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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当高利贷出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写道，
“……没有人再会用上好的石头盖房子，
把每块石头都切得光滑合适，按照设计拼接在一起。”
庞德所说的“高利贷”（usura）指的就是一般的借贷，即以利息借钱。高利贷一词所暗示的不仅是高得离谱的利息，还包括收取任何利息的借贷行为。他接着说：
“没有人在教堂的墙上画上天堂的样子……
没有一幅画作是用来历久弥新或朝夕欣赏的，
它们是用来出售的，而且出售得很快，
带着利息，带着违背自然的罪恶。”
20世纪20年代，美国诗人庞德相信——许多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银行业是罪恶之源。他在诗中使用了意大利语“usura”（高利贷）一词，因为银行的故事正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在13世纪和14世纪，一张信贷之网横跨欧洲，向北延伸至伦敦，向东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向西延伸至巴塞罗那，向南延伸至那不勒斯和塞浦路斯。佛罗伦萨是这张信贷之网的中心。但在同一时期，特别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座位于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也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绘画和建筑作品，石块的切割面从未如此光滑，教堂墙壁上的绘画也从未如此精美。特别是在美第奇家族掌控这个城市的时期，这两种现象——现代银行业和无与伦比的艺术——紧密相连，甚至相辅相成。所以庞德似乎搞错了——有了usura（高利贷），才有了文艺复兴。
本书简要回顾了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的历史——他们的银行业务；他们的政治活动；他们的婚姻、奴隶和情妇；他们经历的阴谋；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和赞助的艺术家。这本书试图告诉读者，美第奇家族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理解高雅文化与信用卡之间的关系，理解国际金融及其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大有启发。
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很复杂，纵贯五代人。从一开始就牢牢记住重要的名字和日期以及事情的整体发展轨迹，这对理解整个故事至关重要。
美第奇家族的银行成立于1397年，于1494年倒闭。差一点儿就能办百年庆典晚会了。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是一切的开端。乔瓦尼·迪·比奇生于1360年，他完成了美第奇家族银行最初的扩张，确立了美第奇银行的商业风格。在1429年离开人世之前，他一辈子埋头于账簿，给家族积累了海量财富。他在临终前给他的孩子们郑重地留下遗言：“远离公众事务。”
科西莫·迪·乔瓦尼·德·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s Medici）最终违背了这一遗嘱，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被尊称为Cosimo Pater Patriae，即国父。他生于1389年，死于1464年，因此，他是本书所讲的五位富豪中最长寿的一位。在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和流放之后，科西莫让美第奇银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和盈利，他还果断地进入政坛，几乎管理着整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他是哲学家、建筑师和画家的朋友，是艺术的赞助人和大型公共工程的出资人。在他去世时，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银行已经步入了衰落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皮耶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Piero di Cosimo de’Medici）被称为皮耶罗·戈托索（Piero il Gottoso）或痛风病人皮耶罗（Piero the Gouty）。美第奇家族的许多男性成员都患有痛风，这是一种遗传性关节炎，会导致关节疼痛并最终发展成慢性炎症。皮耶罗之所以是美第奇家族里唯一一个被冠以“痛风”绰号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他父亲活得长，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功绩，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让人们记住的声名。然而，皮耶罗的功劳或过错在于，他继承了本不该继承的衣钵，皮耶罗子承父业成了美第奇银行的首脑是理所应当，但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他应当接替科西莫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导人。皮耶罗体弱多病、长期卧病在床、脾气暴躁，但他仍比佛罗伦萨共和国里美第奇家族的敌人更加坚毅且更有手腕。皮耶罗出生于1416年，从1464年到1469年，他只掌权了短短5年，然后在1469年将庞大的家族财产几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长子洛伦佐。
