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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针灸学习其实是一种学院派的教育模式。1988年到1993年，我在山东中医学院（现山东中医药大学）读了五年本科，但当时我对针灸并不太感兴趣。我真正开始对针灸下功夫是在1993年毕业开始工作以后。因为穿上那身白大褂，你就是一位医生，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患者的信赖都给你了。记得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还是不会看病，一到上班时间心里就很忐忑，既怕看错，又怕看坏，内心很慌张，非常痛苦。患者那么信任我，但是我连基本的东西都不会，怎么办？现在学习还来不来得及吗？后来，我发现我一个同事，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他看病也不见得比我好，因此我觉得或许还有希望，于是就开始认真学习。
从1993年毕业到2003年，这10年当中，我有两段非常重要的学习经历。
第一段经历是学习董氏奇穴。当时，单位组织我到北京进修，进修那半年，我获取了一个信息，在我国台湾有一套民间的“董氏奇穴”针灸体系，它完全打破了传统针灸范式，另起炉灶搞出了一套东西。我觉得既然我传统针灸没有学好，或许可以学这个体系。于是我找到一些资料，看了里边讲什么穴治疗什么病有特效后，发现那些东西非常符合我的思想，因为它追求确定性，对于这个体系我充满了好奇。后来我了解到，董氏奇穴是一个叫董景昌的老先生家传的，那个时候董景昌已经去世了，我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他的一个学生——杨维杰老师。当时我有很大的好奇心，为了特效，为了追求确定性，在1997年12月，我去台湾拜访杨维杰老师，并学习董氏奇穴，学了三四个月，回来用了几年，发现用得不错，然后就在大陆开始推广，教大家董氏奇穴。
有人学了董氏奇穴以后觉得很神奇，我今天回看董氏奇穴，发现它不见得多么神奇，不见得比传统针灸高级，但是它却在我的学习过程中给我带来了启发，让我开窍。董氏奇穴的学习经历，给我带来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原来传统的东西是可以颠覆的，《黄帝内经》十二条经络的规矩是可以打破的，它不是唯一的真理。董氏奇穴完全不讲经络，它把身体分了十二个区域，在每个区域上找了很多点，说这个点叫什么穴，这个穴治什么病，这是一套很简单的规则，和传统针灸理论完全不一样，在理论层面完全颠覆了我们对针灸的理解，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
制污穴
第二个启发，原来可以通过观察身体来学会如何治疗，取得疗效。“董氏奇穴”说哪个点有哪个穴位，那种规定不是死的，它只是一个规定而已，在真正治疗的时候，要通过观察身体来找到治疗的依据。观察身体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眼睛的望诊，一个是手的触诊。比如，人手上有个制污穴，它的特效作用是治疗身体皮肤溃破不愈合，特别是糖尿病患者，皮肤破了以后不容易愈合，扎制污穴就有效。制污穴有个定位，但这个定位只是一个规定，不是死的。它规定了在制污穴扎三针，但是真正在落实到治疗的时候，需要你仔细地去看一看，制污穴那个部位有没有一条或者两条鼓起来的青筋，如果有，在那扎一针放点血就可以了。
原来传统的东西是可以颠覆的，原来可以通过观察身体来学会治疗，所以我说， 最大的经典不是《黄帝内经》，而是身体本身。 身体给我们提供了各种诊断和治疗的依据，也就是说，身体是记录着这些答案的，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身体其实是有答案的，那么要获取这个答案，可以通过眼睛的望诊和手的触诊，在身体上找到有关诊断的信息，找到有关治疗的信息。所以说， 身体是知道答案的。
通过董氏奇穴明白了这些以后，我做针灸就开始放飞了，看病时脑子里面不再装满藏象、经络、穴位这些针灸的学问，而是学会在身体上找到治疗的线索，相比较而言，针灸也具备了可操作性，从而具有确定性。
第二段经历，是2001年到2003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3年研究生。我用了3年时间，把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几乎所有跟针灸、经络，甚至跟按摩有关的书籍都通读了一遍。甚至于日本、韩国的针灸，包括在研究放血的时候，中国的苗医放血、藏医放血资料，还有很多国外的放血资料，都进行了研究。在那个过程中，我也认真看了黄龙祥教授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在读的过程中，内心有一些暗合的地方，觉得有共鸣。我利用那三年读研究生的时间研究了很多东西，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尽可能地研究针灸学科的所有文献。
回头看看那三年，我几乎是在阅读当中度过的，那是非常充实的三年，也是我针灸历程中沉淀的三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对我有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虽然传统的东西是可以颠覆的，我们可以打破传统，但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回到传统里边儿去沉淀、去挖掘。那三年，我回到传统中医的海洋中，去沉淀自己，找到了一些更丰富、更鲜活、更深刻的东西，找到滋养自己的力量，这些也支撑了我未来针灸体系的形成。
第二个启发，一个医生，不管将来是做一个专科医生，还是做一个全科医生，学科完整素养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医生专科方面很擅长，但很少有人会有心、有时间、有精力、有耐心去通读专业的、全科的文献，去尝试做一个全科素养的培养。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学者型的临床专家，或者说一个临床型的学者。在那三年里，我很好地沉淀了自己，把古往今来的所有针灸文献梳理了一遍，对整个针灸学科有了通透的了解，这指引了我今后的方向。我想，这段经历对于年轻学者或年轻医生如何去培养整个学科的素养，是非常必要的。
