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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心理学》是一本关于人格成长的书。本书对人格的定义，沿袭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即认为人格是由本我（本能冲动）、超我（以“应该”和“不应该”作为指导原则的道德之我）和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在本能冲动和超我原则之间起调节作用的心灵结构）三个方面构成的。
但对于什么是本我、超我和自我，我们并不能照搬弗洛伊德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以及心理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得到的新证据，提示我们不能不对他的观点进行一些修正。
例如，弗洛伊德晚年认为，除了“生本能”（崇生畏死的本能），人类有一种引导自己的生命走向解体、从有机物变成无机物的“死本能”。
在他看来，自杀便是死本能驱动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把指向自己的毁灭欲望转而指向他人，就表现为攻击欲。他认为纳粹对其他民族的攻击，便是这种自毁本能转向外部的结果。
我们可以理解弗洛伊德晚年面对纳粹对文明的破坏，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所必然体验到的悲观和绝望，然而不论在人类个体的生命历程里还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都难以确切无疑地找到弗洛伊德所定义的死本能的存在。他用来支持这个概念的证据大多比较牵强。
首先，攻击性是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都普遍存在的一种本能，不论是抵御侵犯，还是获得生存资源，攻击性都是多数动物维持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人类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表现出了相当激烈的攻击性，而这些攻击性显然不是出于自毁的需要。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对于攻击性及其带来的破坏性越来越警惕，也终于开始对丛林法则进行口诛笔伐，这毫无疑问有充分的正当性，体现了人性的最终胜利。但是把人的“攻击性”这种动物本能等同于自毁性，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说不通的。
其次，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在年轻的时候生命力旺盛，生本能（包括力比多，即快乐本能，以及自我保存本能，即逃避痛苦和避免死亡的本能）超过了死本能，故而崇生畏死，而步入中老年以后，死本能则逐渐超过了生本能，于是自我毁灭（促使自己回到无机状态）的欲望就占了上风。这个说法更是值得商榷。虽然老年人的自杀率高于中年和青少年，但自杀仍然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现象。而且多数自杀案例的主要原因在于逃离痛苦，在于绝望或生命尊严的丧失，当消除痛苦的其他方法出现（例如当绝症有了有效的治疗药物）时，自杀往往就不再成为一种选项。
放到整个生物界来看，自杀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在动物界观察到的自杀，也主要是与消除痛苦有关，即便雄性螳螂会把自己送到配偶的口中，其实现的功能也是后代的繁衍生息，实现的是一种在因果链上更为长远的自我保护，而绝不是为了配合大自然把生命打回到无机状态。大自然的确有一种力量，时时刻刻想要“解构”有机物和生命体，让它们回到无机状态。但这股力量主要是以疾病、灾难和来自其他生命体的攻击与吞噬等形式而存在的，即便真的存在一种“自毁本能”，它的力量也似乎太微弱了——至少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追求与放弃、享乐与禁欲、战与逃、攻与防、展示与规避这些看似矛盾的成对动机看成促成和维系生存的对立统一力量，是生本能的具体形式，那么我们就不太需要引入“死本能”这个概念。
所以，当“死本能”的概念在理论和经验上尚不能有一个妥善的位置时，本书把这个概念搁置一边。而“生本能”这个概念则是本书所采纳的理解人类动机的基石之一。
我们如果注意观察生活，就能发现，人类有对食物的渴求、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冲动、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获得来自他人的肯定和赞美的需求、性需求……这种种动力，推动了人这种生命体的生长和繁衍。人类建立城堡和围墙、修建房舍、发展医药技术、为抵御意外而积累物质和金钱、抵抗侵略、改造环境……这些避免死亡的做法，对于生存繁衍也至关重要。生本能是生命冲动和自我保存冲动的集合体，它推动了个体的生存繁衍，保护了个体的存在，同时也带来了“求而不得”的痛苦以及对失败与死亡的绵绵不绝的担忧与畏惧。