洛伦佐被誉为“伟大的洛伦佐”。他完全背离了远离公众事务的祖训。刚刚20岁的他就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把“鸡蛋”放在了金融和商业以外的篮子里，致使家族银行陷入了难以挽回的衰败。与父亲和祖父一样，洛伦佐也曾在一次重大的政治阴谋中幸存下来，并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操纵技巧。与先祖不同的是，洛伦佐向往贵族生活，喜欢写诗（水平不错），并几乎不掩饰其独裁的本性。1492年，43岁的洛伦佐因痛风而瘫痪，无法去与他那丰满富态的情妇幽会，并最终因为疾病缠身而死去。
皮耶罗·迪·洛伦佐（Piero di Lorenzo）在美第奇家族传奇的五代掌门人中排在最后，被称为“昏庸的皮耶罗”。事实证明，他父亲的艺术成就和贵族气质都不如他曾祖父留下的巨额金钱财富（虽然当时已大幅缩水）那样容易传给后人。出生于1472年的皮耶罗只有一项天赋，那就是佛罗伦萨足球，结果就是，他两年的当权时光，不过是对他父亲高明治理方式的蹩脚复刻。1494年，当法国军队逼近佛罗伦萨时，他逃离了佛罗伦萨，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逃跑。他的逃亡导致家族财富被没收，银行倒闭。近十年后，皮耶罗在横渡那不勒斯北部的加里格利亚诺河时溺水身亡，这也再次证实了他的无能，或者他糟糕的运气。
经过这样简单的回顾，轨迹就很清楚了。一百年，五代人——先是在两位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家族的财富陡然增长，整个家族的影响力也快速扩大，先是经济上的，而后是政治上的；之后是由一个脾气暴躁、卧病在床的中年男人主持的短暂的转折期；然后是财富迅速耗散，但政治地位快速提升的25年；再然后是骤然而彻底的崩溃。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尽管性格各异，但本书所介绍的五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除了痛风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很丑，“伟大的洛伦佐”尤其如此。他们都是狂热的收藏家，藏品包括各种圣物、礼仪盔甲、手稿、珠宝、浮雕。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带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强迫症的色彩，收藏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控制、秩序和占有的冲动，与他们在银行业务和艺术领域的行为模式极为相似。
说到文艺复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产生的伟大艺术品和建筑，从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主流的观点认为，美第奇家族与这些艺术品和艺术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科西莫和洛伦佐，生活在欧洲近代史早期的鼎盛时期，在此之前，除了但丁（Danta）、乔托（Giotto）和薄伽丘（Boccaccio）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人物，一切都是黑暗的。因此那段历史非常神秘。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谈论的这些人，尤其是乔瓦尼·迪·比奇和科西莫，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紧跟前人的后来者，生活在某些大事件的余波中，而不是黄金时代的开端。
复式记账法、汇票、信用证和存款账户……这些创新让意大利人几乎垄断了欧洲金融业。而作为银行家，本书的五位主人公是在这些创新出现之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美第奇家族在银行业的实际经营中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创新，他们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早期的控股形式。此外，美第奇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清楚，美第奇银行是在比自己大得多的银行破产之后兴起的。13世纪和14世纪的巴尔迪银行、佩鲁齐银行积累了美第奇家族永远无法企及的财富。但在14世纪40年代，这两家银行都因为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国王赖掉的巨额债务而倒闭。乔瓦尼·迪·比奇与巴尔迪（Bardi）家族的许多人合作过，还雇用了其中的许多人，并让自己的儿子科西莫娶了一位巴尔迪家族的女孩。乔瓦尼·迪·比奇的脑海中肯定会经常浮现出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以及对银行财富如临深渊的感知。
作为佛罗伦萨的市民，美第奇家族是在经历了种种动荡之后才把这个共和国塑造成型的：神圣罗马帝国将注意力转向北方，失去了对迅速分裂的意大利的控制，封建法律逐渐瓦解；在无休止的动荡中，权力从乡村的世袭领主转移到城市的富裕阶层；佛罗伦萨形成了共和宪政国家；在与罗马教皇的战争中，城市政府没收并出售教会财产，直到人民在宗教狂热中被激怒，最终在1378年爆发起义。这就是所谓的“羊毛工人起义”（ribellione dei ciompi），当时城市里贫穷的羊毛工人试图赶走商人阶层，就像一个世纪前商人赶走贵族一样。
