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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有因考虑不周、鲁莽行动而造成损失的情况，所以遇事不仅要把问题简化处理，有时也要“三思而后行”。要知道，许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都是冲动、未经深思熟虑的结果。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向金陵进军的途中，石达开一直为开路先锋。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城夺镇，所向披靡，号称“石敢当气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后来又在西征战场上，大败湘军，迫使曾国藩又气又羞又急，欲投水寻死。在“天京事变”中，他支持洪秀全平定韦昌辉的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但是，就在这之后不久，石达开却独自率领20万大军出走天京，与洪秀全分手。最后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他本人亦惨遭清军首领骆秉章杀害。石达开出走和失败的事例就是典型鲁莽行动的体现，足以使后人深思。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率部由天京雨花台向安庆进军，出走的原因据石达开的布告中说是因“圣君”不明，即责怪洪秀全用频繁的诏旨来牵制他的行动，并对他“重重生疑虑”，以致发展到有加害石达开之意。这就使二人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了。当时要解决这一日益尖锐的矛盾，有三种办法可行：一种办法是石达开委曲求全，但在当时已不可能，心胸狭窄的洪秀全已不能容忍石达开；一种是急流勇退，解印弃官来消除洪秀全对他的疑惑，但这也很难，因为当时形势已近水火，如石达开真要解职的话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第三种是诛洪自代，谋士张遂谋曾经提醒石达开吸取刘邦诛韩信的教训，面对险境，应该推翻洪秀全的统治，自立为王。
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第三种办法应该是较好的出路，因为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已摒弃了像洪秀全那样的领袖，需要一个像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来维系。但是，石达开的弱点就是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他愚忠地讲仁慈、讲信义，对谋士的回答是“予唯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因此，石达开认为率部出走才是其最佳方案。这样既可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将此地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充。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会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镰，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独去四川自立门户。
历史证明这一决策完全错了。石达开虽拥有20万大军，英勇决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最后仍免不了一败涂地。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石达开决定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部队的安全。这是他的又一个决策失误。当石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时，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通过船运达到把石达开和2000多解甲的战士分开的目的。这一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
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个人决策的失误。他不自量力的行动，决定了他出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当我们在作决定时，常会犯一个老毛病，就是“不自量力”地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在作出决定前，首先应先问问自己，作出这个决定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如果做此决定会产生何种后果。这样便能促使自己三思而后行，避免冲动。其次，还要锻炼自制力，尽力做到处变不惊、宽以待人，不要遇到矛盾就以“兵戎相见”，像个“易燃品”，见火就着。倘若你是个“急性子”，更应学会自我控制，遇事时要学会变“热处理”为“冷处理”，考虑过各个选项的利弊得失后再作出决定。
遇事三思而行，理清头绪，考虑周全，是做事基本原则，也是减少犯错的好办法。凡事都要考虑仔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