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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生意，都与时局有关，在太平盛世，反倒不见得会这样子顺利。由此再往深处去想，自己生在太平盛世，应变的才能无从显现，也许就庸庸碌碌地过一生，与草木同腐而已。”这是胡雪岩的经商经验之谈。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胡雪岩则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这样善于驾驭时势大局的顶尖儿人物。
被称为“中国商人祖师”的白圭，认为成功的商人必须得具有“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商人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我们现在看来，胡雪岩就具有白圭所说的商人成功的素质。白圭经商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而胡雪岩则善于把大局装在心中，根据局势发展随时调整应对措施。他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就是他经商大成的“运气”，因为这种时代为其大行商政之道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胡雪岩生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卒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交替、纷纭复杂的大变革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匮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解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少数民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威胁，相反，在与周边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代前的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锁海和抑商政策，使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封建社会末期，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十八岁那年，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和绿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42年8月2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不包括六百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十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中国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榨这一沉重的负担，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公元1842至1852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建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等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
中国内乱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这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向来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再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空虚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因财政捉襟见肘，错失良机。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为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列强大量商品的输入，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更是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农稼为本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税收主要来自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出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倾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以传统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由此导致从商获利成为一种趋势。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政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