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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因为涨价风也因为转款不及时，宣传部购买的拉达车多花费了8000元钱。
星期一早晨还不到8点钟，我便揣着支票去银行转账。这工商银行里也有几个辅导站的学员，他们见老师这么早就来转账，也问候一声是啥子要紧事。当然这其中的隐情我不能示人，只在心中祈祷这次购车转账失误，千万别和涨价风连在一起！这里的湔江堰街上已经有抢购风，平常不经意的日用品也有人抢购。我家爱人即买回好几袋子食盐，说是听人讲盐也要涨价！
有哲人说过人们在观念上的愿望，并不能对现实世界起作用。星期二上午已经上了一会儿班，贺主任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直截了当地说：“糟了！你们买的拉达车，又遭涨价风的事了！”原来今天早晨省物资局那位程女士打来电话，说那辆拉达车7.2万元的售价不算，现在的价格是整8万元！要就付款，不要即拉倒。8万元比7.2万元多整整8000元！要知道这时候，市委宣传部的年办公经费才3000元。
我向贺主任要求能不能讲点情，把钱少下来仍然按原价卖给我们，但贺说已经不行了。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转款！程女士还说如果星期五转款，她保证7.2元卖给我们；如果星期六转款，她讲点情还可以起作用。结果是星期一才转款！省物资局领导们在核定的时候，把没有及时转款的都定为不算是。做生意就是这样子，只是一定下来就没有办法了。现在的问题是这车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要定下来，他们市物资局好向省物资局回话。
我叫贺主任在我办公室稍坐一会儿，也来不及给倒茶水。我立即向部领导们紧急汇报，三位部领导当即坐在一起开了会。他们一致的意见是8万元的车也要，但三个人都把我狠狠骂了一顿。刘部长说：“这个大水筏子放安逸了！一遭就是8000元钱。”江部长说：“宣传部一年才3000元钱，你一遭就是8000元！”安部长说：“你再出事，哪怕多1000元我也不给你乘火！”
宣传部的其他同志们知道后都作壁上观，这种事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但那位林女士则说：“啥子遭8000元啊？总是他在其中搞了鬼名堂。”事后这位林女士还多次散布：“买车这件事×秘书吃肥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后我告诉贺主任，车还是要，钱马上再转！他说那么他回物资局向领导汇报，然后再打电话给省物资局。为让贺主任放心，我当即填写了一张8000元的支票，和他一道去工商银行，看着银行工作人员在我填写的支票上加盖“转账付讫”的印章。
出银行大门后我们两人分手，我回到市委宣传部我自己的办公室。现在我仔细回想办这件事的经过，波澜起伏不说，全部后果都在我身上。只说钱这件事！市财政只给1万元，市乡镇企业局给3万元；而我自己的单位即辅导站，要整整贴上4万元。省干函院的收费涨了些，不过因为是党政机关办学收费并不高。学员3年学习时间的全部学费、书费总共不超过1000元。这些钱一半以上，要上交省函院和成都分院；剩下的一半多要用于课时费、接待费、场地费等开支。
以现有的300多个学员作计算，平均一个学员一年，能节约几十元钱。总的算起来一年就那么2万多元钱的结余，这4万元应该是辅导站几年办学积攒起来的。现在给宣传部买车，一次就花费个精光，而办事的人还要挨不少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干事的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的写照。干事的总会有缺点和不足暴露，只有不干事的人才能在旁边，任意高谈阔论说个不停。
不过我还这样想，是迟书记给辅导站解决了办学场地，把市委门口原农副特产公司的，现在已经属于市委的三层楼房之第三层交给我操作办学。否则辅导站将很难生存！这之前为了办学场地，我跑过许多地方，甚至带着学员到处上课。为此还得罪过成都来授课的老师，因为他们人生地不熟，有时找不到上课的地方。这钱是领导支持挣得的，应该拿出来为宣传部办事。
大概苟小美已经知道，买拉达车多遭8000元的事，她来到我办公室问是不是有这回事，我低着头只说了个“是”字。不知道苟小美是怎样离开的，我心中还想车是买了，接下来是上户、上牌照、办理相关证件。听说买辆车要加盖10多个单位印章，还有不少事要和苟小美一道去跑。这个美丽又能干的女人，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她合作总不是那么顺利。
