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革命

1162年（金大定二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一个叫铁木真的男孩出生于蒙古高原。他的父亲也速该是一个部落首领，但其部落只是千千万万个蒙古小部落中的一个。到了他9岁时，父亲去世，让小铁木真经历了人间的悲凉。

但也恰好是这一段时间，让这位少年习惯了部落的厮杀，并逐渐成长为一个部落首领。本书不准备详细讲解蒙古人内部的统一战争， 只简单地总结1170—1194年（金大定十年至明昌五年，南宋乾道六年至绍熙五年）铁木真的经历。

在他年轻时，首先面对的是蒙古东部与其家族血缘关系较近的泰亦赤兀惕诸部，在与泰亦赤兀惕斗争的过程中他数次被俘，又都安全脱险，逐渐成长为蒙古东部的重要领袖之一。之后，他又数次击败位于蒙古本部与金国之间的塔塔儿人（这是一个依附于金国，同时帮助金国控制蒙古人的外围民族），获得了金国的册封。

这段时间是铁木真的“学徒”时期，以他统一蒙古东部告终。只有统一了东部，才能集合起全部的武力资源，与西部位于鄂尔浑谷地更强大的敌人——克烈部的王罕，以及更加靠西的乃蛮人竞争。

也正是在与泰亦赤兀惕诸部的战斗中，成吉思汗第一次发展出与他的游牧先驱们不同的战术：震慑战术。之前，游牧民族之间（包括蒙古人）的征战以兼并对方的战士、抢夺对方的人口和物资、占领对方的牧场和居住地为目的。在北方，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由于人的繁殖漫长且不可控，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因此游牧民族内部并没有形成滥杀的习惯。一个战败部落的人往往会被整合入战胜的部落继续生活，并与之通婚。即便要杀戮，也只限于杀掉个别领袖人物，连领袖的家族都不会被清洗。

在与泰亦赤兀惕诸部战斗时，由于遭到激烈反抗，铁木真下令将俘虏活活煮死，这种震慑战术导致其他敌人不敢与他交战，纷纷投降。

这种战术到对付塔塔儿人的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塔塔儿人杀害了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人与之有着深仇大恨。在击败塔塔儿人之后，成吉思汗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屠杀的做法。他下令将比车轮高的男人全部杀掉，剩下的人口被分配到各个部落之中。但在执行命令之前，由于成吉思汗的弟弟别勒古台泄露了消息，引起了塔塔儿人的反抗，给蒙古人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最终，成吉思汗的命令还是被执行了。

这两次屠杀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蒙古战术的变革，也是从部落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前奏。但残酷性只是磨炼蒙古战术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纪律性。到此时为止，蒙古人的战术后勤依然是劫掠式的，首领并不考虑战士的给养问题，由战士们在战争中通过掠夺获得补给。

上文讲过，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战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战争财政的来源不同：前者采取军事掠夺制，不给士兵发放俸禄，但允许他们通过掠夺被征服者获得财富；而后者则采取俸禄制。

表面上看，俸禄制更先进，但劫掠式的后勤在一个民族扩张初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战争开始之前，战士们并不富裕，甚至连作战装备都需要自己筹备，可一旦打了胜仗，他们的财富就会快速增加，并且只有不断地打仗，战士们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对财富的渴望可以让他们一战再战，迅速扩张到数千里之外。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取得军事优势的法宝，就是军事劫掠制爆发的能量。

但劫掠式的后勤并非毫无问题，它最大的弊端就是纪律性较差。在打仗时，人们以劫掠更多的财富为第一目标。很多时候，即便可以追击敌人获得更大的胜利，战士们却只知道搜刮战利品而忽视全局。游牧民族虽然经常打胜仗，但无法取得更大的持久性成果，往往也是由于无法控制战士们的劫掠欲望。

