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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雷锋的精神产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因为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缩影，将永远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鼓励我们前进！现实生活中有雷锋精神，容易克服困难让思想高尚一些。前进中的社会最终会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其他阶层的日子又怎么样呢？下面选主要列举如下：
首先关于部队：都江堰市有位名叫钟正良的同志，曾在中南海为毛主席站岗。听钟讲主席居家的丰泽园菊香书屋，还有附近相关范围，由一中队负责警卫。主席身边还有李银桥为卫士长的卫士班，菊香书屋宅院内的保卫由他们负责。主席家突击性的卫生，也由一中队负责打扫。下面的文字是摘录于网络作品《见闻拾录 1 都江堰市的在领袖身边工作过的人》。
“我于 1961 年 6 月～1963 年 5 月，曾在中央警卫团中南海干部大队一中队，从事警卫工作——为毛主席站岗。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我们一中队也像连队一样有个食堂。队员人均定量 40 斤但大米很少，一般是玉米、小米、麦面、红苕片等，由于油荤（肉类）少，应该说不大吃得饱。我们队员是干部待遇一个月几十元钱，自己掏钱买饭票凭票进餐，每月都要计划好不能吃来吊起。北京人凭号票购香烟，我们也月供两包烟。”
“主席的生活和我们差不多，也是清汤寡水的。给主席做饭送饭的人姓崔大家都叫他小崔，我常常在哨位上看到，小崔送饭从我面前经过。所以主席吃些什么我也知道，经常是一些玉米面窝窝头，玉米面和大米混蒸的‘金裹银’，小麦面馒头、小米稀饭等。菜也只是些炒蔬菜、煮萝卜、煎辣椒一类的。那一段时间主席有大半年、好几个月没吃肉不见油晕。总之和全国人民一道，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另外工人、农民、干部的生活，可以用当年社会流行的俗语概括。
工人“工人只供自己一个人”，农民“黄皮刮瘦好社员”，干部“干白水萝卜”。总之在占世界 1%经济总量之内，占世界 1/4 或 1/5 的中国人，没有哪个阶层能够过好！是雷锋精神鼓励全体人民，度过那些年的困难时期。
当年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时有专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粮食的卡路里含量多少，人的身体一天需要量多少。专家们的结论：每天 6～7 两粮食即能满足需求。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所谓专家，很难说没有敌对势力的背景。因为他们这样做，把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粮食定量都搞得很低！距离实际需要太少。
自 1962 年经济恢复，到 1982 年农业产生责任制；再到 2000 年后，粮食取消计划管制。干部包括教师、知识界、学术类的粮食定量都是最低的，四川上述人每月仅 27 斤。这样既迎合当时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又置广大干部队伍于困难境界。
这时段国家尚在探索之中，人均粮食以湔县为例，城镇居民成人每月 25 斤。1971—1976 年间，湔县农村人均原粮始终 400 多斤，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 300 多斤。广大干部包括教师、知识界、学术类，生活水准和群众基本一致。小平同志在 1975 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中，曾说到旧中国半饥半饱，新中能够做到粮食够吃，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同样在这年中，小平同志还对来北京看望的，广安家乡县委书记说过。只要人均分粮 600 斤，我就回来看你们。
