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业

田汉与杜宣真正相识是在 1939年秋天衡阳的成章中学。当时田汉率领平剧宣传队在成章中学演出《江汉渔歌》。当时的杜宣给田汉的印象是一个“很有进步理想的人，也有救亡青年特有的丰富热情” 。

1941年 6月，田汉与其母亲蛰居在南岳菩提园。喜欢热闹的田汉自然感到寂寞郁闷。来自桂林的杜宣使田汉寂寞消沉的心情有所缓和，数年后田汉在文章中写道：

在我的简朴的书室里，在我老母的绩篮边，他（作者注：杜宣）滔滔地娓娓地谈起了桂林的剧运和文化界一般情况。他在艺术馆服务过，他谈起予倩先生，谈起桂剧，也谈到同时在桂林的焦菊隐、李文钊诸先生。演剧队的机关刊物《戏剧春秋》是他和许之乔兄实际负责，他当然谈到这刊物和围绕这刊物的许多演剧队同志。他们那时有一难决的问题，即从国防艺术社退出的李文钊先生有意集中相当大量资金创办一个“新中国剧社”，邀他们参加。他们有一部分如他，如严恭、许秉铎、姚平们都是同艺术馆有关系的。他们要不要参加李先生这组织呢？那时正在江南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不幸的分裂之端已肇，救亡青年们心情都是非常灰暗的，许多人甚至想退出现有的岗位。我其实也是以同样沉重的心情从陪都回到南岳来的。但从南岳那宁静的环境中默察大势，我还是坚决主张这抗战工作还得搞下去。虽然会艰苦一点，在西南我们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

根据杜宣的回忆，田汉认为新中国剧社一定要搞成，要搞好，还以孙中山为例，说孙中山搞革命，经常提到“凭借”二字，革命必须有“凭借”，新中国剧社就是他们的据点，是他们的“凭借”，没有据点，田汉就只能隐居在南岳，有了据点，就可以战斗。

杜宣南岳之行的目的是邀请田汉到桂林。

1941年 8月 23日，为了支持新中国剧社，田汉从南岳举家迁到桂林。为了方便空袭时能尽快背母亲到岩洞里躲避，田汉在月牙山和花桥边的东灵街租了一栋破旧的木房，用木板当床、木板当桌、木板当凳，点一盏清油灯，开始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李文钊创办新中国剧社，本来是有一些老板支持的。但老板们看到剧社赚不到钱，自然不愿投资。于是，新中国剧社成立后，社员要工资，日常要开销，伙食要花钱，这些经济重担压在李文钊个人身上。

田汉对此有回忆：

当初大人先生们给他（李文钊）经济支持的诺言都不能履行，他得独自挑起“新中国”的担子，实在已经十分竭蹶。城内的房产已经变卖了，他于今也住在对河建干路一座有楼的木房子里。为着支持“新中国”的伙食，据说连他太太的金镯子也押掉了。

杜宣对此也有回忆：“他（李文钊）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将太太的金手镯卖了。当时金价低，也还不够演出费用，只得又去张罗，请人垫演出费。”

李文钊请人垫演出费的是新中国剧社第一个演出剧目，陈白尘的《大地回春》。这个戏虽然演得不错，但票房不是很好。雪上加霜的是，戏刚演完，垫演出费的前台负责人带着全部票款逃走了。1941年 10月 10日那天，《大地回春》演出完成，新中国剧社全体社员断炊。

根据杨震的回忆：

全社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向李社长摊牌，跟他分道扬镳。凭借大家对事业的忠贞和聪明才智，天塌下来也能用肩膀顶住。李文钊先生这时倒也通情达理。他承认自己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对主观力量又估计过高，结果使大家陷入如此困境，实在愧对众人。他决定无条件地退出剧社。

随着李文钊的退出，新中国剧社开始自负盈亏。杜宣和姚平为剧社筹措柴米，四处奔波。田汉也想办法为新中国剧社解决生计问题，他回忆：

我住的那房子隔壁是一家米店。我和他们有来往。比如今天赊了一担米，半担给文艺歌剧团，半担给“新中国”。他们便有伙夫来挑去了。文艺歌剧团赚了钱养“新中国”，“新中国”有了办法也养文艺歌剧团。

第一批加盟新中国剧社的韦布称田汉为新中国剧社的保育员和监护人。他写道：

（田汉）把他的喜怒哀乐之情和我们剧社的命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了。当我们困惑时，他为我们指明方向；当我们情绪低落时，他为我们振奋士气；当我们发生争议或分歧时，他为我们剖析是非，以他博大的襟怀与尖锐的洞察力，使我们拧成一股绳，继续战斗下去；甚至当我们发生断炊之虞时，他会把家中仅有的米全部送来给我们煮饭，自己再去解决他一家老小的晚饭问题。 9xV961iV5GkrfldZLQrZ50mWkco99d71WLwimAOwinKbxvnBmCcBkb8AjTA9Ks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