本书主要是从“生命冲动”和“自我保存”这两个成分来理解本我（本能）。进一步说，由于本书所关涉的是“人格成长”这个主题，在探讨本我的成长时，本书将聚焦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能够看到的那部分本我——自体（self）——的成长。
人格中本我的成长，其实就是自体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例如，一个新生婴儿，出于本能，会依恋母亲，从母亲那里获得滋养和保护。当母亲在身旁的时候，他便有踏实之感。他也会体验到他和母亲分离的痛苦和重聚的快乐。这些来自本能又被环境激活的体验在自我的参与和引领下逐渐变得完整、协调、充沛和平衡，成为自体的核心。自体的成长，意味着自体发展成相对稳定、完整和充实的样子，用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发展成“内聚的自体”。如果人的自体不能发展为内聚的样子，就会表现得不稳定、破碎和空洞。他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有价值的，有时突然又觉得自己糟糕至极、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如，在某些成长环境下，孩子只能展现“积极进取”的自己，内心的负面感受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久而久之，他的内在体验是割裂的。他的需求、兴趣和冲动都不被尊重，他努力按照别人设定的框架去生活，慢慢地，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种“内在的空心”状态亦是自体不内聚的表现。他也许在某些情况下能感受到积极进取带来的愉悦感和意义感，但在内心深处又觉得一切毫无意义。
本我固然是一类很强劲的力量——不论是生命冲动还是自我保存动机。而在人格里还有一种力量，它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亚于生命冲动和自我保存动机，那就是超我。超我是人格的另一个部分，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做了超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会体验到自豪感；如果我们做了它认为不应该做的，就会产生内疚感。就内容而言，超我是一系列律令和榜样，它们来自我们成长中的环境（比如权威要求、群体舆论、前人留下的道德故事和戒律等）。
与急迫的生命冲动和自我保存动机相比，超我的影响力经常显得并不那么“及时”，以至于它给我们一种软弱无力的印象。小时候，我们能看到乡间一些孩子成群地去偷瓜摸枣，置成年人的训诫于不顾，或者成年人有时在名利场上见利忘义，仿佛那些道德戒律只适用于约束他人。然而“应该”和“不应该”作为处世原则，会持续地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成年人对当年偷瓜摸枣的行径耿耿于怀，甚至回头向那些利益受损者提供补偿，而其实那些“受损者”可能早已忘掉这些小小不言的损失。或者一个年逾古稀之人，回首平生时感叹当初年轻时不该那么轻易地被快感冲动所裹挟，放弃追求更有尊严的目标。
有些超我原则对人的影响比较缓慢，也许这正是超我的正常发展方式之一。如果在某种文明里，一个5岁的孩子必须像25岁的成年人那样在私有财产方面有着严格的归属意识，或者一个25岁的年轻人必须像75岁的老年人那样乐天知命，那么这种文明该有的活力也恐怕丧失殆尽了。
自豪感和内疚感是两种强烈的情绪，但比起本我冲动来，似乎力量不足。超我的最强劲的部分来自人们对社会排斥和群体惩罚的畏惧。而且人们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是否道德时，往往会用比评价自己的行为更高的标准
。道德主要在群体中产生，超我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文化体系和群体舆论。每一种文化里都有一套人文经典，它们作为“人生指南”“核心价值观”，指导着个体和群体的发展方向。
不过每一种文化里的人文经典往往是对理想人格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最为关注的超我要求往往与具体的时代精神有关。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最牢固的价值观，但它们在《论语》这样的经典中并不是被强调得最多的。
超我在个体的人生和日常行为方面都提供了方向和约束。超我推动个体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所以超我的内容，那些以“应该”和“不应该”作为情态动词的指令，往往是在告诉个体怎样做一个社会人。每一种文化都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告诉生活在该文化里的个体应该或者不应该怎样生活。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我们看到文化和舆论（尤其在传统社会中）在提供超我的内容方面比较强调约束个体的欲望，提倡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又会带来个体层面的压抑和痛苦，这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和舆论往往具有的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可以说就是对中世纪的道德完美主义的一种反思。
