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传,在上古时期,后稷的母亲邰氏,上山时踩踏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家后便怀孕了,邰氏父母感觉丢脸,便将女儿赶出家门。在山洞中生下男婴的邰氏,深觉这个婴儿是导致自己落魄的原因,便将男婴扔于路边。几天后,发现山中的牲畜及豺狼虎豹见到此婴全都绕行,并未敢伤害他的性命。于是又将孩子扔至山下的池塘,但又看到青龙围着男孩转,母虎在给孩子喂奶,雕给孩子撑伞,邰氏感到这孩子并非常人,便将其带回养育,这个孩子便是后稷。传说闻喜孕育了后稷,后稷作为我国古代农业的鼻祖,他教会闻喜人种植庄稼,面食也应运而生。自此,民间会在小娃娃新生、满月、周岁的时候,做龙虎养、雕打伞的花糕,由姥姥送给小娃娃,以祈求农神的保护,让孩子平安健康长大。
流传在闻喜的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据说明末清初的闻喜城关东宋村人翟凤翥,在江西任道台时,路过景德镇瓷窑,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孩童端坐于祭台前,询问之下得知,因烧废好几窑瓷器,他们准备用童男童女祭窑,希望可以烧出精美的瓷器来。为救孩子,翟凤翥让自己的夫人做了一套童男童女造型的花馍。开窑时,用面捏制的男孩女孩、火神花糕与祭文一起祭窑,之后烧出了美丽的瓷器。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说明闻喜花馍的制作技艺在此之前已开始流行,发展至明清时期,技艺娴熟到栩栩如生、以假乱真的地步。
面食作为省时、便捷且耐饥的主食,特别适合农忙时节食用,其悠久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沁水下川是山西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距今已有约两万年的历史。在这个遗址中,出土了一系列与原始农业紧密相关的生产工具,其中包括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地区的粮食加工技术已经存在,为面食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前少有面食,自汉代始,小麦成为北方的主要农产品,再加上对石磨技术的改进,我国的面食开始了新发展。据著名民俗学家鲁汉先生考证,“馒头即民间面花的滥觞”,“民间面花应该起源于汉代”。闻喜花馍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可追溯面塑的发展历程。颜师在《急就篇》的注释中提到“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当时所称的面饼就是今天的馒头,由此可以将我国黄河流域的面食文化定位于汉代。《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十几种饼的制作方法
,由此可得,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单一的制作方法。《晋书·何曾传》中记载:“蒸饼上不坼作十字(坼作十字即在蒸饼上作十字的装饰)不食”
,《赵录》中记载:“石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
。由此看出,那时人们已开始在蒸饼上添加一些辅助食料,这是人们最早对馒头做装饰的证明。据记载《封氏闻见记校注》:“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张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人、麫粻【一本作兽】之属”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花馍开始被用于民俗活动中,用作祭祀之物。宋朝《东京梦华录》中曾有记载:“正月初一,京师人家大多食索饼;人日则食煎饼;上元节有丝笼和油外锤,也就是炸元宵;二月二有迎贵果子;三月初三有面做的镂人;寒食节要食子推饼,清明节……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狮蛮”
。
闻喜花馍盛行于明清,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制作体系,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岁时、节日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明朝我国对花馍的分类已很精细,每种花馍,各司其职,被赋予了很丰富的民俗意义。明代宋诩《宋氏养生部》“馒头”条云:“用醇酵和面,揉其匀,擀剂,内(同纳)馅,缄密之。先用荷叶或生芭蕉叶箪笼间蒸热,布齐置缓火中蒸微温取下。俟酵肥复置锅上,连火一蒸,视不粘已熟。遂逐枚移动也”
。可看出,花馍发展至此时,制法已经尤为精细。《府谷县志》记载,举行婚礼当天“亲朋各送贺仪,女亲送蒸馍、面食或猪羊、肉不等,或具酒筵一事,名‘团圆饭’”
。
清朝时花馍分类尤为精细,人生礼仪、节日礼仪分而行之。如过春节时会捏制各类花鸟、人物、动物花馍,形象生动逼真,以此来象征吉祥,保佑家人平安长寿。后来花馍甚至发展成为供人把玩的艺术品。随着花馍艺术的发展,专事花馍制造的民间艺人也应运而生,花馍在这些民间艺人的手中变得精致美观,加之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花馍艺术的题材更加丰富多彩,外来元素也偶有融入其中。
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印行的由余宝滋修订、杨韨田等人编纂的《闻喜县志》卷九“礼俗”中记载“男子聘女,喜饼、布帛以外,必有花馍六十枚”,这是闻喜花馍在婚礼仪式中的使用惯例。这一习俗不仅规定了花馍制作的数量,还对其造型提出明确要求,需要捏制花鸟、人物等类型的面花置于花馍上,寓意白头偕老,共度幸福人生。“女家回礼有花馒头十余枚”,是对女方回礼的要求,这个时期花馍已经逐步形成体系。“妇初生子,母家先送烙饼,数如其年,戚友皆馈以火熁”,这里的火熁(xié)是指如今的“老虎火獬”,是希望老虎可以保护孩子成长,一般用于诞生礼。民国时期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当地人在婚礼、诞生礼仪当中,仍然保留着这些传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馍文化也曾有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民众日常生活都少不了花馍的身影。