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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世俗的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胠箧》
生活在那个奴隶私有制的时代，庄子说出了他对统治者的不满，统者的一切行为措施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统治人民，所以“仁义”也不过是他们的统治工具而已。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皇帝时代的社会里，人们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家的，自古以来因王位之争不知丧了多少性命。
当时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儒家的代表人孔子主张通过社会道德工具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庄子则借自然性否定道德作为社会工具的功能。庄子虽然肯定人的目的性价值，但拒斥使这一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工具。因为，他认为道德工具会使人本身异化为工具性的人，成为虚设的仁义的牺牲品，道德工具最终将导致人丧失本心真性。庄子主张通过自我回归到仁义产生之前的自然人性。
所以，在《胠箧》篇里，庄子把仁义等道德规范比作是箱子上的锁。庄子说仁义的作用只能是为“大盗”提供了方便。他说，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所以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不盗守卫财物的吗？
为什么说是这样的呢？他说，当年的齐国，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鱼网所撒布的水面，犁锄所耕作的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整个国境之内，所有用来设立宗庙、社稷的地方，所有用来建置邑、屋、州、闾、乡、里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何尝不是在效法古代圣人的作法！然而田成子一下子杀了齐国的国君也就窃据了整个齐国。他所盗窃夺取的难道又仅仅只是那样一个齐国吗？连同那里各种圣明的法规与制度也一块儿劫夺去了。而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声，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那么，这不就是盗窃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从而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的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庄子说，在这种人人为我的情况下，人们的邪恶无法克制，你用某种聪明的办法来防止某种恶，另一种更大的恶就会出现，把这聪明的办法变作实现他罪恶目的工具。
他认为，世俗道德克制不了邪恶，而且本身也成为这种恶的表现工具。如果没有仁义礼法等种种规范，人的恶也相应变成经过巧妙掩饰的伪善。锁是安全设施，但不是安全本身。道德规范是矫正人的行为，使之向善的设施，但不是善本身。圣、勇、义、知、仁这几种品质是儒家君子人格观念的核心，也是当时上层社会共同认可的人格准则。庄子认为这些品质仅仅是形式上的善，而不是实质的善。一个大盗也同样可以具有圣、勇、义、知、仁这几种品质，而且不具备这些品质，反而只能做小盗，算不得大盗。因些由于人心不善这个根本事实不能改变，圣人创设之法，只能最终使人类之恶更加深厚浓黑。
一次，宋国的太宰荡向庄子请教仁爱的问题。庄子说：“虎和狼也具有仁爱。”太宰荡说：“这是说什么呢？”动物也有仁爱的话，动物也和人一样了。庄子说：“虎狼也能父子相互亲爱，为什么不能叫做仁呢？”
太宰荡又问：“请教最高境界的仁。”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没有亲。”太宰荡说：“我听说，没有亲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可以吗？”
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没有亲。”太宰荡说：“我听说，没有亲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可以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最高境界的仁实在值得推崇，孝本来就不足以说明它。这并不是要责备行孝的言论，而是不涉及行孝的言论。向南方走的人到了楚国都诚郢，面朝北方也看不见冥山，这是为什么呢？距离冥山越发地远了。所以说，用恭敬的态度来行孝容易，以爱的本心来行孝困难；用爱的本心来行孝容易，用虚静淡泊的态度对待双亲困难；虚静淡泊地对待双亲容易，使双亲也能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困难；使双亲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容易，能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人困难；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之人容易，使天下之人能一并忘却自我困难。盛德遗忘了尧舜因而尧舜方才能任物自得，利益和恩泽施给万世，天下人却没有谁知道，难道偏偏需要深深慨叹而大谈仁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这些都是用来劝勉自身而拘执真性的，不值得推崇。所以说，最为珍贵的，一国的爵位都可以随同忘却自我而弃除；最为富有的，一国的资财都可以随同知足的心态而弃置，最大的心愿，名声和荣誉都可以随同通适本性而泯灭。所以，大道是永恒不变的。”
真正的善是什么呢？老子说，上善若水。真正的善就像阳光空气一样自然。
有一天盘珪和尚正神情专注地向弟子讲法，下面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
“又抓到你偷钱了！”一名弟子抓住另一名弟子的手大叫，并把他拖到盘珪和尚的面前。
盘珪和尚问明情况后，宽容地说：“大家就原谅他吧！”。
“不行！他已经行窃很多次了，这次不能再原谅他！”，“如果不把他开除，我们就集体离开这里！”众弟子也附和着大嚷起来。
盘珪继续以宽容的口吻对众弟子们说道：“你们都是他的师兄，都能分清是非曲直，但他却连起码的是非都分不清，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帮他来明辨是非，那还有谁肯来帮他呢？”盘珪和尚接着静静地说，“我要把他留在这里，哪怕你们全都离开也是一样。”
听了师傅的话，那位偷窃的弟子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他发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并从此悟出了是非善恶。这位惯于偷窃的弟子最终迷途知返，浪子回头。
语见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之人，若水性也。喻君子之为人处世，犹如水善于便利万物，又水性至柔不与人纷争不休。处于众人所厌恶之卑下地位，故近于道。君子似水居于低洼之处而虚怀若谷；心如水于深潭之中而宁静致远；与人交往若水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言辞似水清澈见底而诚信守诺，为政若水般善于洗污除垢而治国有方，行事如水般威力无穷而无所不能，行动善于顺天应人以适时而动。君子惟有与世无争，便无愆尤失和也。而厚德载物。语见《易经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有大恩德者，能容纳万物，承负重任也。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他认为上善的人，就应该象水一样。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他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百谷王。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尊重知识，善於吸取别人的长处；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