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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伟人毛泽东眼中的几位古代帝王。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产生过许多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称其为有道明君。李世民治理下的大唐帝国，呈现出“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盛唐气象如日中天般照耀着整个世界。
面对皇帝位子，只要儿子多，迟早得打架。但是如果不多，难保有良种接替社稷宗庙的继承权，没法优胜劣汰。这是个两难。所以谁生在皇帝家里，就只能在祸福之间选自其一。唐朝建立之初，身处弱势地位的秦王李世民，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装，通过政变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软禁了皇帝李渊，成功地对皇位交接的规则进行了改变，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和规则制定者。
李世民虽然是一代明君，但他的皇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自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李世民威望日隆，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兄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太原谋划起兵时，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却在河东，没能直接参预其事。唐兵定关中，建立李唐王朝，李建成以嫡长子身分封为太子。太子是国之储君，需经常留在君主的身边，习理朝政，一般的领军作战是不派太子亲征的，即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李渊出身关陇军事贵族，趁隋末农民大起义基本上摧毁了隋统治政权时，才起兵反隋。夺得全国最高统治政权之初，其地位并不巩固，因而李渊从不把军国大权委任外姓将领担任，而由李氏诸王任各路大军统帅，最关紧要的岗位更是必须由自己的儿子来担任。窦皇后共生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元霸早夭，元吉起兵时只有十五岁，而长子建成和次子世民年已二十九岁和二十岁。所以入关时，建成、世民领左、右军大都督，分统左、右大军，元吉则为太原郡守，留镇晋阳。进入长安后，初次出兵关东，也以建成、世民分任左、右元帅。但到李渊称帝、建成立为太子时，削平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战争指挥权就只能由秦王李世民来执掌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出兵关东时，元吉已十八岁，也随同秦王领兵出战。不过，指挥全局的是李世民，李元吉指挥作战虽也取得一些成功，但其谋略远不如世民，在诸将领中的威望也远赶不上世民。这就在客观上为李世民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唐军进入长安前，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的地位、权力基本相同，进入长安后，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还有一批人才，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知道自己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从来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一一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李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下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李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怕占不到便宜，于是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贿赂。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完，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
李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李元吉派了个杀手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到了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这个杀手确实很一般，他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丈八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见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自己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李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李世民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次日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李建成、李元吉上朝行至玄武门时，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正准备回去。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留步！”李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李世民，但是心里一慌，连弓弦都拉不开。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李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70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李元吉也射下马来。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喘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宰相萧踽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
皇子间争夺皇位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争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玄武门之变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政变。李世民从小生长在民间，了解社会情况，又一直在李渊身边，熟悉官场争斗。太原起兵后一直率领军队东征西战，立下不少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也很高，这是太子建成所不具备的。李建成因其太子地位，更多被贵族包围，而政治、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丰富，办事也缺少李世民那样的果断和魄力，这是致命的弱点。
所以到最后即使拥有太子地位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政治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成败之说！李世民杀害兄弟，从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上来讲，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从政治高度上来讲，这次政变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玄武门之变对于新兴的唐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属于力量较弱的李世民，关键在于李世民控制了玄武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军队攻不进玄武门，李世民控制了玄武门进而控制了皇宫，掌握了中央政府。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了帝位，改年号为贞观，从此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大唐帝国290余年基业的基础，唐太宗也因此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被人们誉为“帝王楷模”。
