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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里的沉默”——没有姓名记载，是救父故事中最多见的一类。
高高的祠堂建起来后，供奉的人物却没有姓名。这种反差，在表彰孝女的场合，并不少见。
唐代宝历年间，朝廷大肆冶银，在金谿（即金溪）也置了场。负责人长期努力也完不成指标，“岁久，银不足以充贡”，不但自己锒铛入狱身受折磨，而且倾家荡产也补不上亏空。他的两个女儿抱头痛哭，哀叹不是父亲不尽心，实在是资源和产能有限，国家要求的额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认为父亲大概是救不了了：“若罪不可赎，女生何为？”绝望中她们使出了最后一招——两个少女，活生生地跳进热腾腾的冶炼炉，尸骨无存。
绝招总算有用。对生者，父罪得脱，民害被除，因为刺史上报了此事，使朝廷收回成命，贡即停，后来者少受折磨；对后世，善政得以延续，“邑人世世赖之”，宋代在此置县，县名就叫“金谿”。元代本有郡守打算重启冶银计划，但念着金谿当地曾为此闹出人命惨剧，所以只能将此地的计划搁置。因此，元人刘杰写了《重建孝女祠记》并感叹，二女“其功大矣，祠之，于礼为宜”。
但相比肯定“非二女捐躯一死，其父之罪可释乎？后人之患可逃乎？”的大功绩，刘杰开篇应景点名夸赞的是王知县初上任即政平讼理并重建孝女祠（于县东之滓堆）的政绩，表明撰文刻石、长久保存的用意，接着便说“孝女二人，忘其姓氏”。这个“忘”字，意味深长。
不记姓名，无形中也给了众人更多想象的空间。宋代名将岳飞，相传有一幼女，其父被逮，女负银瓶投水死。人们为此女也修了祠堂，据元代杨维桢所记“祠在浙宪司之右”，他的《银瓶女》诗，笔法与刘杰记唐代二女事迹相似：
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
杭州人建张烈文侯祠供奉张宪，觉得张宪该娶岳飞的小女儿，便塑银瓶像以配之。清代的俞樾善考据，他对银瓶女的身世和下落做了彻头彻尾的考证，观点是其事应有，但把岳飞幼女和张宪“拉郎配”的民俗，在守礼的儒士心里过不去。俞樾的《曲园杂纂》中有一篇《银瓶征》，细细考辨了此事。
岳家有无此女？俞樾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一方面，《岳忠武行实》出自岳珂，应该可信，但其中所列出的岳飞的儿女们都有明确的名字或排行，“独无所谓银瓶者”。难怪人们心生疑惑：幼女殉孝也该算得上突出事迹了吧，但岳家平反后，为何没有表彰？“岂不经御旨追赠？”另一方面，俞樾又找到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关于岳飞庙中“并祀银瓶娘子”的记载，推断银瓶姑娘的身份，至迟在岳飞死后百年已经得到了承认。
然而，就算殉父之女确实存在，但结合宋、元方志可推断，“宋时已祀王女而女不名”，也就是说，此女死后，名字并未随事迹一道流传。她非但名字不载于史册，甚至还被后人安排上了不同的名字。前人修《汤阴县志》，作《岳氏家谱》，直接说岳飞的幼女叫作“孝娥”。俞樾相当不以为然：她的精神可称为孝，不代表她的名字就得这么叫。
当然，俞樾更不满意的，是后人把此女叫作“银瓶小姐”，因为这至为不典，恐怕玷污了岳飞幼女的清白名声。对此他认同赵翼的看法——“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比如宫婢称小姐、妓女称小姐。因此岳飞的女儿一定不能被叫成“小姐”。俞樾又依据宋代无论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载之这一点，推断“小姐”其实是从妓女的雅称“小籍”转来的，还曾因近人记载中的“银瓶小姐”，差点儿把为岳飞而死的女子认作岳飞家妓而非岳飞女儿，直到得知元明以前的记载中她都叫“银瓶娘子”，他才放下心来。
俞樾还列举了人们如何围绕“银瓶”做文章，展开对无名孝女的想象。有人说，岳飞夫人梦中抱银瓶而生女，女因此得名，正应了《易》的井卦，说明她出生时便有凶兆。又有人说银瓶是岳飞送给幼女的礼物，父亲下狱后，她曾设法搭救，无奈希望破灭，才抱着父亲送的银瓶投井，年仅十三。这些孤证，俞樾找寻来，丰富了故事的可能性，毕竟最初的记载只有岳飞死后其幼女抱银瓶投井自尽而已。