中午下班回到北街25号院的家中，上小学3年级的女儿已经放学回来。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自己能够开门关门。我告诉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人跟着就别开门；一个人进屋立即就要关门，任谁来都不能开门。这院落中住了20多户人，我住家两层楼的底楼还有左邻右舍，安全上应该没有什么。
我爱人要下午放学才从乡下回来，中午就我们父女俩开伙吃饭。我们一般从县委伙食团打饭菜回来，如果菜不好，再在家里炒个菜烧碗汤什么的。如果我去成都办事，女儿就在院子口的小食店，自己买碗抄手吃。
家里有市伙食团的饭菜票，但女儿不喜欢一个人去伙食团打饭菜吃，说是嫌那里的人太多！没有办法，也只能由着她。当年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在县委（建市后为市委）机关不是少数。因为自1962年解放军770部队入驻湔县后，到1982年为止20年间，机关上的女同志，全部都嫁了部队的军人。男同志即男青年找的爱人都在城区边缘。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机关的男青年，是军人、工人之后的三等公民，被边缘化了。
因为我们都只有点死工资，那时候工人、干部、军官的收入都按级别来。首先工人和干部：大致一级工30元相当于干部26级，二级工35元相当于25级，三级工40元相当于24级。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多只能达到三级工或干部的24级。但工人还有点加班补助、岗位津贴、超产奖励等，而干部则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平均比工人少10元钱的样子。
工业、商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上的姑娘们，找对象的时候首先选择军人。关于军官：只要是排级干部就有52.50元，每月比干部多20元，穿衣吃饭还只支付少许的钱。也不能责怪姑娘们偏心或贪心，这样算起来，姑娘们找对象的时候，心目中应该如此排列。军人（指排以上军官）为一等，工人为二等，干部为三等。
实际上这个秘密，也是有的姑娘告诉我的。1973年湔县“五·七”干校，新买了部天津产文化牌打字机。干校领导叫我去给开箱装机，县委办公室领导也同意我去。这时的干校在玉堂乡（与前面的玉堂镇相同）的山边上，离城关10多里，我骑自行车去，装机调试加上来去时间整整半天。
干校方面没有请我吃饭尚情有可原，女打字员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她根本就没来见我，这就显得很不近人情！后来她的老公是位工人。多年后她告诉说，不愿意结识干部；只愿意相识工人，因为工人每月多10元钱的收入。再说粮食定量，工人35或40斤，干部只有27斤！一家人要过日子，不考虑这些也不行。至于接触军官，这姑娘认为太远，没有工人实惠。
同样有哲人说过，生儿育女的主要责任在妇女身上，因此她们不得不把经济放在首位。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才逐渐扭转，自1981年发放80元年终奖开始，机关上的女青年也不再全部都嫁军人。
话说我们父女俩，今天中午伙食团的饭菜都还可以，饭肯定是铝盒蒸的方块形4两一坨。我们父女俩中午这顿，要打一坨半，共6两米饭。菜是回锅肉加煮萝卜，4角菜票一份的肉我买了两份，然后再买1角钱的煮萝卜汤。家里有水泡菜，主要是些红皮萝卜、大红甜椒、嫩生姜等。吃饭的时候捞点出来用手撕碎，再淋上些红辣椒油下饭也很可口。
机关上自1981年开始发奖金，每年底有80元钱；自从办辅导站后，我有些差旅补助课时津贴等。自1985年起学员考前补习班政治课，就由我一直在给学员上，每个晚上按半天计算。