16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吉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在谈到这次起义时写道：“政府中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平民而不是贵族，他们以乔治·斯卡利（Giorgio Scali）和托马索·斯特罗齐（Tommaso Strozzi）为首。在三年的统治期间，他们干了不少坏事，比如为了排除政敌，他们在无罪的情况下，砍掉了皮耶罗·迪·菲利波·德利·阿尔比齐（Piero di Filippo degli Albizzi）的头，他曾是佛罗伦萨最有声望的市民；他们还砍掉了多纳托·巴巴多里（Messer Donato Barbadori）的头，以及其他许多无辜者的头，直到最后，如同老套的故事一样，当人们忍无可忍时，他们背弃了乔治·斯卡利，并砍掉了他的头；托马索逃出了城，保住了性命，但他和他的后代，以及最早支持他们的贝内德托·德利·阿尔贝蒂（Benedetto degli Alberti），都被流放了。”
简单地说，佛罗伦萨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各种“人头滚滚”。吉恰尔迪尼说，“Come è usanza（惯例如此）。”美第奇家族当时最尊贵的家族成员，短暂成为佛罗伦萨政府首脑的西尔维斯特罗·德·美第奇（Silvestro de’ Medici）因为站在了羊毛工人一边，在羊毛工人起义失败后，让整个家族名誉扫地。乔瓦尼·迪·比奇当时只有18岁，他非常明白自己必须低头保持低调，因为不低头的后果很可能就是被砍头。
但也许最重要的是，美第奇银行是在1348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大瘟疫之后建立的。1338年，佛罗伦萨有95000名居民；1427年，只剩了40000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差不多。薄伽丘写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生病……许多人暴死在大街上，由于尸体太多，没有足够的墓地来埋葬他们。”当瘟疫结束时，感觉就好像城市被清空了，大地“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无论如何，12世纪和13世纪标志性的贸易繁荣和人口快速增长肯定已经成为过去式。世界还能再次像过去那样充实和繁荣吗？一个漫长的恢复时期开始了，但似乎一切刚刚恢复正常，瘟疫就再次袭来。1363年，病魔夺走了乔瓦尼·迪·比奇的父亲，那时，那位未来显赫的银行家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1400年，拉波·马泽伊（Lapo Mazzei）写道：“商店的大门常常紧闭，政府办公室空无一人，法官们离开了法官席，法庭上也不见人影。”人们又开始大规模地死去。
但是，法官和政客们当然可以随意旷工，可这对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来说却是不可饶恕的。1420年，尽管身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坎比奥·德·安东尼奥·德·美第奇（Cambio d’ Antonio de’ Medici）还是因为离开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出纳岗位去躲避一场瘟疫而被解雇。早在1402年，乔瓦尼·迪·比奇就曾是一个艺术评委会的成员，这个评委会负责选定由哪位艺术家设计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洗礼堂）大门上的青铜器，这座教堂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教堂，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与当时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遥遥相对。这些青铜器是作为贡品委托制作的，以乞求上帝让这座城市免受无休止的瘟疫侵扰。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最终胜出，他的作品描绘了亚伯拉罕（Abraham）献祭儿子以撒（Isaac）的场景。
因此，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们生活在非凡的金融创新和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吉恰尔迪尼回忆起乔瓦尼·迪·比奇年轻时的岁月，“家族疲惫不堪，只想着休养生息”。不过这时的美第奇家族所处的时代跟后来完全不同。回过头来看，在美第奇家族银行消失前——16世纪的大动荡前，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科西莫和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属于一个更加自信的时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天真的时代。昏庸的皮耶罗刚刚出逃，意大利就先后被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攻占，德国人和瑞士人也竭尽全力地插上一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十几支军队横跨半岛，肆意掠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美第奇银行出现在罗马被洗劫（1527年）之前，那不勒斯（1527—1528年）和佛罗伦萨（1529—1530年）被围攻之前，反宗教改革的残酷和令人窒息的僵化之前的“黄金时代”，在接下来的三百多年里，意大利几乎失去了所有独立性。因此，尽管本书要记述许多战争和间或出现的酷刑、谋杀和腐败、可鄙的操纵选票和逃税行为，但我们还是可以把15世纪的佛罗伦萨，也就是美第奇银行存在的97年，看作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过渡的大动荡时期的一个平静的插曲。在这个时期，借贷和艺术得以并肩繁荣发展。