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相残，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且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亲王，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居然各施诡计，甚至不惜背上残杀手足的罪名。不过，在唐太宗掌权之后，通过控制史官，篡改了国史，把自己放在正义的地位，反而说李建成是谋反作乱。
为什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要为了皇位进行争夺，而且胜利者非要把自己说成先皇选定的继承人呢？要知道，当时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只能使用“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确定国家的皇位继承人。
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首级被高高挂起，这是在告诉人民：秦王李世民的时代已然来到。尽管如此，可以想象的是，混乱的局面在一时之间尚无法平息。因为受恩于皇太子和齐王的人着实不少。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成功后，马上着手建立以他为中心的唐中央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面临着几个严峻的问题。首先，玄武门之战虽然杀掉了太子和齐王，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力量还分散各处，尤其在山东地区，有着较强的势力，成为引起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其次，李世民当皇帝在形式上是由父亲唐高祖让位，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和齐王的大臣，如何处理较为恰当，就成为又一个难题。再次，李世民依靠秦府的旧党而起家，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是，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就不比原先做秦王时，只要照顾一方面就可以了，如果还只是完全依靠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如何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玄武门之变后，宫府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李建成在山东的亲信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领天节将军镇泾州的罗艺都握有重兵，蠢蠢欲动，随时可能与长安附近的宫府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全国政局的安定。当时，秦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在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抄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勇，争相捕杀邀功。这使得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在这一事件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头脑比较清醒，极力反对这样做，他对李世民说：建成、元吉二位元凶，既已伏诛，若再罪及余党，杀人太多，就不利于天下安定了。李世民也及时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于是一面下令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说“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两人而已，其余党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奏效。曾率领宫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冯立、谢叔方等人逃亡在外，听到赦文，第二天即出来自首。薛万彻开始时不敢出首，李世民屡遣使“谕之”，一片诚意，解除了他的顾虑，也自动出首了。李世民公开地提出，这些人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人也马上表示愿为李世民效忠，散亡在长安附近的宫府兵勇，有些人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预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迅速地消除了。接着，李世民又集中力量对付庐江王李瑗和罗艺。
李建成死后，幽州大都督李瑗被召归京城。李瑗本是李建成党羽，知道建成被诛杀，心中疑惧。部将王君廓想出卖李瑗取功，于是怂恿他起兵。李瑗十七日反叛，二十五日，李瑗被王君廓杀掉，王君廓遂取得幽州都督一职。
李建成的另一亲信罗艺，倚势跋扈，与秦王府作对，李世民手下的人跑到他的营地，他竟无故殴击。后被高祖李渊调出京师，以本官领天节将军镇泾州。李世民即位后，为了稳住罗艺，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可是罗艺仍不安，于是诈言检阅武装会集各路诸军，到时又假称奉朝廷密诏麾兵入朝，率众军离开泾州赴豳州。豳州守臣赵慈皓不知罗艺谋反，出城拜谒，罗艺乘势开入豳州。唐太宗闻报即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右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伐。讨伐大军还未到达，赵慈皓与统军杨岌合谋准备赶走罗艺。罗艺察觉，即将赵慈皓关入狱中，在城外的杨岌立即率兵攻罗艺，罗艺大败，抛下妻子儿女，急急忙忙带领数百骑逃往突厥。行至宁州界，过乌氏驿，随从的几百人逐渐逃散，罗艺自己被左右的人杀死，传首京师。罗艺的叛乱就这样迅速被平定了。
李瑗、罗艺之流贸然举兵叛乱，最后都由于内部瓦解、部众倒戈而兵败身亡，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世民安抚政策的成功。至此，宫府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全被清除了。
宫府集团中有许多谋士，如魏征、王硅、韦挺等人，都是非常具有才干的有识之士，并且都为李建成、李元吉出谋献策加害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对他们不能不有所忌恨。玄武门之变后，王硅和魏征也开始隶属于李世民。
姑且不提王硅，魏征过去是李密的部下，转投李建成门下后，曾经多次进言：秦王李世民非早日肃清不可。不然，皇太子殿下的地位必定岌岌可危。
“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使我们兄弟相残？”
李世民这么问时，魏征回答：“倘若皇太子殿下当时采纳我的进言，今日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
这是极其老实的话。
这家伙有话直说，真够爽快！——倘若没有旁人在场，李世民真想用这句话嘉许他。
李世民的属下却全都勃然大怒。
“这个家伙说的是什么？”
“今日的情形不是这样，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家伙出言不逊！”
“非把他砍头不可！”
“殿下放任他说这种话吗？”
大伙儿气势汹汹地连声喊道。
“如何处分这个人，让我来决定吧！”李世民道。
单独面对后，李世民道：“想说什么就直言无妨，你是这样的人吧？”
“该怎么说呢？我是绝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我起码可以这么说。”
“你有欲望吗？”
“有欲望的人连不想说的话也会说，不是吗？”
李世民歪着头，凝视魏征的脸。一些话说出口，搞不好会被砍头——这个人明知其理却还敢说。李世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了解眼前这个人。
难道他是在演戏？——李世民同时也有了这个想法。此前魏征的言谈和态度，多少有些演戏的模样——李世民有此感觉。
就算是演戏，他也演得够到家的嘛！——这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呢？——犹疑了半天，李世民决定先相信他再说。
任何人都有可取的地方。如果能把这可取之处为自己、为国家、为天下利用，些许瑕疵应该可以不必管它——这是李世民的想法。
魏征是有话直说型的人，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与李世民有颇多不同之处，李世民认为这是很大的魅力。
李世民的态度是，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而魏征的态度是，不想说的话绝不说出来。这两者就结果而言，或许相同，但由于思考角度不同，所以彼此看到的事物，可能并不相同。利用魏征的言谈来发现自己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在这个目的之下，李世民决定把这个人留在自己身边。