当今社会诸多文化中的超我都有迎合个体欲望的倾向。一些人的价值观已经变成以“绩效主义”和/或“享乐主义”为主体。人生的价值指向获得极致的个人成功、最美好的肉体享受、最受欢迎的中心位置……传统文化中所约束的，一时间变成当下所提倡的。这不免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个体很难成为传统文化中推崇的纯粹的公而忘私者，那么个体其实也很难得到极度的成功和极致的快乐。如果把后者当成“人生指南”，在实践上依然是海市蜃楼。
如今的时代与过去的一个很大的不同，莫过于出现了一批富有的人，小康之家、衣食无忧者也大幅增加。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从容面对生活和职业选择。但是，物质的丰富、生存压力的缓解，并不会自然地带来生命意义感的充盈和更多的独立精神。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是基于这样的观察：贫贱、富贵、强权，都在以它们各自的方式阻碍着人的成长。
本我是急切的、冲动的，超我威严强势，有完美主义倾向，这两股巨大的力量经常处于激烈冲突之中。好在人格中还有第三种力量——自我（ego），它能够在这两股力量之间担当调节的重任。
自我的功能之一便是设法处理本我冲动和超我要求之间的冲突。例如，一个去邻居的田地里偷瓜摸枣的孩子可能会安慰自己这是小事一桩。这就是自我迎合本我冲动和规避超我要求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和为数众多的其他方式，就是所谓的“自我防御机制”（或叫“心理防御机制”）。
当自我防御机制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借此平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它们经常被我们无意识地使用，但如果它们被有意识地使用，心理学中有另一个词语来描述它们——应对方式。《三国演义》里曹操所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便是这种人应对自己的内疚感的一种方式，这类人这么做是有意识的，与3岁儿童完全出于本能地忽略他人利益的行为大有不同，但使用这种应对方式的成人，很可能自懵懂未开的年纪起就一直在无意识地这么做，直到该方式变成有意识的行为。
当然，应对方式并不都源于自我防御，自我有意识地学习新的方法和习惯，也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例如，一个在与陌生人交往的场合容易焦虑的人，发现有朋友用讲笑话的方式缓解尴尬的气氛，他也会慢慢习得这种方式，以至于每当与陌生人打交道，就变得妙语连珠，甚而把自我解嘲的能力发挥得炉火纯青，这就是一种通过学习和练习来掌握的应对方式。
不过把自我防御和应对方式清晰地区分开来，是心理学家们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如果面对具体的人在真实情境中的所作所为，是很难把二者区分得很清楚的。一个在陌生人面前妙语连珠其实内心焦虑的人，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如果他不是脱口秀演员，已经准备好了讲稿和笑点，而是一个为了缓解焦虑而即兴发挥的人，一定会有很多他在当下并不清楚的下意识举动。
另外，不论是自我防御机制还是应对方式，都并不只是用于解决本我冲动和超我要求之间的冲突。本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例如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之苦）、超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例如舍生取义和苟且偷生之间如何选择）、本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例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超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个体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境地中时）……所有这些都可能需要自我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来解决。
自我防御机制或应对方式都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与年龄不相称的自我防御机制或应对方式是人格发展不顺利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3岁的孩子去邻居家的树上摘果子，很可能像“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故事所描写的那样，把被“人赃俱获”的可能性排除在意识之外，甚至在“东窗事发”的时候矢口否认，即便手里还握着“罪证”。善良的邻居一定不会拿这个3岁的孩子的行为大做文章。如果一个孩子早早地接受了严苛的超我的要求，那么他的生命体验一定是痛苦无趣的。但如果一个13岁的少年把自己与别人的财产边界看得无关紧要，总是以“此事无关宏旨”来合理化他对别人利益的侵犯，其人格的成熟度便令人担忧。如果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防御机制或者应对方式，则会令他人无法容忍了。