岳家幼女是否婚配？俞樾前面一番辨析和罗列，把故事的要点放在“幼女死孝”上，于是传闻不攻自破。岳家银瓶女还小，张宪则早已是岳飞爱将，二人“年齿悬殊，岂可以为配乎”？硬要“以数百年后，强为作合”，把未婚而死的孝女安排到将领张宪的身旁，不妥。
岳孝娥抑或张岳氏，银瓶娘子或是银瓶小姐……围绕这位勇于赴死的少女的身世与故事，前面俞樾考证中所引述的传记、方志、笔记与传闻，以及办得有声有色的祠堂，足以显示出古人评判孝女时的一些规律：从“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到“岂可以为配”，与其说关心她们的安危，不如说更在意她们的无私贡献和清白节操。孝女不能失名节，士大夫的标准一贯高，反观民间搞供奉、拉郎配、看热闹，让忠臣做了岳飞女婿，给小姑娘许个好人家，在以身殉国或殉父的悲剧中也要努力搞一搞“大团圆”，哪个更贴近事实？哪个更理想？她的生活该由谁来讲述？这些故事中的理想状态又是谁的理想？
按理说，本书的主角缇萦（汉）与木兰（相传为南北朝），早该出现在金谿二孝女（唐）与岳家银瓶女（宋）之前。之所以开篇数页仍未写到她俩，不仅因为她俩在后文中“戏份”更重，而且因为她们其实与所有救父者共命运。无论是因更广为人知而被浓墨重彩书写，还是影响仅及于一时一地；无论是年少赴死，还是下落不明，她们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绎过，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时也被遗漏了个性。
最初我关注的，是缇萦、木兰等人的救父谋略和冒险精神，但追问下去，发现故事里并不只有谋略和冒险，在这之外，她们背负着更多，同时也失去了更多：少数取得成功和荣耀，更多的是挣扎与内耗，无数失败与绝望都由她们自己承担。他人多强调局部，我更想看到整体。而当我试图看到她们整个人生、看清她们每个人时，名字的模糊与事迹的漫漶构成了重重障碍。前面细辨银瓶娘子（仍然不确定该怎样叫她）青史不留名乃至流俗乱编造的例子，正是名字“沉默”引发的乱象，同时也是面对关键历史信息缺失时如何“解谜”的一把钥匙，若善加解读，也许能比那些按照“孝道模板”组织材料撰写出来的模范故事，透露出更多的东西。
察觉到“空白”和“乱象”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追问——而只有把问题问对了、问清了，对每个时期都有的“救父”故事，才不会仅看作“孝女”主旋律的重复，而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故事细节和人物个性，看到更多故事里的她们。
岳武穆鼎鼎大名，其幼女“慷慨赴死”是非凡之举，但这样的名门之女，名字也早已“失传”。我因此猜测，如果是真“小姐”（妓女），更难得留名。果然，陈岩肖《庚溪诗话》中有一个宋代官员康执权“戏为一绝”的故事，他作诗是应了一位意图救父的妓女的请求，而这个妓女自然也没有留名。
这个故事展现了士大夫之间的默契，也留下了一首七绝。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永嘉有个姓山的官妓，某日她父亲山某不知何事被抓，“以事系县中，当坐罪”，山女士哭着求遍了与她往来的士大夫，其中康执权从前就因为山女士“颇慧丽”而常找她陪酒，这次便伸出援手，作诗一首，给她支招。山女士依言，第二天到县里投状说要代父受刑，状里还带上了康执权的诗。知县一看，“笑而释之”。
士大夫们的“戏”与“笑”，正好与山女士的“泣”与“乞”形成反差。举手之劳的诗，也确实举重若轻：
昔日缇萦亦如许，
尽道生男不如女。
河阳满县皆春风，
忍使梨花偏带雨。
这是将山女士的请求升华到与典故中缇萦救父一样的高度，也是一口气送了知县两顶“高帽”：春风化雨、崇尚教化的父母官，怜香惜玉、成人之美的君子。如此便艺术性地化解了山女士的麻烦。果然文人和官员才是记事中的主角。山女士的努力，只有被比附于孝女典故，依附于才子佳话，才有了被记下来的意义。至多，因为她的官妓身份，诗话中多描绘了一笔她的慧丽与柔弱，使她多了一些救父的筹码。
