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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黄金时代的领袖伯利克里（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那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道，“雅典公民热爱高贵典雅的事物，但没有因此而过于柔弱”“把财富当作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当作可以夸耀之物”“真正的屈辱不是贫穷本身，而是不与贫穷做斗争”。伯利克里还说，“雅典人从事冒险事业的时候，能够对它深思熟虑，而不是像其他城邦的人那样是出于盲目无知。雅典人既关心公共事务和政治，也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在施惠于人的时候不是出于算计得失，而是出于一种慷慨大度的信念”。伯利克里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
伯利克里所描述的这种人，颇类似于一百多年以后孟子对于“大丈夫”的描绘：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比伯利克里稍早一些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人的境界也做出了类似的概括，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应该有直率质朴的一面和好礼典雅的一面，如果只有前者，则表现得粗枝大叶甚至粗鲁，如果只有后者，就不免虚浮孱弱。“质”与“文”兼而备之，整合为一体——“文质彬彬”，才可以造就一个君子。然而不幸的是，后世的儒家教育，似乎并不能真正发展与维护这种人格平衡，乃至于“文质彬彬”这个词，都逐渐异化成了“气质文雅，彬彬有礼”的意思。儒生的文弱，在欣赏者的眼中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在批判者的眼里是“迂腐伪善”“百无一用”。这肯定是孔子所不愿意看到的。
孔子对人性还有另一个与伯利克里相似的看法。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如果你需要朋友，周围没有那种中庸平衡的人，那就只好结交那种狂放不羁的人，或者认真谨慎的人。这两种人各有所长，前者有进取心，敢作敢为；后者讲原则，洁身自好。但是他认为，合格的君子应该是中庸的。这与他的“文质彬彬”论是同一种看法的两种表达方式。可惜的是，后世之人把“中庸”偷换成了“甘于平庸”“不耻人后，不为人先”甚至“随大流”等含义。
“贫贱不能移”这个品质，在孟子之前，孔子就以另一种方式描述过。他在评论弟子颜回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这番话并不是在鼓励贫穷，而是赞扬颜回这个人的人生态度：在穷困之中也可以保持乐观，尽力而为。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贫贱的时候，内心也应该坚定巩固，不失节操。而后世之人把“君子固穷”也做了他解，似乎君子就应该固守贫穷，不穷不足以称为君子。
如果孔子能碰到伯利克里，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在人格成长的看法上与之心有戚戚。孔子会说，他所欲培养、所要期待的君子，也就是伯利克里所描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