当时，高祖李渊已年逾六十，除去年龄上的关系，在性格上，他也不是会恋栈政权的人。眼见下一代兄弟相残，他决定将皇位让给胜利者。这个胜利者运用玄武门胜利后之余势，一副有意亲自担纲国政的模样。
“朕决定退位。”李渊把说出来的话付诸实行，是玄武门事件两个月后的事。
“朕不想让你感觉碍手碍脚。你为朕建造一处退隐场所吧！”
这是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的事。翌年起，元号由武德改为“贞观”。
贞观这个元号——直持续到太宗李世民去世，前后共二十三年的时间。在动辄改元的那个时代，太宗经过其二十三年治世，一次都没想到改元的必要。
高祖李渊，退位将近十年始终都很康健，到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才去世。
贞观年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良好的时期。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史书如此称证。这个时代的社会，几乎被描写成乌托邦。后世的为政者，都以这个时代为良好政治的典范。日本清和天皇时代就仿效于此，亦定元号为贞观。理想国时代因玄武门血腥事件而启幕——这不是件充满讽刺的事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他将儒学投入到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获得了“文皇帝”的美称。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因而成为在各种电视剧中热播、在通俗作品中细说或戏说而被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皇帝，一个唯独历史家已经无话可说的皇帝！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李世民立有大功，他参与了晋阳密谋，起兵后亲自带领右三军，身先士卒。他治军严整，战功卓著，特别是在重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李世民肩负重担，亲自指挥了对薛举、薛仁呆的战争，对刘武周的战争，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不仅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也为统一全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唐太宗一生事业，以武拨乱反正，完成和巩固统一。他虽然是凭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视思想教化，积极提倡儒学，大力兴办学校，组织人力编修史书，偃武修文，以文德治天下。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的文治自然包括以儒家的“仁政”治理天下，同时还指弘扬儒学，尊崇儒术，统一经学，大办学校，制订礼乐，编纂史书等等。太宗的文治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接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在《帝范·崇文》中指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
又说：“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陈，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痒序。及乎海岳即晏，波尘已清，……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
这段话中虽仍然大谈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绥海内，但却提出了“以儒为本”的思想。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将门之后，他的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专门的儒学教育，但他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却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注意儒学。在戎马倥偬之中，博览儒家经典。因为太宗认识到，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要想治理天下，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因而他对孔子和先儒也特别崇敬。
唐太宗尊孔崇儒也受乃父的影响。武德二年，高祖李渊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裔为褒圣侯。太宗即位后，于贞观二年六月，他对大臣们说：“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极力抬高孔子的社会地位。“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州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并在兖州修庙，“给户二十，充享祀焉”。
唐太宗还两次褒扬历史上的名儒与经学大师。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褒扬梁皇侃、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重，南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下诏令，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先儒配享孔子庙。还规定：“并用其书，垂于国胄。”这些经学大师师承有别，流派不同，而唐太宗并未囿于汉魏以来经学派别的门户之见，不管是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不管是南学与北学，郑学与王学，都一概尊崇。其实，随着政治的统一，儒学学术流派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唐太宗这样做，也是经学发展要求统一的反映。这就为唐太宗时期统一经学打下了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的思想基础。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贞观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反过来，帝王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曾与大臣讨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英挺卓越，是位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在他为秦王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由武功转向文治。所以在戎马生涯中便“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十八学士均为儒学之士，他们各有专长。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他们君臣关系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古时君王接受批评或规劝，称之为纳谏，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进谏。唐太宗曾问大臣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这个观点。唐太宗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因为敢于当面指出唐太宗的不足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炀帝非常喜欢的大臣，很有些才干和见识，隋炀帝是不喜欢人规谏的，谏臣多遭杀身之祸。裴矩聪慧，处处奉承隋炀帝，很为隋炀帝出了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如夸富西域，远征高丽等，因此裴矩被称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后，裴矩却常常在朝堂上据理谏诤，故而又被看成贞观诤臣。裴矩历经隋唐两代，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裴矩还是裴矩，只是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作风不一样罢了。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古书上记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门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矣！”