另外省干函院初，仅成都地区一下子有32多个辅导站、上百个班次、几千名学生，任课老师一下子派不过来。我们辅导站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最初几年有时由我上。哲学方面，我自20岁参加工作起，就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苏联共产党历史》、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哲学史》。经济学方面，我曾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当年的县委宣传部有几万册书籍，每年还要购进百以上本。当时的书价格也很便宜，《红楼梦》1974年版，4卷集全部3.45元。
我在县委机关工作有读书的条件。川师大上大学的时候，一是听教授讲解艾思奇的哲学专著和经济学理论；二是自己通读了李秀林、肖乾等人哲学书籍。李秀林的是单本，肖乾的是上下集两大本。听学员反映我讲这两门课，并不比成都的老师差。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比办辅导站之前稍好一些。
自1985年办辅导站开始，教师的课时费每天30元，大致相当于普通干部半个月的工资。1988年的时候已经涨到50元，也相当于普通干部半个月的工资。我每个月讲4天或5天课，等于增加俩月的收入。因此我有经济能力，为女儿购买600多元的手风琴，支付她学习手风琴的费用。当年这笔费用也不是好贵，朱老师一节课收8元钱，一个月4节课收32元。很多年后听朱老师说，他从成都来湔江堰跑了10年，共挣了10来万元。
但是如果不是办辅导站，只凭工资我也出不起女儿学习手风琴的钱。每个月为了自己上的几节课，我起码备课20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就这样我的生活，也受到了林女士的攻击！她因事来过我家，看我们父女俩吃饭，此后到处讲我的生活好奢侈啊！
午饭后女儿先要在里面房间，练半个小时的手风琴，然后再做家庭作业或午休后再上学。从我的院落家门到北街小学门，距离还不到100米，因此她来往很方便。而我得干洗碗、打扫卫生等杂事，因为女儿要上学还要练琴，家务事一般都不要她做。我住的楼房是县委70年代修建的两层红砖小楼，我这户人有三间屋子、半间厨房，共60多平方米。但没有卫生间，全院子几十户人，共一处公共厕所。女儿每天早中晚练琴三次，每次半个小时；前面说了，星期天朱老师从成都来换课。
女儿一是要拉星期天换课的曲子，二是拉一组我给挑选出曲子。所谓挑选的曲子，即在她拉过的曲子中，选一些凑成能拉10~20分钟的，每天拉完一遍。同时不断加入新曲子，取消个别旧曲子，始终保持20分钟左右的演奏强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挑选的曲子也逐渐增加一些，这样她比别的学琴的孩子强。后来能够考取音乐学院，全靠比别人付出了更多。手风琴音域宽广，宏亮好听，这院落里的各式人等都喜欢。后来我们搬家到文庙山街市委新修的宿舍，北街25号院的人再也听不到琴声了！据他们中有人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大家都感觉到若有所失。
午饭后女儿又忙活了一阵手风琴，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她自己上学去了。中午我正在厨房干家务事，忽然苟小美来了。我只得放下手上的活，在开着门的外间，请她坐在写字台边层板椅上。苟先问我是否一个人在家，然后突然流下眼泪，一时间我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说：“实在是对不起你，把辅导站害得多花费8000元钱！我们的工资收入，加上奖金一年才好多点钱嘛，最多还不到2000元，这次你一遭就是8000元。”
我安慰说：“你也不是故意的！”但苟小美说：“其实对女人，你不要太同情啦。当时应该两人拖起一路走步行到春熙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苟说：“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肯定想去买点这样那样的；而你办事回过头来，又要在那里傻等！你心中太同情女人，所以才弄出这么大一件事来。”
我告诉苟接下来新买的拉达车，还要上户办牌照等等，届时还要请她多出力，争取把这件事圆满结束，不要又弄出什么事来。苟自己擦去脸上的泪水，笑了笑说接下来她会尽力的，只是要我不和她计较。苟小美像放下桩心事一样，她笑着又说今后不要太同情女人！男子汉心要硬，然后轻松地走了。
望着她好看的背影，我心中有些想入非非，但终其一生她只到过我家这一次！后面的文字将说明这类高级别的女人，不是我这样的小秘书能够驾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