之后曾有一段沉寂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富裕,花馍开始回归人们生活,闻喜花馍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0年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开始进行文化保护工作,于是,闻喜花馍的发展与保护也逐渐被政府所重视。2006年,闻喜花馍被列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年,闻喜花馍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闻喜花馍参与上海世博会进行展览;2012年,闻喜县举办首届“花馍文化节”,并且创造了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项是由闻喜县畖底镇众村民制作的世界最“高”龙王面塑——“龙王神像”,此面塑高达14米,位列花馍展的第一位,其色彩鲜艳,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创造了世界最高的面塑纪录。龙王由面粉、钢筋和泡沫制作而成,用泡沫45立方米,用面粉1000余公斤,钢架结构有3吨之多。制作过程历时半个月时间,由20多个人参与制作。第二项是世界最“长”飞龙——“神龙”,面塑曲线长30.05米,创世界最长的面塑纪录。神龙面塑色彩斑斓艳丽,6000片面塑龙鳞触手可及,体型庞大且制作精湛。由礼元镇阜底村制作,共用100多公斤白面,每天80到100人进行制作,制作工期达半月。第三项是世界最“大”花馍——“龙腾盛世”花糕,高4.06米、直径2.012米,共20层,这件花馍作品一层一层堆高,最上层是天安门城楼的造型,下面还盘着九条世龙,寓意龙腾盛世,第二层是56朵向日葵象征着56个民族团结兴盛,第三层是百花争艳,第四层是四季发财,第五层是五谷丰登,内容丰富,内涵深远。第四项是世界最“大”面塑群像——“裴氏宰相·将军”,共113尊裴氏宰相将军群塑人物,平均身高为1.8米,创世界最大的面塑造像群像纪录,是裴柏村村民团结一致,使用2400公斤白面蒸制彩绘而成。近年来,闻喜花馍已经被视为一种地域符号,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展览。当地花馍企业也迎来发展机遇,经济效益获得显著提升。
如今,人们在食用花馍的同时,不仅仅满足味觉的享受,还通过不断探索视觉美感,使其成为一种艺术追求。由于日常生活中多是农家妇女参与制作面食,花馍艺术呈现出广泛的群众性。花馍的制作使单调烦琐的家务活动变得多姿多彩,不仅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还形成了独特的闻喜面食文化,产生了精巧的制作技术和丰富多彩的样式。闻喜花馍既带来了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又展现了人们对美食文化的热爱和创造力,有力推动了闻喜花馍艺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形成了文化品位丰富、民族特色浓郁的特点,打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原始的创作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闻喜花馍长期以来都是该地区婚丧嫁娶和岁时节日的重要元素。作为一种独特而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面食,已经深入人心,是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情感寄托,成为闻喜地区独特而璀璨的文化瑰宝。随着时间的推移,花馍从简单的日常食品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礼仪符号。
在闻喜县,有一句俗语“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这充分体现了花馍在该地区的重大礼仪意义,花馍成为当地馈赠礼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花馍仍是祭祖、节庆、馈赠、装饰、婚嫁、延寿等多种活动的吉祥用品。每逢节庆、人生礼仪等场合,人们都会蒸制相应的花馍,这些做法不同、形态各异的花馍形式代代相传,形成了地方特色。随着经济发展,花馍承载的内涵日渐丰富,其社会意义逐渐远大于实用意义。
在举办盛大的礼仪活动时,人们开始倾向于采用造型别致、色彩艳丽的花馍来增添喜庆气氛。作为主家,他们还通过分发精心制作的花馍来表达对来宾的感谢之情,这使得花馍成为一种承载着礼仪表达与情感交流的特殊符号。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日益富裕,礼仪庆典对花馍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然而,鉴于花馍制作的复杂性和对技艺的高要求,个人制作难以应对庞大的需求,这就推动了花馍由原先的个人制作转变为商业化的产品。
闻喜花馍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融入人们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思维,从而推动其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人们不仅关注自己的生活,也更加关注国家的发展,每逢国家的重要庆典,心灵手巧的妇女们就用相关题材的花馍来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这些色彩斑斓、形象栩栩如生的花馍,体现了农村人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更展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闻喜花馍逐渐从百姓日常生活走进了文博会、世博会、博物馆等更宽广的公共展示平台,人们还会利用花馍来讲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并通过各种展演活动宣传独特的花馍文化。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闻喜本土人民的行为规范、思想信仰、精神向往和感情世界等,也为外界提供了了解闻喜本土文化的平台和契机,增强了人们对花馍文化的认同感,丰富了花馍的内涵,同时也实现了花馍从商业产品向宣传展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