跟宋人帮着山女士说话的策略一般，元朝儒者的《银瓶女》，也要通过提及汉时的缇萦之名，来与宋代少女的孝相呼应：“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其实汉唐以降，几乎每个救父故事都会提到缇萦，如果有女扮男装情节，还会拉上木兰。在众多被遗忘的名字中，在大量模糊的面目里，缇萦之名被一再提及，拨动着主旋律。这既衬托出缇萦的典型性，又暗示着记事者的图省事与当事人的“沉默”。所谓图省事，就是把诸多事件定性为“救父”，围绕着行动者如何“孝”来组织材料、叙述过程和结果，有意无意使之契合“缇萦救父”等孝之典型，有无名字，细节如何，都无甚干系。千篇一律的劝孝范本，凭空略去了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以至于古老的故事变成了空壳，改个名字，可以一说再说。
“借壳”劝孝，比如盐贩之女救父的故事，我读到过两次。两个故事间隔一千年。
第一次，是唐代皮日休写的《赵女传》。赵氏女，她父亲赵某贩盐，“出其息不纳”，貌似是偷税漏税，私吞了本应上交官府的利益，因而被捉拿，“法当死”，看来是侵吞数额不少。其罪本无可辩驳，但赵氏女求见盐铁官，侃侃而谈，声泪俱下，唤起官员同情。她说自己七岁丧母，父亲私盗官利才将她抚养成人，父亲有罪她也有罪，不知官员可否对赚钱养家的赵某网开一面：“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请随坐之。”这是豁出去了来自投罗网，把贫苦和隐私当成撬动国法天平的砝码：要么给她父亲减刑，要么把她一起抓了。此案的法官，皮日休特意给出了姓名，是出自世家大族的清河崔据，崔大人“义之，因为减死论”，竟真的找到个由头把赵某的死罪给免了。赵女士感动大哭，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报——她说自己“前则父所育，今则官所赐，愿去发学释氏以报官德”。为了表示削发为尼为长官祈福的决心，她也当即行动，从怀中掏出事先带来的利刃，飞快地割下耳朵，“以盟必然”，即甘愿毁容表示言而有信。果然，她父亲活罪难逃受了刑，她小心伺候父亲康复，之后便出家为尼去了。《南部新书》中给出了详细的事发时间和赵某身份“咸通六年，沧州院吏赵鏻犯死罪”，而赵氏女的准确名字，也还是没有给出。
皮日休的立意，是特别赞誉孝女的诚信，以讽刺背信弃义之辈。故事流传到民国，如《苦榴花馆杂记》的作者，又回归了劝孝的本旨：既然汉代有缇萦之孝，千古重之，而唐代有愿随父死的赵氏女，偏偏史册不书，便不是励俗之道。
赵氏女不入《列女传》，似乎问题不大，因为后人依旧能“借鉴”。《清稗类钞·孝友类》中收录东台李氏女的故事，明显像是“老戏新拍”。故事里说，李姑娘的父亲贩盐，逃税，下狱，等死。她也像前人一样求见运使长官，也是七岁丧母，也说出一样的话：“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请随坐之。”获得了同样的免死结果，也同样对自己下狠手，区别只是她“断一指以示决心，血淋漓，见者皆惊”。不过在对犯罪者的处罚上，后一版本倒是给出了与前作不同的大结局，“运使益义之，竟赦其父”。好个长官，难道把死罪改成了无罪？倒是因此省了李氏女如赵氏女一般照顾受刑父亲的部分，直接快进到了披剃为尼。没错，劝孝励俗的故事，唐朝赵氏女、清朝李氏女两位如出一辙，同样不变的是她俩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都没有留下名字。
这样看来，有名有姓又能全身而退的淳于缇萦，确实是特别的。也许有人会问：木兰不也是吗？首先，从故事的角度，木兰救父确实彰显了孝道，女扮男装代父出征的过程又是别样的“精彩刺激”，但《木兰辞》毕竟是作者成谜、时代有疑的文学创作。其次，“木兰”很难说是名还是姓，“花木兰”一名更是明代以后的创造了。第三章“真假”中还会讲到“木兰无名”，其中映衬着古人书写孝女故事时的有意剪裁或无意疏漏，体现着千百年间几乎专属于孝女们的一种沉默。
为何说“姓名的沉默”几乎是孝女专属？因为能拥有“救父”之外其他可载入史册的事迹，甚至因自身成就与名望而与“再世缇萦”等标签相提并论的，几乎都是男子，他们当然有更大可能被记下全名。比如乌台诗案中，苏辙曾上书想要搭救兄长，也援引了缇萦救父的典故，但后世对此赞颂的是苏辙和苏轼之间独特而浓烈的兄弟情，“缇萦”只退回到单纯的用典。又如，为人子者，可能因救父而得一官做，典型之一是《明史·孝义传》中的周琬，他在洪武年间的恐怖政治氛围中帮助父亲存活。其父为滁州牧，被判死罪，十六岁的周琬叩阍请求代父去死，多疑的朱元璋怕这少年背后有人支招，就用严刑恐吓。周琬面不改色，皇帝啧啧称奇，就打算因这难得的孝子而宽宥其父，免了死罪，改成戍边。