湔县农村部分公社大队生产队，1980 年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人均粮食即由 400 多斤达到 800斤！全县粮食总产，由 2.8 亿斤上升到 3 亿斤。这年小平同志来湔县视察，听县委书记汇报后，公开表示十分高兴。第二年湔县全县农村，都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县粮食总产达到 4 亿斤，全县45 万人平均粮食 800 多斤，达到联合国要求的人均 400 公斤！
1981 年全国酝酿，农业生产责任制。针对各种引经据典的非议，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发话，“先把肚子装饱再说！”从而诞生中央〔1982〕1 号文件，全国都搞农业生产责任制，由此揭开中国历史新纪元。网络载中国人均寿命，1949 年 35 岁；1978 年 67 岁，2021 年 78.2 岁。上述数据正是这段历史，发展前进真实的反映。
革命前辈李富春同志，在革命战争中长期主管后勤。据他的回忆录部队指战员，要每天 2 斤粮食才能作战！1975 年小平同志要求家乡广安，人均分粮 600 斤就回去看他们。应该说这 600 斤的数据，也是长期革命战争中得来。一年 365 天，如果说每天两斤，全年大概应该 600 斤。
时间进入 2000 年后，公务员制度干部队伍生活好一些。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都是靠工资和奖金养家糊口，过自己的小生活。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笔者亲眼所见，灌县一位姓马的县长，在群众中很威信，但他的大女儿没有工作。同级领导评论他性质硬，相关局不给他女儿安工作，他就是不去找人求情。我曾听马县长说过，下面有请吃的他常常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吃了不一定能够给别人解决问题。
笔者还知道中共湔县县委一位姓王的同志，他长期担任组织部长，他的小女儿也没有正式工作。当年住机关宿舍的时候，和笔者同院落居家的，有一位中层领导。他当县委办副主任的时候，春节并无人登门拜访。后来当上正儿八经的常委、部长，春节期间才有人上门。
改革开放 40 多年，现在的物资虽然说不上极大丰富，但也是应有尽有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乏。经济也名列世界第二，物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雷锋生活的年代，国家方方面面都刚开始起步。前面章节说了，经济建设尚在探索之中，中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多。但中国的人口，却占到世界的 1/4 或 1/5 ！雷锋精神支撑广大群众，跨越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
20 世纪 50—70 年代，城乡群众都生活在温饱之中。以都江堰市前称——灌县为例，城市居民粮食定量，1953 年统购统销核定过。自 1962 年起又重新核定，分年龄段为 25 斤至 8 斤。农村也是如此，20 世纪 80 代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前，农民年分配粮食低。都江堰市天府之源，农村人均也只有原粮 400 多斤，生活也是温饱而已。
1975 年小平同志曾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讲到旧中国半饥半饱，新中国能够做到粮食够吃，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同样也是这年，小平同志对来北京看望他，自己家乡四川广安县委书记讲。只要广安人均分粮 600 斤，我就回来看你们！据笔者知道，广安当时比都江堰市落后，人均分粮只300 多斤。
灌县 1980 年开始搞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 年县乡干部们每人才有年终奖 80 元，相当于两月的工资。笔者工作的县委机关，1982 年才有第一个，不嫁军人的青年女干部。听说为了此事，还把她父亲，气得睡在床头一天。20 世纪 60—70 年代，县级机关上的男青年，找对象都是城周边，条件较差的女子。更重要的他们爱人的工作，后来都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出面给解决的。在县级机关20 世纪 50—70 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包括部分中层领导，男女寿命都不长，许多 60 岁左右即去世。
