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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亲征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过程中虽然有过屠杀和抢劫，但是在征服之后，除了派遣达鲁花赤对地方形成有限的管辖，就任由该地区恢复了和平。到了1259年（元宪宗九年，蒙哥汗在位的最后一年），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这些城市都已经恢复繁荣。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人的征服意识。成吉思汗与其他的游牧民族首领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他更加在意对地区的征服和管理，而不仅仅是掠夺。在进攻过程中，他已经意识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是要并入自己的领土的，
而不是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如风一样来，如风一样走，掠夺过之后就任其自生自灭。
正因有了占领意识，成吉思汗才更加在意经营而不是破坏河中地区。但是，那些距离蒙古本土更加遥远的地区，由于成吉思汗认为无法统治，就不再享受这样的待遇了。
比如，不花剌和撒麻耳干由于保住了大部分居民而得以重生，但作为花剌子模帝国都城的玉龙杰赤
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在攻克不花剌、撒麻耳干之后，成吉思汗的三位王子——术赤、窝阔台和察合台联合进攻该城，
这里的人们进行了顽强抵抗。蒙古人利用诱敌深入战术斩杀了对方士兵10万人，但城市依然不肯屈服，直到蒙古人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将城市完全变成废墟，城里的守军再也无法抵抗，这座城市才被占领。
之后，蒙古人把活着的居民集中在城外，挑选了10万名工匠带走，孩子和妇女都成为奴隶，剩下的人分给士兵屠杀。玉龙杰赤变为一片废墟。
在这场战争中，还出现了新的情况：蒙古人发生了内部冲突，各个支系之间为了战利品而争吵。首先，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之间存在着矛盾，术赤和察合台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最终成吉思汗令二人听从老三窝阔台的指挥，因此窝阔台获得了一定的权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是窝阔台得到大汗之位。其次，在三位王子攻克玉龙杰赤之后，他们瓜分战利品时没有给父亲留一份，导致成吉思汗震怒。
这又牵扯到了蒙古人瓜分战利品的原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父子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分配规矩。
玉龙杰赤由于是敌对帝国的都城，很难幸免，即便这样，蒙古人依然留下了工匠和奴隶，并没有将人全部杀死。但到了南方（撒麻耳干以南），这样的规矩再次变化。
蒙古人第一次东征后期的杀戮行为频发，与他们在战争中的财政系统和统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最早进攻河中时，蒙古人由于觊觎河中的财富和人力资源，并且考虑到未来会在这些地区实行统治，因此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手段，以榨取有用的人才和财富为主。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化，蒙古人进攻到南方时，已经不可能再拿走更多的财富，也不可能再带走更多的人了。如果能够在南方地区形成有效统治和长期财政系统，那么还可以保留这些人力资源，但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超出了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的认知，他们还没有考虑要统治这么遥远的地方，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一切都毁掉，把人都杀死。财政和统治系统的落后，加上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就导致了屠杀的发生。蒙古人征服过程中杀戮最残酷的地区，就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南方，也就是以吐火罗
、呼罗珊和伊朗为核心的地区，这个地区在蒙古人的打击下，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华。
在攻克撒麻耳干之后，当他的三个儿子进攻北方时，成吉思汗带着拖雷开始向南追击花剌子模苏丹穆罕默德。进军路线上首当其冲的是丝路名城泰尔梅兹（Termiz，又译铁门关）
，这里是中亚前往阿富汗和印度的必经之地。在城市北方的山间，藏着一个叫作铁门
的山谷，这座山谷是铁青色的，由于地势险要，人们甚至在山谷里装上大门，形成了要塞。这座要塞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泰尔梅兹位于铁门以南的阿姆河北岸，渡过阿姆河继续向南，就是著名的城市巴尔赫，也就是吐火罗的中心城市。
由于泰尔梅兹反抗了蒙古人，成吉思汗花了11天时间将它攻克，之后将男女老幼尽数杀死。蒙古人南北政策的分野由此拉开：从北方有限的惩罚过渡到大量的杀戮。
就在第一次西征之后不久，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的过程中死去。
关于成吉思汗的功绩，波斯人志费尼的总结非常到位。他说，成吉思汗出现之前，蒙古人缺乏统一的领袖，并受到女真人的欺压。当时的蒙古人穿着狗皮和鼠皮，吃着死去的动物的肉，喝着马奶酒，吃着坚果。这里是一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地方，大首领和一般百姓的区别只是：首领的马镫是铁做的。
然而，短短50年后，到了13世纪中叶志费尼生活的时期，蒙古人已经成为世界帝国的主人。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喝着麝香封的酒，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通通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打包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缕；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廉价，以至把它们送回产矿地或原产地，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售出……此外，他们人人都拥有土地，处处都指派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有如乌浒水般奔流……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都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的生意。
人们常常仅把成吉思汗当成一个军事家，但事实上，他还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军事家善于打仗，而管理者擅长将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产生出更加强大的动力和冲击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蒙古人在短时期内的巨大变化。
总结而言，成吉思汗不仅要求每一场战役取得胜利，而且要求每一次战役之后，蒙古军队的实力都更加强大。在世界军事史上，有一种胜利叫作“皮洛士式的胜利”。此词得名于古希腊军事家皮洛士，此人虽然屡屡得胜，但每一次胜利之后，他的军队都损失惨重，得不到有效补充和补给，最后他惊呼自己已经打不起胜仗了。
这其实是历代军事家的困惑：每一次胜仗造成的人员损失如何填补？如果填补不上，就意味着实力的削弱。比如，汉朝也曾经对匈奴屡屡得胜，但最后，由于损耗太大，到了汉武帝末期，甚至连获胜的战争都承受不起了。
但是，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却越打越强大。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游牧民族的劫掠式财政
比定居民族的固定式军事财政更具有扩张性，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吉思汗所建设的军事制度是一种柔性的制度，能够将其所征服的地区快速地纳入他的战争机器，至于更远的无法纳入的地区，就完全毁掉，避免被敌人利用。他死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所制定的灵活财政制度得以部分保留。
我们也会看到，到了需要进行制度正规化的时期，这种灵活财政制度又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使他们长期无法建立更加稳固的统治。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早期的蒙古帝国和后期的元朝在财政和政治制度变革上的得与失。
在讨论接下来的财政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成吉思汗在他活着的时候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创新又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