2003年，我辞去体制内的工作，在澳门工作了8年，这是我学术发展中最美好的8年，我把自己整个针灸体系大的框架全部建立起来了。在2011年之后，我的所有课程讲解呈现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在这个针灸体系里，只不过后来有一些细节上的完善。
当时，我的工作模式有了调整。原来在医院的时候，每天给很多患者扎针，而在澳门面对的是高端门诊，患者不见得特别多，但是疾病可能更加复杂，而且患者也不见得给你太多的治疗机会，他们可能很怕疼。因为这种工作模式的改变，我在原来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患者的需求以及尊重他们的体验，对针具进行了改变。那个时候，我用注射器针头代替三棱针来放血
，同时，还尝试用非常细的针来调气，它的直径是0.1mm，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个针，我是从日本买到的。当我用极微细的针去调气的时候
，要慢慢地捻转进针，通过细软的针尖去感受身体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很特殊的现象，比如，在留针的过程中，有的人出现丹田发热、命门炙热、小周天的一气周流，包括一些排寒的反应，肢体甚至内脏的一些异动；有的人出现情绪反应，如哭泣、喜悦等，甚至有些人感觉身体消失，意识空白，内在的灵光闪现……出现了这些特殊的临床现象以后，一些系统性疾病和重大疑难病的临床疗效也产生了重大的突破。
那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比如很多微针调气的针法，找到了用更微细的针调整患者精神状态的一些特殊规律，也发现了阴络刺血
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在最深处到底隐藏了什么重大秘密呢？我又用很漫长的时间深入思考，去找答案。最后发现丹道修炼体系里可以解释各种现象，于是对丹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广泛阅读各派丹道经典，在理论上做了认真的梳理。
我发现丹道修炼是一套法度严谨、环环相扣、次第有序的程序，围绕着任、督二脉一气周流产生精、气、神的变化，每一个阶段都是有目标的，每一个阶段目标是否达成，它是有征象出现的，达成以后下一步出现什么，它也是必定的。我把这套东西了解清楚以后，就想有没有可能通过针灸这门技能，去演绎它每一个阶段的变化。按照丹道修炼体系的指引，我进行针灸实践，8年的时间建立了整个针灸体系，也就是后来我称之为以针演道的针灸体系。
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这套针灸学术体系的完善期，这期间我做了一些学术传承的事情。广东省中医院聘请我担任主任导师，采用师带徒的方式，给他们本院的医生带教，有22位博士学历、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的医生报名申请拜师学习，我认真地选了7位，用三四年的时间非常认真地去带他们。此外，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针灸中心成立“左常波国际针灸研究中心”，我带领学生们在这个平台上做了一些深入的临床科研工作。另外，我还被聘请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博导、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特聘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等，参与了一些科研和教学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在审视自己创建的这套体系，也在新的平台上去展现它，跟更多人分享，在教学中又不断完善它。
对于我整个针灸的学习历程，用八个字、四个词来概括——参透、放下、超越、回归。
对于针灸，我的开窍是从董氏奇穴开始的，董氏奇穴提供了一个完全迥异于传统针灸的范式，颠覆了我对传统针灸的理解，让我的针灸临床变得灵活多变、妙趣横生。
后来，我将董氏奇穴和传统针灸这两个体系放在一起对照研究，发现这两个体系，一为正经，一为奇穴，相映成趣。我学习、运用董氏奇穴，找到了它背后的规则，发现了更大的格局，参透了它的精髓，于是就放下了奇穴。
再后来，因为工作模式的改变，我开始用微针调气，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临床现象，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受到丹道修炼体系的启发，实现了对针灸的超越，对生命的理解更深刻了，扩大了针灸的边界。
但是，在完成了这样的超越，尝试着为我这套针灸体系提炼概括出一套理论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根本提不出来。因为回头看，经典真的说得非常明白了，所谓的超越，本质上还是回归。最后，它又回归到源头，就是古人呈现给我们的那些经典，包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包括道家经典《道德经》《周易参同契》等。
所以，我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针灸探索过程，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我把它揉碎了，重新捏一个世界出来。”我学了传统针灸，又学了其他的，最后重新整理出一个东西来，但是整理出的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创见，都是古人的，我只是重新整合了一下而已。我走了这么漫长的路，最后还是回归经典、回归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