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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初期的田汉来说，下面这些时间节点值得注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十天，田汉开始写话剧《卢沟桥》。8月 9日，《卢沟桥》在南京演出，成为“抗战戏剧”的先声。
1937年 10月 7日，数百人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欢迎离沪三年的田汉先生归来及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抗战的旗帜下，也是在田汉的促成下，中国话剧界和戏曲界实现了联合。
1937年 11月 16日，田汉在与马彦祥合编的《抗战戏剧》“创刊词”中说：“戏剧在一切的文化领域中，在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方法上，是动员民众最有效最适合的方法。”
1937年 12月 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剧协”）成立大会在汉口光明大戏院举行，会议决定每年 10月10日为全国戏剧节，田汉当选全国“剧协”常务理事，并任话剧部主任。
1938年 4月 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田汉任第六处处长，负责文艺宣传。
第三厅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开展“抗敌扩大宣传周”。第一天是文字宣传日和开幕大会，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是美术日，第五天是戏剧日，第六天是电影日，第七天是武汉三镇大游行日。田汉是宣传周重要的领导者。特别是第五天戏剧日，武汉十二家戏院日夜两场到三场上演抗战话剧和各种戏曲，免收门票，还特别招待伤兵和收容所的难民，很受群众欢迎。
这次大型综合性文艺活动的成功举办，为田汉日后组织领导西南剧展埋下了伏笔。
1938年 5月 4日，田汉在徐州拜访李宗仁，这可能是田汉首次与桂系领袖交往，成为日后田汉与桂系高层交往的铺垫。
1938年 10月 10日，是全国“剧协”新定的第一个戏剧节，田汉组织发动了一次抗战戏剧公演。虽然因为武汉撤退，首届戏剧节未能圆满成功，但它同样成为举办大型戏剧活动的重要尝试。
1939年 4月 20日，田汉率领平剧
宣传队抵达桂林，下榻榕湖五美园，这个地方正是唐景崧旧时居住之地。
当时马君武仍在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应马君武的邀请，4月 21日，田汉观看了如意珠主演的桂剧《断桥》。4月 22日，观看了小金凤主演的桂剧《游龙戏凤》。4月 23日，桂林戏剧界在乐群社举行欢迎田汉的茶会。田汉在致答词时说道，当前要“运用一切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战”，他专门强调，“人们经常把话剧和戏曲的差别看作新与旧的对立，这是不确的。……我看，一切于抗战有利的都是新的，一切于抗战有害的都是旧的”。
1939年 4月 28日，田汉率领的平剧宣传队在桂林第一次公演，公演的剧目是《新雁门关》，公演的地点是新世界大戏院。田汉陪同马君武坐在前排，不时请马君武批评指正。这是田汉的旧剧改革首次在桂林“亮相”。传统旧戏舞台两侧本该是“龙凤和鸣，歌舞升平”的对联，田汉将其换成“为光明而舞蹈，为自由而歌唱”，门帘上还别出心裁地绣着“抗战必胜”“救国必成”的标语，戏台上的桌围，本来绣着两条蟠龙，现在绣上的是田汉的四句题诗：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
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
这是田汉首次到桂林，共停留了五个多月。除《新雁门关》之外，田汉在桂林改编的平剧《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先后在桂林金城大戏院演出。这些剧作无一不以抗战作为主题，既助推了桂林的抗战氛围，又为旧剧改革提供了典型的样本。
1940年 2月初，田汉自湖南出发路经桂林到广西南部前线昆仑关访问，几天后返湘途中再次经过桂林。这时欧阳予倩已经重返桂林，主持广西桂剧改革。田汉与欧阳予倩本就是志同道合的戏剧战友，桂林相会，田汉观看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桂剧《桃花扇》，并就戏剧运动（简称“剧运”）和桂剧改革进行了交流。
1940年春天，夏衍在桂林与田汉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谈到西南有四个抗敌演剧队、一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平剧宣传队，有必要合作出版一个戏剧刊物，宣传抗战戏剧，批评不利于全民抗战的戏剧倾向。
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在湖南的抗敌演剧八队、九队，在广西的抗敌演剧四队、五队的支持，演剧九队专门派许之乔到桂林，负责刊物的编务工作。该刊成立了由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许之乔和杜宣五人组成的编委会，田汉将刊物命名为《戏剧春秋》，并被公推为主编。
1941年 5月，因为组建新中国剧社，杜宣专程到南岳征询田汉的意见，田汉认为在西南确实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
1941年 8月，日军开始向湘北集结兵力，南岳不再是宁静安全的地方。田汉携带母亲和三弟夫妇，于 8月 23日仓皇到了桂林，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桂林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大奠基人——洪深、欧阳予倩、田汉——曾不约而同来到桂林，甚至暂居桂林。由此可见，当时的桂林确实有利于戏剧生长的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当时不少文化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早在 1937年 4月，著名戏剧家万籁天就意识到：“……剧运在广西，无论它是启蒙也好，萌芽也好，它的种籽是良好的，它的姿态是正确的，它的前途是光明的。……戏剧和政治，必须取着协调的节拍，循序迈进。同时更须负起艺术为时代先驱的使命，启示这迈进的最后的目的。这些只有广西的剧运可以干，也只有剧运在广西才能够干。”
同时，另一位戏剧人白克也认为：“我们（广西）实在不能不自豪我们有着一个剧运发展的最优良环境。”
到了 1939年，记者华嘉发现桂林已经成为“聚焦了这么多戏剧工作者的中心地”。
1940年，海燕在《新中国戏剧》发表文章，认为：“作为广西政治、文化、军事、经济建设中心的桂林，一切都在朝向新生，一切都在踏上现代化的途程。新兴的戏剧运动在桂林，可说是各种进步的领域中之最进步的一环，曾经贤明政府的倡导和青年工作者埋头苦干的结果，新演剧运动俨然有一日千里之势，实为他地所望尘莫及的。”
欧阳予倩以“在朝”的姿态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田汉以“在野”的形象凝聚各路戏剧团体。各种戏剧的支流都在向桂林汇合，最终汇聚成一个被称为西南剧展的戏剧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