周琬竟然还敢讲条件“戍与斩，均死”，认为父亲要是戍边而死，自己也活不下去，仍“愿就死以赎父戍”。皇帝又警惕了，假意“成全”周琬赴死的决心，下令把他当即绑去刑场，当众问斩。周琬不但面无惧色，还显得喜气洋洋，仿佛在庆祝心愿达成。皇帝这才算放心，“察其诚，即赦之”。现在看，周琬是心理素质过硬，临危不乱，灵活应变，方才把握了时机，而皇帝当时一定觉得这才是诚心诚意愿意为父亲而死的大孝子，连带着也赦免了能养出孝子来的滁州牧。故事接下来的发展，便是我在所有孝女救父故事中未曾看见过的了：御赐屏风“孝子周琬”。查《明实录》，永乐年间的官场变动里，还能见到“兵科给事中周琬”的痕迹，那么，无论他是走“正途”还是凭借孝行得官，他的社会身份都已不仅仅是“孝子周琬”了。
当然，与这种沉默的历史书写进行的对抗，也并非不存在。一定有人经过一番检索（至少从我个人的经验讲，不假思索能想到的青史留名的救父女性，除了缇萦，不算木兰，一下子不容易找到备选）后会举出一些例子：黄善聪、李玉英、蔡蕙、施寅、张澹娘（她们的故事在后文中都会提到）……但一方面，这些反例大多是距今更近、材料留存更丰富的明清时人；另一方面，单有这几个名字就够了么？绝对不够，因为她们整体上都是不被看见的。
“名人”也无名，这是个事实，更是个试金石。为何这其中如此多的人无名？倘若要以古人称女性只唤其父姓或夫姓，因而多半不留名为由，来迅速终结追问，不免有些敷衍我们认真提出的问题，更对不起那些历经艰难险阻、功绩激励后世的无名者。
努力求解的过程，也是对抗成见的过程。
唐代有位留名的少女——年仅7岁就被害的高妹妹。她“姓高，‘妹妹’，名也”。虽然没有救父，但她同样有临危不乱的决断力和舍生赴死的勇气。烽烟起，她父亲高彦昭站在朝廷一边，留在家里的她和母亲、兄长一起被愤怒的叛军当成人质，惨遭报复杀戮。临刑前她母亲高李氏想为幼女求一条生路，请求能否免高妹妹一死——让小女孩去做官婢。本来凶残的报复者都已点头，高妹妹却不愿独活。更不寻常的是，她母亲、兄长受刑前，照例拜于四方，高妹妹却不然，理由是父亲是忠臣，她家是忠臣之家，现在家人要被杀，“四方神祇尚何知”！她只问明父亲所在之方是西，往西哭拜后，便死去了。她最后是怎么被记住的呢？她被杀后，“明年，太常谥之曰愍”，其后，有识之士听闻此事大为感动，感到这是“赏一女而天下劝”的好事，应该让千家万户都知晓，于是有了李翱的“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高妹妹的见识超越了常情，她的大局观、刚强与魄力，胜过年长者。但李翱谓“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狱吏呼囚，章女悲号；思唁其兄，作诗载驰；缇萦上书，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义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伦”，宣称就算是从前的列女如缇萦等人，都不及高妹妹的德行。这实在是有些夸张，因为具体的生命体验与极端的情境都是独特的，本无法比较。但李翱“异哉愍女之行，而不家闻户知也”的话，也值得深思。广为流传的奇女子的事迹，如刘向《列女传》里收的那些，很多只以其身份相称：某家女、某人妻、某人母。她们的“知名度”，与名字完整与否并无必然关联。能否留下全名，倒像是出于偶然。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让书写她们故事的人不写下她们的全名呢？是找不到、不关心，还是兼而有之？在那些主角名字不详但情节明确呼应着缇萦、木兰等典型的故事中，作者和读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一个女人的姓氏毫无意义”，是这样吗？
追问和求解难以穷尽，始于名字，但不限于名字。
这本书里，我努力找出了好些“缇萦”与“再世缇萦”、“木兰”与“木兰再世”的故事。总量难估的救父故事，主旋律一再重复，细节却各种缺失。可能找寻了一圈后，用上考据和想象力，在故事与故事之间找到关联，能补上一些空白；补上去的，可能也只不过是基于逻辑和情理而推断出来的情节，至于最独特的人名，它的散佚往往意味着主人公的失语与叙事的失焦，如抱银瓶而死的岳家姑娘，她的名字遗失在原初记载中，便再难找到。
就算找不到，我们也要知道“淳于缇萦们”，本来都有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