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秋声赋》的成功除了田汉的编剧，还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瞿白音。瞿白音是《秋声赋》的导演。
这是一个被人们普遍遗忘了的名字。
瞿白音，嘉定人，1933年参加南京磨风艺社，与吕复、舒强、王逸、许之乔、水华和严恭等共同从事话剧活动，1935年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实验剧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业余剧团分别组成第三、第四两个救亡演剧队，瞿白音担任救亡演剧队第四队副队长。1938年，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剧团，带领抗敌剧团奔赴台儿庄前线慰问演出，返程时被日军包围，死里逃生，绕道上海带领全队回到武汉。皖南事变后，瞿白音离开成都到了桂林。
新中国剧社第一批社员之一的吴枫回忆：
新中国剧社初建时，还没有专职导演，当时就有人提出，应早日把瞿老二（即白音）从成都搬来桂林。从那时起瞿白音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就留有较深的印象了。记得我们三个小戏演出接近尾声时候，这位个子不高，皮肤黑黑，门牙外突，缩头驼背的瞿老二，穿着一件似乎是用黑灰色军毯缝制的长大衣，出现在我们中间。老同志称他“老二”，我们年轻的称他为“二哥”，乍听起来有些“江湖”味道，但在我们这伙人中间，却有用言语无法表达的一种含有“志同道合”的亲热劲儿。
瞿白音是 1941年 11月来到桂林的。如杜宣所说：“白音的来到给剧社增加了很大的力量，不仅我们希望他来专门从事剧社的导演，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经营人才。”
瞿白音为新中国剧社导演的第一批戏是《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这三个戏为新中国剧社带来了声誉。朱琳回忆：
白音同志在艺术上对我的培养是费了一番心力的，使用上也十分大胆。那年我刚满 18岁就主演《秋声赋》中一个成熟的女知识分子，接着又在俄国《大雷雨》中扮演卡杰林娜。最使我和大家感到意外的是，竟分配我扮演《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太太。虽然我曾读过不少俄国大作家的小说，当然也包括果戈里的作品，但对演一个四五十岁的风骚的贵妇人，心中却没一点底。白音对我说：“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总演一种类型的角色，要锻炼表演的可塑性，要能演多种性格的人物。”他这话在我以后漫长的演剧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除了导演，具有经营才能的瞿白音，“对剧社的经营管理，队伍的培养提高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小的建树”
。
1942年 9月，在桂林站稳脚跟之后，新中国剧社召开了阳朔会议。多年后，杜宣回忆：
我们租了两只帆船，沿着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漓江，顺流而下。置身急湍清流，奇峰削壁之间，同志们困顿和疲乏的情绪，一扫而光，一个个变得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了。就在这桨声欸乃，晓风残月之中，剧社的几个骨干，将会议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作为比较充分的准备。
阳朔会议在阳朔中学召开。阳朔会议主要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为了剧社的生存和发展，要改变经营方法，每年抽出一定时间，到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进行旅行公演；二是成立艺术委员会，改变政治热情高、艺术质量低的状况。
正是在阳朔会议前后，瞿白音当选新中国剧社理事长。
1942年 10月至 1943年 10月，在瞿白音的带领下，新中国剧社先后在衡阳、长沙、湘潭成功地进行了旅行公演。
1941年 8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蒋柯夫回忆：
（新中国）剧社在湖南旅行公演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瞿白音同志想到西南许多抗日宣传团队分散在各地，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彼此音讯疏稀，提出了把这些兄弟团队集中到一起，通过演出交流、研讨、相互促进，以达到坚持抗战增强团结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剧社全体同志和几个演剧队队长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这个设想成为后来西南剧展的原初创意。
1941年 11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李实中回忆：
西南剧展时期，他（瞿白音）代表剧社参与剧展的筹备，组织工作出力良多，名义上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同志主要负责，实际工作很多靠他来做。剧展筹备那段时间，他日夜都在广西艺术馆办公地方操持忙碌着。
严恭在他的自传里对瞿白音在新中国剧社和西南剧展中的作用做了精到而又形象的概括：
1941年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初，急需有具体掌舵之人。经组织同意，我和许秉铎连求带请，力促白音兄加盟。1941年11月底，他终于从成都到桂林，直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5年11月，整整四年，我们始终苦斗在一起。大家都尊称他为“二哥”，在他孱弱的身躯中，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热情，其经营和社交的能力，成熟高超的艺术造诣，对剧社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他秉承二公（田汉、欧阳予倩）的意旨，用几近狂热的努力，在无资金、无场地，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具体策划、运作，并和广西省立艺术馆的田念萱同志，实际负责全部组织工作。“西南剧展”终于在 1944年 2月 15日如期成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