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44年，中国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七年。

这七年，实在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风云密布、柳暗花明的七年。

最初，不少人认为日中强弱分明，抗战难以取胜，悲观情绪弥漫全国，其代表汪精卫，最后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然而，一批民族精英认为，中国地大人多，文化深厚，得道多助，拥有国际支持，通过持久抗战，终将战胜日本。

从卢沟桥事变到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当时可谓举国团结，众志成城，倾情投入，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

然而，这种举国团结的局面未能长久持续。1941年的皖南事变，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蒙上了一层阴影，用田汉的话说就是“中国内部不幸的分裂之端已肇，救亡青年们心情都是非常灰暗的” 。

实际上，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原来万众一心的中华民族，不仅党派之间出现了裂痕，民众之间也出现了分歧。

1944年 1月 1日《广西日报》社论《迎民国三十三年》就专门谈到这一点，社论认为：

回顾抗战爆发之初，全国上下都在为抗战工作而努力，以求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自由、平等，大家都为“大我”而忘却“小我”，把救国作为每个人唯一的责任，一身一家的问题早已置之度外。这时候确是形成了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认识，个人的命运是被看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合一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无数青年简直把个人的事业完全寄托在抗战建国的大业上面，把个人的前途完全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面，认定只有在国家得到自由平等的大前提之下，个人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每个人都满怀着救国家救民族的抱负，恰如古人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要是有谁提出个人困难和生活问题之类，那是绝对得不到任何人的顾盼和同情的，并且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可是近年来，一方面因为物价一天天高涨，一方面因为风气日渐窳败，社会上发生了两种明显对照的现象，一面是生活艰难，一面是奢侈逸怠。前者造成了一部分人因生活上的重压和物质上的诱惑，心智的操持，不免受到很大的激荡，于是生活问题，被普遍的提出，心力也都转移到照顾这方面去了。而且为了救一身一家，早就弄得焦头烂额，救家与救国之间，就有了先后缓急之分。后者则造成了一部分人追逐物质的寻求与生活的享受，似乎国家民族的艰难，并未分担于他们的肩上，国家遭难是一件事，个人享乐又是一件事。在上述的两种情形之下，显然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国民对国家命运前途与个人命运前途没有完全看成一致。这种演变的过程虽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倾向，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潜移，但其结果足以造成社会风气的萎靡，蓬勃发展的新机，将为之窒息。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的抗战旷日持久，而且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民众的精神面貌也趋向萎靡。曾经激情投入抗战的人，不少各趋己利，将国家整体的利益弃之不顾，万众一心的面貌成为既往，众志成城的局面难以为继。

到了 1944年，尽管国家已经胜利在望，但部分民众情感遭到严重挫伤，精神窒息。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一批文化人为了重振民族精神，让国家焕发朝气，重新点燃全面抗战初期那种炽烈燃烧的激情，召回凝心聚力的魂魄，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发起了一场长达 90多天的戏剧文化活动——西南剧展。

正如《迎民国三十三年》一文所说：

当此抗战胜利愈近，艰难困苦亦愈甚的时候，正须全国集中力量，以完成一篑之功，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所以必须首先克服上述的现象，能够克服上述的现象，意志才能集中，意志能够集中，力量才能集中，力量能够集中，最后胜利才能达到。

西南剧展，全称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个戏剧展览会的举办，在当年堪称举世瞩目。

当西南剧展尚未开幕的时候，少数见多识广的人已经开始借助各种经验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的活动。

1944年 2月 9日，衡阳《力报》特约记者何满子在桂林实地采访后，写下了一篇通讯《“剧展”密云期》。文章预测，随着西南剧展的开幕，桂林将出现空前热闹的景象。

那么，这种热闹景象与什么相比最合适呢？

何满子在文章中写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聚集在经营茶点且兼营西点生意的华英厅的文人曾经费过一番脑筋：

庙会——不适当；

运动会——不够味；

西班牙的斗牛会——未免有点挖苦。

最后，一位戴眼镜的先生终于想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比喻：古希腊雅典城的盛大的赛会倒确乎有点神似，至少这样的比喻最不俗气。

这位不知名的先生的想象颇具预见性。因为，三个月之后，西南剧展的确得到了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相关的赞誉。西南剧展的会徽，恰好是一个跳雅典舞的人像，左右缀以桂叶和号角，表示戏剧工作者的崇高和勇进。

如今，80年过去，西南剧展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奇迹，五千年中华文明中一座戏剧丰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南剧展日益彰显光芒。

不过，要了解这个文化奇迹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几个著名的人物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