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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宣四队可追溯到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又必须追溯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从头说起，应该是这样：1930年 8月成立了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左翼剧团联盟改组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1936年初，左翼戏剧家联盟解散，成立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7年 4月，上海剧人协会得到新华电影公司老板张善琨的投资，成立了上海业余实验剧团。
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理事由应云卫、陈鲤庭、赵丹、章泯、徐韬、瞿白音等七人组成。
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的基本编导有史东山、沈西苓、袁牧之、贺孟斧、章泯、应云卫、欧阳予倩、万籁天、孙师毅；特约编导有田汉、夏衍、洪深、尤竞（于伶）、宋之的、阿英、陈白尘、马彦祥、唐纳、曹禺、阳翰笙、郑群、石凌鹤；特约音乐顾问有冼星海、沙梅、贺绿汀、盛家伦；演员有赵丹、郑君里、金山、顾而已、刘琼、俞佩姗、舒绣文、魏鹤龄、舒强、吕复、沙蒙、严恭、王为一、王莹、赵慧深、陶洁、王苹、叶露茜、顾宛平、赵曙等；舞台美术有许幸之等；特约舞蹈顾问吴晓邦。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囊括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影剧艺术家，称得上满天星光、群星璀璨。
当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变为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总队长为应云卫。
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是郑君里，副队长是徐韬，队员有赵丹、魏曼青、王为一、沙蒙、舒非（袁文殊）、顾而已、吕班、叶露茜等人。
上海救亡演剧队四队队长是陈鲤庭，副队长是瞿白音，队员有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复、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吴茵、范莱、李琳（孙维世）、赵慧琛等人。
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演出的剧目主要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好一计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
1937年 10月，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在镇江会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鉴于三、四两队在京沪线上演剧宣传影响之强烈，希望两队人马晋京接受国民政府领导”
。在征求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意见后，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联合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抗敌剧团。
抗敌剧团由应云卫、郑君里分别任正副团长，分一队和二队，瞿白音和徐韬分任两队队长。在改编期间，赵丹、叶露茜等人离队，舒模、石炎、熊焰等新人加入团队。
随着上海、南京告急，抗敌剧团奉命西迁到达武汉。第三厅成立后，抗敌剧团改属政治部，在第三厅领导下工作。
1938年 4月，抗敌剧团接到第三厅的命令，从武汉赴台儿庄前线慰问演出。
在徐州前线，抗敌剧团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救亡演出，经历了凄凄惨惨的生离死别，突围回到上海，然后从香港转广州，回到武汉。
1938年 8月 1日，在武汉昙华林，抗敌剧团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和第二队。郑君里担任抗敌演剧队一队队长。
在武汉期间，抗敌演剧队一队和二队的队员们在戏剧社会功能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队员强调戏剧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另一部分队员希望戏剧能够艺术地发挥社会功能。第三厅请求周恩来之后，决定按不同观点重新分队。强调戏剧发挥战斗作用的编为一队，主张戏剧艺术发挥社会功能的队员编为二队。重新编队后，徐韬任抗敌演剧队一队队长，队员主要有魏曼青、陈元（孟启予）、舒模、张客、范莱、李超、方平、韦荧、常青真、洪镇等人，其中，陈元是抗敌演剧队一队的第一任中共党支部书记。
根据第三厅的指示，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开赴张发奎担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的防区。
从武汉到长沙，从平江到曲江，从东江到柳州，抗敌演剧队第一队转战万里。1941年 3月，抗敌演剧一、二、八、九四个队加上铁血剧团在长沙会师，举行联合公演，演出持续十天，还探讨了“现实演剧与创造典型”“技术专门化”等戏剧理论问题，被认为是“西南第一届剧展的先声”。
1941年 4月 1日，抗敌演剧一队因为配属第四战区，改名“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简称剧宣四队。
1941年 10月，剧宣四队、五队、铁血剧团、少青团等戏剧团队在柳州联合举办戏剧节，剧宣四队演出了曹禺的话剧《蜕变》。
1941年12月，剧宣四队启程进行广西南部边疆的宣传慰问，直到 1942年 7月返回柳州。这次长达七个月的边疆行让剧宣四队收获极大。首先，他们领略了未曾见过的南疆风光。在他们眼里，“西南边陲绝非穷山恶水，而是山色瑰丽、林青木秀，偶尔还能见到成对男女在山上对歌，充满诗情画意。在这人迹罕见的深山之中，还遇到珍奇的长臂猿成群结队，攀岩跳树自在玩耍”
。剧宣四队的队员们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忘却疲劳，尽情领略祖国山河之美，个个心旷神怡。其次，他们在艺术创作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冯法祀的美术创作、舒模的音乐创作、李超的戏剧创作都在这时取得了好的成绩，以至魏曼青认为这个时期演剧四队的“写作之盛，为数年所仅有”
。
1942年 10月，剧宣四队携带《蜕变》和《边城之城》两部话剧到桂林。其中，《蜕变》演出大获成功，被认为是“本年度突破桂林记录的演出”，并由此掀起了桂林话剧演出的热潮。
1943年，剧宣四队在柳州排演了于伶的《大明英烈传》、曹禺的《家》。
1943年 10月，剧宣四队的《家》在柳州连续公演 8场，深得各界好评，回到柳州大桥驻地，接到新中国剧社有关举行西南剧展的倡议书。
1944年 2月 12日，《大公报》《力报》记者采访了从柳州赶到桂林的剧宣四队。《力报》记者的文章回溯了剧宣四队抗战时期的战斗历程，称其为“从炮火中成长起来的”
演剧队，《大公报》记者对他们艰苦的生活感受尤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你别看他们穿了鲜艳的服装登台，他们都生活在水平线以下。长官部每月发给四十斤军米给每个工作同志吃，另外得到每月二百五十元的生活补助费，而这仅有的二百五十元，还需扣掉一百五十元为副食费。他们每月辛苦所得仅只法币一百元。买肥皂洗衣服也是〔成〕问题的他们，还能谈得到其他享受吗？所以，三十五个工作者，有四个人是害了肺病！这是营养不良的原故。
……
坚守岗位是一件艰苦的事，有的人已改行了，现在，剩下他们三十五个。在剧展中，他们将演出《家》和《蜕变》两个多幕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