成吉思汗与其他游牧领袖不同，他的目标高得多，从战争一开始就以并吞为目标，而不是劫掠一番之后离开。

在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一项新的纪律被颁布，那就是：不得在战斗分出胜负之前进行劫掠，搜刮财物的行为只有等战争结束了才能进行。这就使得蒙古骑兵更加接近于定居民族的军队，而不是游牧民族的散兵式军队了。

这些新纪律的推行，以及杀戮震慑战术的出现，导致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专业化的军功集团的出现。此前，游牧民族大都没有专业化的军队，所谓军人，只是军事化的人民，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以放牧和打猎为生，只有在战争时才响应首领的号召奔向战场。等战争结束，他们就会立刻离开军队回归游牧生活。

但成吉思汗开始打造专业化的军功集团，这个集团不再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以打仗为专业。即便战争结束，他们也不会回归平民生活。当打仗成为他们的专业时，他们就更加依赖军事掠夺制所带来的战利品，更加倾向于发动更多的战争了。

成吉思汗打造军功集团的尝试在他第一次称汗时就已经出现。当他在蒙古的东部地区打拼时，就已经成长为一个地区领袖，受到本集团内部的推戴而称汗。在称汗后，他立刻对军队进行整编，设立一系列职位，安排亲信围绕在自己身边。这些职位包括豁儿赤（箭筒士）、云都赤（带刀者），这两个职位后来成了他的贴身卫队。还有宝儿赤（管理饮膳的人）、火你赤（管理牧羊的草场的人）、抹赤（管理车辆的人）、总管仆役、掌管马匹的人、兀剌赤（掌管放牧马群的人）、送信人、维持纪律者等职位。此外，还有一批亲信担任了各小部落的首领（众人之长）。

军功集团的建立让成吉思汗有了更大的动能去发动战争。于是，1195—1203年（金明昌六年至泰和三年，南宋庆元元年至嘉泰三年），成吉思汗率军进入蒙古西部，最初联合后来又击败了克烈部的王罕，之后他击败了更加靠西的乃蛮人、篾儿乞人等势力，并镇压了东部的叛乱。

1204年（金泰和四年，南宋嘉泰四年），成吉思汗已经击败了他在西部最大的敌人王罕，于是在客勒帖该合答对军队进行了第二次整编，这次整编使得军事力量更加正规化。 在第一次整编中，成吉思汗设立了一系列职位，其中箭筒士和带刀者已经有了贴身保镖的性质。而在这一次整编中，成吉思汗更是组织了禁卫军体系，也就是著名的怯薛制度。

在怯薛制度下，作为护卫士的人被称为“怯薛歹”，他们被分成日班和夜班，其中日班有70人，而夜班有80人。这些怯薛都是从千户、百夫长或者那颜的家庭中选择的，带有很强的亲兵性质。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对其余军队也进行了整编，他学习中原的保甲体系，采取了编户制度，也就是以10人（可以参军的丁壮）为一组，组织成军事单位，10个小单位再构成一个大单位。这些单位分别由十夫长、百夫长和千户掌管。同时，他还设立了6个被称为“扯儿必”（即阇里亦，官名）的官职作为总的统领，担任这个官职的大都是成吉思汗的亲信。

另外，成吉思汗让一个叫作阿儿孩合撒儿的人选择1 000个把阿秃儿（勇士）担任先锋队，他们也是成吉思汗护卫队的一部分。

这次整编明确了军队职务的专业化。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豁儿赤（箭筒士）、日班护卫士、司厨人、把门人和管马人都是白天供职的。到了日落时分，则交给夜班护卫。夜班护卫守卫他的营帐，每三天轮换一次。这些人逐渐脱离了生产，构成了军功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1204—1210年，成吉思汗的势力扩张到蒙古本部之外，他杀死乃蛮部的太阳汗，平定了其他势力，并开始对中国西北部的西夏用兵，两次进攻西夏。位于吐鲁番及周边地区的畏兀儿人也选择归顺，蒙古从而获得了西部边疆。