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硅等，都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道，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己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屈己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纳谏。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展呢？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情绪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徵感慨他们有李世民做君王是三生有幸。但从魏徵的这一判断中又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二十三年。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虽然下场相反，但他们的事业却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连续性。
斯特·托罗维奇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关于医学与政治神学的研究》，对类似上述问题有着深层的探讨。处托罗维奇认为，身为天下至尊的国王其实有两种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由——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处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别人一样也有激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处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他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恐惧死亡。这种关于帝王的政治身体之说，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学》的第一卷里写道，当一个身体由众多部分所组成时，身体便成为统治者，余者成为被统治者。所以当一共同体人想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王国或者——种政治身体时，他们总是必须推举出一个人来统领这个身体。这个人通常是帝王。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证明了大唐帝国的富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大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
唐太宗即位时29岁，第二年改元“贞观”，直到他死未用别的年号。唐太宗在位23年，由于他的年号是贞观，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时期。他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
年轻的李世民经受了血与火的庄严洗礼和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王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这一期间，唐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唐太宗登位时，全国经济仍凋敝不堪，各地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特别是隋亡，在他心里留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做皇帝之后，十分重视隋二世而亡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这件事成为影响唐太宗统治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隋为鉴”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们不绝于口的话题。隋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它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炀帝继位时，“海内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于隋炀帝“广治宫室，以肆行幸”，所造离宫别馆，自长安至洛阳，乃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唐军初平长安，李世民见隋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可见隋炀帝是贪心不足，欲壑难填。三是“东西征讨，穷兵黩武”。总之隋炀帝依仗自己富强，不顾后患，徭役不断，干戈不停，使百姓无法生活，激起反抗，终至“身戮国灭”，为天下所笑。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戒”。从隋亡的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气数长短，虽然取决于天命，然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也就是说，王朝的兴衰还要取决于国君的好坏。也许是自己为唐二世皇帝的缘故，唐太宗对与隋亡有相同特点的秦亡的历史也十分感兴趣，认为秦虽“平六国，据有四海”，但“恣其奢淫，好行刑罚”，结果也是“二世而灭”。他因此得出结论说：“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
由隋灭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及其大臣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轻时在民间生活的时间较长，许多大臣参预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对民间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害关系的认识，有可能达到比较客观认识的程度。如唐太宗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相当进步的认识。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的严重打击所产生的结果。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像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勋、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人军队，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后来，太宗下诏“宰相人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先是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二十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5月，唐太宗终因积劳成疾，刚刚51岁就与世长辞了。虽然他当了二十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举，但纵观他的一生，他仍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贞观之治”一起，被人们世代传颂。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十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
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却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兄弟。玄武门之变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太子建成登上皇位可能会让唐朝像隋朝一样快速地走向覆灭，因为当时的唐朝确实需要一个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但也有可能太子建成会避免很多在唐太宗时期埋下的危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成为历史的事情只有靠我们去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