随着人格的成长，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防御机制会越来越有意识，而不总是无意识地使用它们。例如，一个5岁的孩子在妈妈的朋友递来巧克力时口是心非地说“不要”，很可能同时意识到了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畏于妈妈在场（而不是像更小的时候那样只是“自动地”按照妈妈的要求来做）。如果他的妈妈始终不置一词或者一口回绝，他很可能会有怨怼的情绪。但这些都说明，他已经能把“我想要”和“因为妈妈的权威性我不能直接要”这两种心理活动区分开来了。如果他此时并没有这种不满的情绪，唯一的体验是“因为妈妈不喜欢，所以我不能要”，从而把自己真实的感受隔离出去，那么这种解决内心冲突的防御方式尽管看似一劳永逸，但其实让一个孩子离自己的真情实感越来越远了。
自我的功能并不限于使用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与自我有关的功能还包括共情与沟通能力、勇气（勇于做出改变，超越趋乐避苦的本能）、节制力、智识（经验、思维能力、判断力等）、超脱性等一系列心理能力。自我的这些功能，都有助于解决内在的心理冲突和维持人际关系，保证个体和个体所在的群体的生存。
成长是两个看似矛盾的目的的集合：①成长为群体中的一员；②成长为独立的人。虽然一些文化传统比另一些更加强调其中的某一面，但这二者原本是相辅相成的。过分强调其中一面的结果是事与愿违。
例如，把“极端的独立”体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分裂样”这种人格类型。分裂样人格者把自己与他人在情感和生活上隔离开来，对他人和群体乏有兴趣，似乎“不在红尘中”。虽然他不能成为群体的一员，不能对他人的生存有所助益，但是他在客观上又最需要他人和群体的“供养”，分裂样人格者往往会在事实上成为最具有依赖性的个体。
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恰恰需要人际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一个人才能够发展自己的个性（例如一个天生热爱思辨的人，必须通过与师长和朋辈的交流方能充分地发展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也正是在人际互动中，一个人才有可能不完全依赖他人（当他能以他独特的存在为其他人提供助益时，他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成为他人的累赘）。
类似地，如果把“成长为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理念推至极端，也会来到它的反面——成为极端隔绝的人。当个性不被尊重，每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同样的方式去感受，遵照同样的思维去思考，依照同样的信念去相信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由没有个性的人会聚成的群体，不但个体消失了，集体也消失了。这时所谓的集体是成堆的、成片的或成块的简单体，不会有复杂的结构，更谈不上是一种能够发展的结构。我们不能指望用砖头堆砌的房子会像一棵树那样生长，也不能期待一群圈养的羊会像一群野生狮子那样能够完成复杂的协作、实现组织的目标。
只有同时尊重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中，个体与群体才能双双得以发展。在儒家的观念中，这就是由君子组成的“和而不同”的社会的样貌。
所以如果要描述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成长良好的个体是什么样的，一定不是“独立的人”或“社会的人”可以概括的，而应该是二者兼有之人。成熟的人有独立性，有自己的想法，相信自己的感受，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也有社会性，能尊重他人的想法，能够共情他人的感受，能欣赏他人的生活方式。他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同时又抱有与大家一致的核心价值观。