1206年（元太祖元年，金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会，人们日后就以这个时间点作为蒙古帝国出现的标志。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论功行赏之余，再次将整个蒙古疆域内的势力进行了整编，设立了93个千户。

在这次大会上，名将失吉忽秃忽被授予大断事官的职务。这个职务的出现，标志着蒙古制度化进入另一个阶段。大断事官是一个司法职务，是与蒙古人的习惯法联系在一起的。蒙古人的法律制度在最高层次上，以成吉思汗的命令（称“札撒”）作为基础；但由于札撒的条文简单，涵盖的范围有限，大部分判决都找不到现成的法律依据，只能由断事官根据以前的判例，加上他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最后，他们再将这些判例汇编成册，成为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断事官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创造判例来影响蒙古的司法走向。

大断事官最大的权力体现在一个叫作青册的系统上，青册上记载了大断事官的所有司法判决的情况，这就成了下一级司法官员判案的依据。此外，青册上还可能记载着贵族的户籍，用来帮助成吉思汗和他的司法官员更好地掌控贵族阶层的情况。

除了大断事官，更重要的两个职务是博尔术担任的右翼统帅和木华黎担任的左翼统帅。其中木华黎又被封了国王的头衔（我们可以理解为亲王）。 “国王”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使他们获得更大权力的是左翼和右翼的统帅权。这里也可以看出蒙古人军权的逐渐扩充，最初十夫长、百夫长和千户的编制已经足够，但随着兵力的增加，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93个，如果都直接听从中央的命令，一定会出现混乱。于是，就必须在他们之上再架设一层管理者，这就是万户。到了蒙古人进攻中原时，随着军士的进一步增加，万户也成了一个常设级别。但在木华黎和博尔术时期，万户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所谓左右翼统帅，其实就是万户的雏形，或者可以称为左右万户。其中博尔术掌管整个西部的指挥权，而木华黎掌管东部，这也是成吉思汗后来留木华黎负责进攻金国的原因。

这次大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护卫军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原本怯薛只是一个150人的小机构，此时被扩大为1万人。根据要求，加入怯薛的人都是精英子弟，其中千户之子每人可以带10人进入怯薛，百夫长之子可以带5人，十夫长之子可以带3人。

在怯薛中，夜班护卫增加为800人（原来为80人），后来增加到1 000人。而豁儿赤从400人增加到1 000人，日班护卫也增加到1 000人。加上其他合并进来的单位，怯薛共容纳了1万人，包括8 000日班和2 000夜班。他们共分为4班轮流守卫着大汗，每班负责守卫三天三夜。

这就是成吉思汗革命的全部内容。这次革命，或者说他对蒙古社会的军事改造，对蒙古帝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前的蒙古人是分散的，以部落为单位；而成吉思汗将整个蒙古集团打造成一架集权的机器，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巨大的战争体系。

成吉思汗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内部兼并战，消灭或整合不听话的部族。一旦将各部落整合进蒙古这架机器，就在部族之下设立千户、百夫长和十夫长，以及后来的万户，通过这种设置，大汗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给每一个蒙古人。

不要以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游牧民族就天生拥有自由，事实上，每一个蒙古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他从属于哪一个十夫长，这个十夫长就要对他负责。他本人没有权利选择脱离这个十夫长而投靠另一个，一旦他有了这样的念头，就会受到惩罚。

每一个蒙古人打仗的时候是兵，不打仗的时候则要承担各种税收、驿站费用、生产粮食和牲口，他们的女儿还要被送去给各级首领选妃。成吉思汗的札撒通过这样的体系可以直达每一个人，并保证了最大限度的服从。加上断事官在司法上的控制权，蒙古部落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争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使得蒙古人成了常胜的军队，对那些集权程度低的定居民族有着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 24vh7IO97qzM18ArA2tLNEB2LbjEaPeSC2B1b8wrkDn44Ij2AXjynwSTce/BIH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