1971 年的时候，我们进机关的四大员（打字、交通、炊事、招待）20 岁左右的共 10 人。还没有到 2010 年，即还没有满 60 岁已经去世 3 个。时间到 2020 年，20 世纪 70 年代；进灌县县委机关包括干部共 20 人，已经去世的有 11 个。他们中没有活过 60 岁的 6 个，没有活过 70 岁的 5 个。虽然比 1949 年中国平均寿命 35 岁，多活了许多年！但是和其他工种行业相比，这时段的干部寿命较短。
当年我们 10 个四大员的工资，1971 年的时候 25 元，一年后转正定级 30.50 元。然后 1973—1978 年，先后经过 32.50 元，提升为 40 元，直到 1984 年才都提升为 45 元。此后逐年增加 2000 年的时候，也只有 600 多元。其他干部也和我们差不多，大家的工资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逐年都有提高，干部这时段叫公务员。都江堰市公务员月收入 3～5 千元，加上年终奖金，2010 年后一年收入一般都有 7～8 万元。
当年县委机关四大员之中，相对而言打字员待遇还要差一些。因为交通员每次外出送信，和驾驶员一样有几角钱的补助；炊事员伙食费只交 8 元，然后饭菜管够能吃饱；招待员要洗被子等，有用不完的肥皂。机关规定打字员享受干部待遇，因此什么也没有。即使每天都要干油印，整个打字室每月也只有半块肥皂洗手。就打字室本身，女打字员有探亲等假期；笔者是唯一的男打字员，除了多干工作其余什么也没有。特别是晚上加班加点打字，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干。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笔者亲眼所见，灌县县委机关一位叫文俊的中层干部（市财办秘书），能说会写人缘关系也不错。他时年 40 多岁，爱人在成都，两人有 3 个上小学、中学的孩子。文俊解放初参加工作，月收入仅 40 元；加上粮食补贴 3 元，共 43 元一个月。这人有抽烟喝酒的嗜好，基本上是“月光族”。这年暑假后开学，中、小学生该交学费、书费。虽然很低，每人只 4～5 元，但毕竟要交，爱人自成都来找文俊要钱，他拿不出夫妻俩大吵一架。
文俊的寝室，就在我工作的打字室对面。夫妻俩虽然关着门吵架，但隔着一道薄木板门，两人的话语也传了些出来。文俊的爱人大致是，成都商业系统工作的，收入肯定比文俊高。她责骂文俊：一个大男子汉，不管自己的娃娃，全部交给女人供养！那年头直至 1980 年之前，每年快要过春节时，机关上都要讨论干部补助。穷困潦倒的干部，少数人全年就这一次，最多能补助 10～30 元钱！因为这时候国家穷，干部们，包括工人、农民多数日子过得勉强。
国营省属以上单位，人员收入要好一些，人均约 50 元一个月。其余国营地、县属单位的干部职工可能稍好，人均约 45 元一个月。人数最多的城关手工业（后来叫二轻系统）干部、职工待遇都差。我父亲 1955 年带头，组建棕器行业的手工业合作社。最初当时为半脱产，每月只有 10 多元。笔者虽然年仅几岁，知道父母为家里买米也困难发愁。
笔者的父亲 1956 年定为脱产干部，月工资 36 元；直至 20 年后 1975 年小平同志搞整顿，才提升为 45 元。手工业合作社的工人，经过产品定额核算，只能拿月工资 40 元左右。如果工人加班加点超出月工资多了，上面即主管他们的手工业管理局，就要派人来清产核资。将产品定额降下来，把工人工资降低到 40 元。因为手工业行业工资，只能保持在月收入 40 元左右。
笔者父母都长期在棕器社工作，我自己从 13 岁那年起，也每年寒暑假都在社里干活，直到18 岁上山下乡当知青为止。以熟悉的棕器社为例，其中缝单人棕垫的工钱；解放前和解放初，每个为银元一枚；不久银元更换为纸币，照样为每个 1 元钱。这时候猪肉价每斤 0.30 元，匠人每缝一个棕垫，能够购买 3.3 斤猪肉。1955 年合作化后上面调整为，每缝一个单人棕垫 0.80 元，理由是支援国家建设。棕有防潮避寒的作用，单人棕垫一般为川西林区的伐木、水运工人和驻守高寒地区的部队战士用。
经过多次清产核资，到 1964 年“四清”运动后，单人棕垫价为每个 0.40 元。这时候的猪肉价每斤 0.70 元，即匠人们每缝一个棕垫，只能购买约 0.6 斤猪肉。“四清”运动还查到棕器社十年来，账面上共积累上万斤棕片！价值 5 千多元。工作组认为是偷工减料，强行将这大批棕片退赔给伐木、水运、部队等来料加工单位。笔者父亲长期担任棕器社党支部书记。因为这件事，特殊时期被说走资派；挂黑牌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他没有多拿过 1 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