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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徐悲鸿形成了他的民族文化复兴观。他认为：“我国历代之艺术作品，其振作奋发之精神，似非现代作品所可同日而语。值兹民族颓糜（靡），人心沉醉之时，余以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与复兴民族应有同等重要之意义。”
他又认为：“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如果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看得过小，一定要刻苦地从本分上实干。”
当时的广西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不知是不是被这个口号打动，1935年，徐悲鸿有了首次广西之行。
徐悲鸿表示：“余夙慕桂林山水，盖二十年前弱冠时，即友易君钦吾，桂林人也，聆其叙述，久为神往。又历来所友善之桂人，悉诚挚勇迈……”
广西人的诚挚勇迈、桂林山水的美妙神奇、广西省政府的民族复兴愿望，各种因素，合成了徐悲鸿广西之行的动机。
1935年 10月，徐悲鸿致书他的留法同学、广西省政府委员苏希洵，提出拟游广西，并愿将其藏品藏于广西。
可以想见，徐悲鸿拟游广西的愿望，与当时正希望广纳天下英才的广西省政府，可谓一拍即合。
1935年 11月 2日，徐悲鸿抵达当时的广西省会南宁。
在南宁，徐悲鸿得到了极高的礼遇。多年后，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徐悲鸿，说黄旭初很器重他，并说自己在南宁看徐悲鸿在五分钟内画一匹马，画得很生动。
事实上，不仅黄旭初器重徐悲鸿，李宗仁、白崇禧都很器重徐悲鸿。徐悲鸿喜欢阳朔，李宗仁甚至送了一栋别墅给徐悲鸿。印象中，李宗仁似乎未曾对其他艺术家有如此表示。
这次广西之行让徐悲鸿对广西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1938年，徐悲鸿应《良友》画报梁得所的邀请撰写《自传》，专门说到广西之行：
……故于廿四（一九三五）年秋，访问广西，则见其一切设施，胥为救国之备，政治清明，组织民众，普及教育，奖励出产，尤于所创之自给、自卫、自治与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政于募，之三自三寓政策，已行之有效，诚为复兴中国之策源地。上下一心，坚苦卓绝，乍至其地，精神为之一振，惊佩无已，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吾虽微末，无补于国家，窃愿依附明耻教战之邦，而自策鄙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国难益亟，幸国魂已苏。中国青年，悉成战士，发挥英勇，光我华夏，倭寇之亡，可立待也。
“政治清明”“上下一心”“复兴中国之策源地”“明耻教战之邦”，这些评语，对广西可谓推崇备至。徐悲鸿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依附这个“明耻教战之邦”，并认为有了广西，消灭日寇，光复华夏，指日可待。
广西究竟凭什么吸引了徐悲鸿，赢得徐悲鸿如此敬重？
从徐悲鸿的文章中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广西人的“诚挚勇迈”：诚，真诚；挚，亲密；勇，勇敢；迈，豪放。
仔细琢磨，这四种品质，都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大敌当前时中国人最需要的品质。亡国威胁困扰着每个有志的中国人，他们都在思考应对之策。徐悲鸿作为艺术家，他在广西人身上看到“诚挚勇迈”的素质，他认为这种素质是国家复兴、民族复兴的素质。因此，他才有千里南行之举，才有投奔依附之愿，才会自命为“阳朔天民”。
有一位“女兵作家”看懂了徐悲鸿，她就是谢冰莹。当时谢冰莹也在广西南宁，她看了徐悲鸿在南宁的画展后，撰写了一篇《悲鸿的画》，她发现，徐悲鸿的画充满了力，充满了活跃，笔调是雄浑的、刚健的，令人看了精神欣快。她特别推崇徐悲鸿在广西武鸣军训大队部大楼上画的那匹马。这是徐悲鸿在十分钟之内用一支粗大的、不十分好的毛笔画成的战马。在谢冰莹看来，那有悲壮哀情的脸部和尾巴，令人一见就想佩好枪弹，跨上马去，直冲入敌人的阵营，杀他个落花流水！谢冰莹不由感叹：这真是徐悲鸿的“力”作！
力，能力、动力、活力、勇力、猛力、神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徐悲鸿意识到中华民族最需要力，中国艺术太缺乏力，他愿意倾尽他个人之力，他希望以艺术之魅力，唤起民族之伟力。
徐悲鸿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与桂林相遇。以往，人们更多以为，徐悲鸿看中的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实际上，徐悲鸿更看中的是广西人的诚挚勇迈。广西人的诚挚勇迈，让徐悲鸿不再将自己当作桂林山水的观光客，而是将自己作为广西艺术事业的创业人。徐悲鸿不仅在阳朔有了一栋个人的别墅，更与当时的广西省政府达成了一个重要的约定：就是在桂林，在被称为“南天一柱”“卓然独立天地间”的独秀峰西麓，建设一所桂林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