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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7月29日—2007年3月6日），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政治评论家和摄影家。
鲍德里亚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的大教堂镇的一个世代农耕之家，直到他的父亲当上了警察，这个家族才告别乏味的农村生活。
鲍德里亚在兰斯的一所重点中学接受高中教育。天资聪颖的他本来生性倔强、行事叛逆，在遇见哲学教授艾曼纽·佩耶（Emmanuel Peillet）之后，鲍德里亚深受其荒诞玄学（pataphysics）的影响，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随后就接连发生了与父母决裂、离家出走、高考失败等一系列事件。许多学者在谈及鲍德里亚这一段坎坷的经历时，都不免感叹唏嘘，甚至认为鲍德里亚后来未能尽快尽早地进入大学体制之内，也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也许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才成就了独来独往、不拘一格的鲍德里亚。何况，是否被大学认可，也不应该成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唯一尺度。本雅明不仅终身没有被大学体制认可，甚至当年他提交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也曾经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被讥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但是，今天，还有谁会怀疑本雅明的学术成就？
1952年，鲍德里亚考入巴黎索邦大学德文系，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1956年大学毕业后，鲍德里亚一边在法国的几所中学教授德语，一边翻译和研究德国文学。1960—1966年，他曾经为文学期刊《现代》（
Les temps modernes
）杂志撰写文艺评论，并将包括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彼得·魏斯（Peter Weiss）以及诗人荷尔德林在内的一些德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介绍到法国，在法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也许正是因此，鲍德里亚得以在1966年进入巴黎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 X，即巴黎第十大学），担任社会学系的助理讲师（一说担任列斐伏尔的助教
，因为在进入该校之前，鲍德里亚就认识列斐伏尔，并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极为佩服）。虽然只是一个低于初级讲师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显然为鲍德里亚走向学术顶端提供了进身之阶，也为鲍德里亚深度参与1968年席卷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提供了契机。
几乎从1966年10月进入楠泰尔大学开始，鲍德里亚就开始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同时研究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1968年，鲍德里亚在由列斐伏尔、罗兰·巴特和布尔迪厄（前两人为鲍德里亚的博士生导师）三人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顺利通过了答辩。这篇以《物体系》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于当年出版之后，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鲍德里亚除了同列斐伏尔、罗兰·巴特和德波联系密切之外，同哲学家巴滕伯格（Humphrey De Battenburge）也走得很近，后者称鲍德里亚为“空想家”（visionary）。
鲍德里亚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物体系》（ Le Système des objets ，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后，很快由助理教授升任副教授。1972年，鲍德里亚以《另一个自己》（ L’autre par lui-même ）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升任楠泰尔大学教授。
此前，即1967—1970年，鲍德里亚加入了以《乌托邦》（ Utopie ）杂志为中心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社团。1970年，鲍德里亚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的学术考察和旅行，这次旅行为他后来出版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美国》（ Amérique ）和《仿真与仿像》（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提供了重要的素材。1969—1973年，鲍德里亚加入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参与并主持了在该中心、楠泰尔和巴黎周边的一些机构开办的若干次研讨班；1969—1971年，鲍德里亚对设计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或许是因为鲍德里亚不满足于《乌托邦》杂志所专注的都市主义，意欲为杂志注入更加多元、丰富的内容。鲍德里亚曾经在兰斯工商局发表题为《设计的社会问题》的演讲，在巴黎环境研究所发表题为《环境概念批判》的演讲。1970年，鲍德里亚还曾担任意大利米兰设计奖“金罗盘奖”评委，也曾参加在科罗拉多阿斯彭举行的世界设计大会。1971年，鲍德里亚还曾在巴黎高等商学院宣讲他的关于设计的论文。在近4年的时间里，鲍德里亚似乎对设计着了迷，不仅发表论文，到处做报告，还不厌其烦地参加各种设计活动。1972年，鲍德里亚本来要在文森讷城市规划局主持一个研讨班，但是，这一年，由于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已经更名为由罗兰·巴特、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和弗里德曼（Friedmann）领衔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这个研讨班最终流产了，从而也导致了鲍德里亚学术兴趣的转移。
1986年，在巴黎楠泰尔大学待了20年之后，鲍德里亚转会进入巴黎第九大学任教，直到1990年退休。
鲍德里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声誉鹊起，退休之后，声誉日隆。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讲学时，其声誉在西方世界达到顶峰，那么，在2007年他逝世前后，其声誉在中国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