独特性与社会性兼具的人格，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方能形成。人格在发展的起点上是“碎片化”的。例如，人的依恋本能在婴儿期就开始出现，并且表现得至为强烈，而本能中的性冲动，虽然在幼年开始萌芽，却是到青春期以后才会成为一种在强度上不亚于依恋的需求。把依恋需求和性的需求整合起来，就是青春期以后发展伴侣关系过程中要经历的心理成长。这个过程如果不顺利的话，伴侣关系中的依恋和性冲动之间的联系就可能是支离破碎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再如，自我也会在成长中经历从各种功能“零碎地”出现到诸多功能被整合起来的过程。一个幼儿能辨识形状和听懂语言，但计算能力要到学龄期方能掌握，而共情能力、足够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这些自我功能要到成年期才能发展得比较完全。这些“各自为政”的自我功能，最终可能被整合成互相成就的整体，例如，一个成年人能够用合适的语言，基于对他人的感受和行为的较为准确的判断，与另一个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但是未能很好整合自我功能的个体，即便可以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却不知道如何进行交流；或者虽然“能说会道”，却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乃至于不能掌握交流的分寸，显得“摇唇鼓舌”，令人不堪其扰。
超我的发展亦类似。起初个体以行为是被惩罚还是被奖励作为行动的依据，而种种行为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联系，道德标准是碎片化的。一个摘了邻居家树上的果子的孩子遭到惩罚之后，他的道德判断可能是“不可以摘邻居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未必能由此意识到把同桌的教科书拿回家也是类似的行为。只有进入学龄期以后，孩子才能逐渐把各种道德经验的碎片比较好地统合到抽象的“道德规范”里去，同时也能学会把道德判断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无限扩张。例如，一个青少年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你不可偷盗”这个规范的含义，他知道拿走同桌的教科书或者摘下邻居家树上的果子违反了“你不可偷盗”这个道德规范，但也知道拿走被同桌扔到垃圾桶里的书不必感到内疚，或者根据当地风俗，从一个关系要好的邻居家的葡萄树上摘下几颗葡萄可能无关乎道德。对于一个幼儿，他是无法进行如此复杂的道德判断的。所以，超我的发展之所以可能，不仅得益于超我的内容碎片的整合，其实还有赖于自我和自体（本我）的发展。当一个人缺乏“我的”和“他人的”、“我家的”和“他家的”这类判断能力时，其超我判断一定是不清晰的。
道德整合的最终阶段，不是把具体的行为标签化地定义为“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而是以普适原则作为依据，结合具体情境进行道德判断。例如，一个孩子如果认为闯红灯是不道德的，他甚至会认为，即使是为了抢救人的生命，也不可以这么做，而一个成年人就会根据具体的情境来判断这个行为的道德性。例如，为了抢救人的生命，救护车可以闯红灯，此行为是根据“人命关天”这个普适原则做出的选择。
在发展起点上，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也是碎片化的，它们之间的冲突也需要逐步解决，以达到三者关系的平衡与完整。这种平衡与完整，意味着一个人逐步解决了内在的大量冲突和纠结，并有能力相对较好地共情和理解他人。在“碎片化”和“平衡与完整”之间，其实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所以，人格的发展，大致要经过从“碎片化自体模式”（fragmented selves）到“自我中心模式”（self-centered）再到“主体间模式”（intersubjective）的发展过程。“自我中心模式”，在正常的人格发展中，是儿童青少年期（大致为3～15岁）这漫长的十几年的“过渡阶段”的心灵的大致样貌。
概言之，人格的发展，意味着个体从“共生的人”向“独立的人”、从“自闭的人”向“社会的人”的发展。而且，人格的发展又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它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影响下发生的。社会本身的发展状态、它的健康程度，以及它是否平衡，经常为成长于其中的个体的人格发展奠定了基调、设定了阈限。
本书以精神分析的人格成长理论为主线，以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理论为辅助，探讨人格成长这个古老的话题。
在这个时代谈成长，容易被认为是在贩卖“心灵鸡汤”，不过本书所探讨的成长与人际竞争和“内卷”没有关系，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揭去一些遮蔽与窒塞，让心灵世界得到舒展。
《成长心理学》面向的读者包括临床心理工作者和对人格成长感兴趣的非心理学专业读者。我期望本书能够帮助临床心理工作者理解临床工作中来访者心灵内部发生了什么，也希望能帮助作为来访者和爱好心理学的读者理解自己和他人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和现象，以及了解心灵成长的方向。
心理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推进的，并不能跨越和忽略掉那些必然的过程。至于成人阶段，现代心理学也早已超越了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大致观察，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所面临的生理、心理、环境状况有了更为细致的认识。