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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军事一样，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两大基础。当中原不断禁止和排斥与蒙古人的贸易时，中亚商人却率先开辟了通往蒙古高原的商道，将成吉思汗的目光吸引到了西方。
与花剌子模帝国的贸易纠纷演化为一场战争，却也让蒙古人接触到了中亚地区的财政系统，从而让元朝失去了彻底汉化的机会。
在成吉思汗时期，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受到重用，他的地位远在耶律楚材之上。成吉思汗将整个中亚地区的行政和征税权交给牙老瓦赤，也表明蒙古人对中亚地区财税体系的采纳。
中国古代的税收以农业税为主，适用于农业社会，税额固定，缺乏弹性；西方税收以商税和人头税为主，适用于城市和商业发达的地区，也可以促进商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
中亚地区在征税中往往采取包税制的做法，这种方法适合短期内压榨税基，并具有足够的弹性，对于希望快速获得收入的蒙古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高超的商业才能，又可以使蒙古人劫掠的财富增值，更增加了蒙古人对其的依赖性。
成吉思汗将东亚、中亚等地的农业区作为中央直辖区保留在大汗手中，并没有分给儿子们，这片广阔的区域预示着未来蒙古政权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