瘟疫杀人无数，乔瓦尼·迪·比奇的父亲阿韦拉多（即比奇·德·美第奇）立下了遗嘱，归还了他妻子的800金弗罗林嫁妆。在阿韦拉多的五个儿子分家产之前，他们还预留了50里拉皮乔利银币，用于补偿曾经向阿韦拉多借贷的借款人，这是一个惯例。60年前，臭名昭著的帕多瓦高利贷者雷吉纳尔多·德利·斯克罗韦格尼（Reginaldo degli Scrovegni）向借款者归还了一笔数额更大的赔偿金，他的儿子阿里戈（Arrigo）为了替父亲赎放贷之罪，还家族清白，委托乔托为帕多瓦的竞技场小教堂绘制壁画。其中一幅壁画表现的是罪人在地狱中燃烧的场景。从那时起，放贷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很模糊。
事实上，在他们临终前，放贷似乎不仅是众多罪孽之一，而且还是富人心中最大的罪孽。他们的贪婪、暴食、滥交和穷奢极欲，都远不如放贷这个罪孽令他们担忧，其中的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放贷不同于其他罪过。根据教会法，放贷者只能通过归还全部非法所得来赎罪。如果放贷者已经把放贷赚的钱花掉了，就很难把罪孽洗清。在那些从未拥有过大笔钱财的人眼中，放贷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罪过。在薄伽丘《十日谈》（ Decameron ）的开篇故事中，两个放贷人非常担心他们的一个即将死去的客户——一个不思忏悔的大罪人——会被教会拒绝下葬。而且由于其放贷者职业被曝光，这俩人也非常担心当地人会把他们俩赶出镇子，甚至动用私刑将他们杀死，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也将同他们罪大恶极的客户一样，无法得到安葬。1179年的拉特兰教会理事会拒绝为放贷者举行基督教葬礼，1274年的里昂教会总理事会再次确认了这一裁决。菲利波·德利·阿加扎里（Fra Filippo degli Agazzari）写道：“他们的尸体应该与狗和猫一起埋在沟里。”1478年在皮亚琴察，一名放贷者在教堂下葬后，暴雨倾盆而至，迷信的乡亲们认为这天灾正是允许这名放贷者下葬导致的，于是他们挖出尸体，将其游街示众，还对尸体进行了模拟绞刑，然后将尸体投入波河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根本不被认为是罪恶或犯罪的交易会被当时的人认定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尤其是在其他更恶劣的行为——比如买卖奴隶——根本不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难道仅仅是因为圣路加（St. Luke）说过“给予，不求回报”吗？历史书上对这一问题一笔带过，或者只停留在描述那些用极端手段压榨穷人的高利贷者的罪行之上。这根本没法解释放贷为何被视为如此大的罪孽。当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修复圣马可修道院而捐款，以换取教皇赦免他所有罪过的诏书时，肯定不是因为他向穷人收取了高额利息，因为科西莫即使在梦中也决不跟信用不佳的人做生意，除非这个人是王子或教皇。
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前——也就是在1397年秋天，乔瓦尼·迪·比奇与两位合伙人一起在佛罗伦萨的监管机构，即所谓的“汇兑商行会”（Arte di Cambio）注册他的银行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里世界观跟我们完全不同，尤其是在金钱方面，我们要理解当时银行的常规做法与当时道德法律之间的深刻矛盾。
汇兑商行会里的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告诉美第奇：“你加入（汇兑商）行会是个大错误，以后再没人会把你视为一个诚实的商人。”
哪怕在货币发明之前，贸易的概念就包含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即一种想要的东西总是可以通过交出另一种东西来获得。
大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曾在他的帐篷里闷闷不乐，拒绝为阿伽门农（Agamemnon）从他那里夺走的女孩开出任何价码，阿喀琉斯说过一句名言：“肥羊和黄牛你可以偷；炊具和金鬃马你可以买；但人的生命无法交换，无法偷，也无法买。”
阿喀琉斯说，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有一些神圣的东西不能被“交换的艺术（贸易）”所左右。但即使在他说出这句话两千年后，买卖一个女孩，或用钱减少一个人在炼狱中的时间（指中世纪赎罪券制度），或买一支雇佣军，甚至买一个主教区，或买一件圣物，买一个城镇和城镇里所有的人，仍然是很平常的事。据说一位教皇临终前说他不能接受圣礼，因为“上帝啊，我把它们都卖了！”。
正是在阿伽门农王治下进行的一系列疯狂的交易活动，拉开了史诗《伊利亚特》（ Iliad ）的序幕。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头像总是出现在钱币上。君主受命于天，他特许并管理着贸易的行为，也就是他所统治的臣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当然，这个过程现在加快了许多，因为货币使我们能够轻易地把货物卖给一个人，积累我们的财富，然后再用这财富从另一个人那里购买别的东西。我们不必再四处寻找那个刚刚好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他想要的东西也正是我们想要交换出去的那个人。尽管如此，只要货币是由贵金属构成的，而贵金属作为商品本身具有价值，那么事情的本质就没有改变。我们挥汗如雨地生产，就像上帝把我们赶出伊甸园时训诫我们必须如此一样；我们以一定重量的金、银或铜出售我们的商品，然后用这些钱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别人挥汗如雨生产出来的东西。诚然，也会出现一些反直觉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可以把一壶酒的成本与一份抄写的手稿或一篇祈祷文的成本进行比较。不过整体上，事情还算是井井有条，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