，这种消失模式甚至可能会为一种思维模式（摆脱了一切目的性和“客观性”，恢复到根本的无用性的思维模式）清理出一条道路。 ^[15]

在谈到人工智能时，鲍德里亚显得极为保守，他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担忧。他说，“把智能留给机器，说到底，就是放弃人类认知的责任，正如我们把权力给予政客，让他们来管理我们，以减轻我们对权力的责任一样” ^[16] 。在他看来，虚拟技术对人类而言更可能是一种反讽策略，它触及的是一种对我们的世界的幻觉特性的超级直觉：“虚拟可能是原始幻觉为我们留下的全部东西……它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受到要拥有真实这样的诱惑。” ^[17] 鲍德里亚似乎是在担心，真实世界有朝一日会成为虚拟世界（还有复制世界）的殖民地，虚拟现实有朝一日会成为真实世界专制的统治者。

很明显，鲍德里亚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臆测性，他对人工智能（整个科技）的发展前景，担忧多于乐观。他常常纠结于人类是否会被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影子所打败的问题 ^[18] ，纠结于虚拟技术到底是把我们从价值世界中、从技术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还是摧毁我们或者帮助我们摧毁我们自己的东西的问题 ^[19] 。这显然与他一贯坚守的批评原则有关，也与他的好怀疑的癖性有关。总体来说，鲍德里亚对待人类科技发展的态度，我认为还是值得赞许的，也是别具特色的，即采用消极的方式，凸显积极的效果。 XP0SD0D0msi8daWvTBIDlPJDp5cGe4wb3QDpPIHSZ7QJOltStDtbtTZYnEXQVw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